尊孔无罪
    作者：周炽成（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6月17日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不出名的学者埋怨道：“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尊孔’与‘反动’成了‘等式’，以至当今学人凡言孔子者，忌讳之甚莫过‘尊孔’。对于孔子这位伟人，你尽可以大胆地讲他一百句好话，给予他‘再评价’，但仍然切齿于‘尊孔’两字。”[1]这位论者大胆地为尊孔辩护：孔子未必不可尊、尊孔未必都“反动”、“反孔”未必真“革命”。二十年过去了，响应他的言论实在太少。在人们纷纷读《论语》，纷纷对孔子说好话的今天，敢于在公开出版物明确提倡尊孔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几乎没有人敢说尊孔？根本原因在于：经过频繁的反孔，“尊孔”这个汉语中本来是很平常的词，在太多中国大陆的人心中具有了独特的含义，它经常与“反动”、“保守”、“专制”、“复古”等词有联系，从而使它们成为该词的“附加值”。将这些“附加值”固定化，应该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大“功劳”。众所周知，这场运动形成了一个基本结论：“反动派”都是尊孔派或者说尊孔派都是“反动派”，“革命派”都是反孔派或者说反孔派都是“革命派”。这场运动形成的其它很多荒唐结论，后来都被抛弃了，但是，这个结论却在太多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却牢不可破。例如，在21世纪，还有人说：“儒家文化命运变迁的历史证明:凡是维护专制者都尊孔,凡是倡导民主者都反孔。”[2]“历代帝王都尊孔，是想用孔子的理论为专制服务，再用御用文人进行不断地篡改充实利用改造，创建一整套的封建专制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规范。”[3]还有论者把这个结论推到外国人身上，把20世纪初在华西人中的尊孔派也作为“反动派”，认为他们与中国的尊孔派结成反动文化大同盟：“五四时期，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尊孔复辟的中外反动文化大同盟。在中国的一方，是以溥伟为代表的亡清皇室贵族集团、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军阀复辟集团和以张勋为代表的旧军官、旧官僚集团，他们掀起了尊孔复辟逆流；在西方一方，以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殖民主义者庄士敦等为代表的‘中国通’纷纷来华‘讲学’、‘访问’，发表了他们的尊孔观，呼应尊孔逆流。……他们对于中国旧文化借尊孔抵制、阻碍新文化运动乃至民主主义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反动作用。”[4]查中国期刊网，从1990年至2009年上半年，题目中有“尊孔”一词的文章共60多篇，其中大部分都有与这些引的话类似的话，都以该词为贬义词，都坚持或基本上坚持上述批林批孔运动所形成的那个荒唐结论。其实，并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支持这些文章的说法，只是批孔的强大惯性让这些说法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
    
    
    但是，在海外华人社会、台湾、香港、澳门，不存在以上这些说法。如果海外华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在读大陆出版物时看到它们，肯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承认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因而可以说都是尊孔的。创办于1906年的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经过了100多年历史，成为当地名校。南洋华人的尊孔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大陆中国人以“尊孔”为贬义词的习惯，阻隔了他们与其它地区华人的文化交流，严重影响了中华文化的统一。而且，在日本、韩国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方，“尊孔”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在这些地方，太多的人属于尊孔派。因此，以“尊孔”为贬义词，也阻碍了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等的文化交流。
    
    
        按照尊孔派都是“反动派”的逻辑，孟子、荀子、司马迁、董仲舒、韩愈、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戴震、康有为、梁漱溟……都是“反动派”。按照反孔派都是“革命派”的逻辑，“四人帮”就是最彻底的“革命派”！遵守这两种逻辑的论者，难道不应该反省一下？
    
    
        下面，我要响应第一段提到的那位论者的看法，大胆地为尊孔辩护。我才不怕人家说我是“反动派”呢。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表明：太多骂人家是“反动派”而自我标榜为“革命派”的人最终被历史唾弃。梁效、罗思鼎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在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以散播“革命”舆论、批判“反革命”舆论而着称，但最终却成为历史的笑柄。我敢说，本文第二段已经引用过的那些说法，以后也将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我要为之辩护的尊孔并不是对孔子的盲目崇拜，不是迷信孔子，而是包含三层意思：尊重孔子、尊敬孔子、尊仰孔子。兹分论于后。
    
    
        尊孔的第一层意思是尊重孔子。被尊重的孔子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任何一个人都有尊重他人的义务，也都有被他人尊重的权利。这是为人最基本的要求。孔子作为一个普通人，尽管早已去世，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漫骂一个人，是对一个人不尊重的常见形式。例如，70年代批林批孔期间以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等话骂孔子，是对孔子的不尊重。现在李零以“丧家狗”说孔子也是对他的不尊重，因为该词有通用的强烈贬义，这种贬义已经固定化，而李零自己对它的奇特解释并不通用。[5]漫骂孔子的人，20世纪有，21世纪也还有，不过，他们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骂孔的时代早已过去，尊重孔子是多数中国人的呼声。假如孔子活到现在，我想，他也会说：请尊重我，不要再漫骂我。70年代的骂孔，以其极端的荒谬而载入史册，后人要永远引以为鉴。
    
    
        李零自以为他是尊重孔子的：“孔子是知识分子。我对他的最大尊重，是拿他当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天职，不是煽动群众，假造民意，劝说领导，替他们拿主意，开药方，而是力排众议，讲真话。”[6]这些话看起来是尊重孔子，而不像以“丧家狗”说他那样不尊重之。但是，仔细推敲，里面有很多问题。李零所说的知识分子，有独特的含义。在他看来，出政治主意，不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既然这样，他就肯定不喜欢出政治主意的孔子，也就很可能不尊重这样的孔子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孔子的政治意识很浓，对治国、平天下很有追求。而且，如果知识分子要“劝说领导，替他们拿主意，开药方”，就一定要“煽动群众，假造民意”吗？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吧。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李零很难尊重有政治头脑的、对治国和平天下很有追求的孔子。
    
    
        尊重孔子，不仅包括尊重孔子本人，而且应该包括尊重历史上的孔子形象即后人心目中的孔子。既然从战国末期至晚清，孔子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地位。尊重历史事实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有人以为后人心目中的孔子是假孔子，因而要“打假”，这实际上也是对孔子的一种不尊重，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
    
    
        尊孔的第二层意思是尊敬孔子。被尊敬的孔子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超出了普通人而具有超前的智慧、非凡的行为、闪耀着永恒光辉的言论。他的思想之丰富、深刻，他的教育之成功、有效，早已被人反复论说，而我只这样说就够了：主张仁者爱人的思想家和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值得人们永远尊敬。他可以荣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当之无愧。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华大地就有这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两千多年后的中华儿女不尊敬这样的人，那确实很奇怪。有位学者在十多年前质疑得好：“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一般老师尚且要尊，为什么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和万世师表的孔子，就不能尊而敬之呢？……侮辱圣贤，数典忘祖，不以为耻，安之若素，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吗？”[7]这位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就比李零的要好得多了。
    
    
        众所周知，仁是《论语》中最重要的、被孔子论述得最多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多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爱人。爱人的反面就是恨人、斗人、打人、骂人。从“文革”前十七年、到“文革”十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年，中国大陆的教育都贯穿一种理念：没有普遍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只有具体的、阶级之爱，因而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要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必然要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这种理念之下，对“阶级敌人”的斗、打、骂就是很自然的事。那时候的大陆中国人接受了过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崇拜的教育，而严重缺乏爱与同情心的教育。“文革”之中学生打老师的种种疯狂行为，可以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得到某种解释。有一位论者以独到的眼光指出：“‘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做是‘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  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学生们开始形成红卫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做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做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形成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为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代青年，成了‘文革’爆发初期的叱咤风云的一代，成了这场革命的工具。”[8] 毛泽东在60年代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广大学生响应这一号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修好这一门主课。学校是他们修这门主课的最方便场所。在学校如何实践阶级斗争？老师是“统治阶级”，学生是“被统治阶级”，因而“革命”学生起来造“反动”老师的反就是最好的校园内的阶级斗争。这些喂狼奶长大的孩子是反对仁者爱人的孩子，看着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明白孔子仁者爱人的价值，就会明白为什么必须尊敬主张仁者爱人的思想家孔子。
    
    
        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同样值得人们尊敬。反观两千多年前，在人类所有文明中，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教育家像孔子这样说、这样做。通过与所谓教育阶级论的比较，就很能凸显有教无类的价值。从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大陆中国人在反对仁者爱人的同时，极力强调教育的阶级性。人们众口一词地说：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中国人这样来批判孔子的有教无类：“孔丘的教育路线，从教育对象、教学内容到培养目标，都是有鲜明阶级性的，都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他所讲的‘有教无类’，只不过是说，在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不再分界限，是为他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然而反动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却把孔丘的‘有教无类’说成是不分等级、不分贫富乃至打破阶级界限的所谓‘全民教育’。……刘少奇、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鼓吹所谓不分阶级的‘有教无类’，其目的就是为他们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寻找理论根据，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学校为工农兵开门。”[9]读着这些胡言乱语，我们不难感受到有教无类之可贵和教育阶级论之荒谬，不难看出要尊敬践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的理由。
    
    
    尊孔的第三层意思是尊仰孔子。被尊仰的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伟人、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华民族的圣人。孔子不仅仅是春秋时代的那个教师匠，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载体和价值载体。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承先启后的人物，孔子一方面继承了在他之前两千多年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文化。柳诒征说得好：“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0] 不敬孔子，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是不敬中华文化。看不到或否定孔子与中华文化的高度相关性，这是二十世纪反孔人士的一大误区。除一部分全盘西化论者外，他们都不敢说自己不敬中华文化，但是，将他们的反孔言论推下去，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实际上不敬中华文化。
    
    
    不少人认为，孔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跟老子、墨子、庄子等人并列，因而不能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确实，孔子是诸子之一，但是，还应该看到：他是诸子中最有影响之一“子”。无论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以后，其他“子”在影响力方面都比不上孔子。对此，仅仅从孔子的学生人多势众这一点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是孔子的思想与人格，使他比其它“子”更有吸引力，更能代表中华文化。孔子完整而深入地继承了六艺，并非常成功地以六艺教学生，而六艺是上古文化的集中体现。显然，孔子在继承上古文化方面要比其它“子”做得好。因此，柳诒征才会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不仅有传承，而且有创新。他开创了中华文化的新时代，这是“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圣人？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于持肯定的答案的人来说，本土的圣人应该比外来的圣人好，这可以成立吧。对于他们来说，尊仰圣人孔子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持否定答案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有历史的观点，承认孔子在历史上的圣人地位。孔子在战国末年至清这两千多年中作为圣人被尊仰，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很多人有一种误解：孔子普遍地被承认为圣人，是西汉中期的事。他们往往把这个事与董仲舒和汉武帝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联系起来。事实上，孔子之被公认为圣人，远远早于西汉中期。孔子之成为圣人，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将孔子称作圣人的，起初只有个别人，后来慢慢增加，最后人人都这样称他。这个过程很长，有两、三百年之久，这就是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末年的那段时间。孔子在生时，就有人以他为圣人。《论语•子罕》记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和子贡都以孔子为圣人，但孔子自谦，不以自己为圣人。在另一个地方，孔子又明确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在孔子去世后，以他为圣人者逐渐增加，这些人既包括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多传弟子，也包括其他人，甚至还包括他的对手。到了战国后期，以他为圣人者已经非常普遍。我们只要引用韩非子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11] 韩非子是儒家的对手，当然也是孔子的对手。他批评孔子与儒家的立场，人所共知。但是，连他这样的人也这样说，由此可见当时以孔子为圣人已经是一种公认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以孔子为“至圣”，这又比战国末期公认的以孔子为圣人进了一步。司马迁将孔子与君王作比较，也值得那些念念不忘以孔子为君王代表的论者深思。显然，李零之“孔子是汉武帝大树特树捧起来的圣人”[12]的说法实在太荒谬。完全是民间的力量使孔子成为圣人，官方的力量并未起作用。
    
    
    确实，从汉代起，孔子从帝王那里获得了“文圣”、“先圣” 、“玄圣”、“至圣先师”等称号。辛亥革命以来，很多人认为，帝王们这样做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私心。不能否认有些帝王有这样的私心。但是，仅仅以私心来解释之，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为什么不说这是帝王们对既定现实的承认呢？为什么不说他们也像一般百姓一样发自内心地尊孔子为圣人呢？为什么不说他们从小读《论语》因而以孔子的教导来治国？除了一些开国之君外，大部分君王小时候都读过《论语》，而教他们的老师自然会贯彻孔子是圣人的观念。显然，从战国末年至晚清，孔子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的圣人，而不只是帝王的圣人，不只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圣人。孔子作为圣人的形象是与春秋时的孔子本人一脉相承的。以为前者是假孔子，而后者才是真孔子，这是对孔子的伤害，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对中华文化的伤害。
    
    
    就算你认为我们今天不需要圣人，因而你不尊仰孔子为圣人，你也要承认：孔子在两千多年中被作为圣人尊仰过。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早已多元化。因此，我不能强迫那些坚持我们今天不需要圣人的人尊仰孔子。但是，我奉劝他们承认孔子被尊仰的历史事实，不要解构孔子在那两千多年中的圣人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与现实可以分开。当然，对于那些认为我们今天需要圣人的人来说，历史和现实则连成一体。
    
    
    以上三种意义的尊孔，从低到高，从弱到强。尊重孔子，是低度的尊孔；尊敬孔子，是中度的尊孔；尊仰孔子，是高度的尊孔。低度的尊孔，应该可以成为人人接受的共识。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倡中、高度的尊孔。尊孔，就是尊中华文化，就是尊中国传统，就是尊中国人。我实在看不出尊孔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相反，倒是贬孔而尊“打倒”、尊“斗争哲学”、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尊孔无罪，而二十世纪的太多反孔有罪！
    
    
    确实，在历史上有人将孔子尊为神，有人迷信孔子。正如很多人都知道的那样，汉代的纬书曾经把孔子描绘为神，以为他身上有神的种子。在纬书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他母亲梦与“黑帝”交而怀上孔子。将孔子尊为神或者迷信孔子，可以说是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尊孔形式。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尊孔，不包括这种形式。这种尊孔不是适度的尊孔，而我们上面所说的三种尊孔（尊重孔子、尊敬孔子、尊仰孔子），都是适度的尊孔。这种独特的尊孔只在民间存在过，儒者和士人一般不认可之。另外，要注意特别神与圣的区别，钱穆对此说得很清楚：“神是非人间的，圣则是人间的。……就人而言，神应该是非自身的，超越的，绝对的。圣则是内在的，相对的，即自身而存在的。……神是纯想象，纯理论的，而圣则是经验的，实际的。纵然其间多少也有些人类的想象参加了。但神是在纯想象的底子上而涂抹上人生的实际经验，圣则是在人生实际经验上而涂抹上些想象。”[13]钱穆这些说法对于早已习惯使用 “神圣”一词而将神与圣的混为一体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很有启发。
    
    
    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尊孔，可以容纳祭孔。在传统中国，祭孔是尊孔的重要形式，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这种形式自20世纪五十年代起在中国大陆中断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年才恢复官方祭孔（民间祭孔子在80年代中期恢复）。恢复祭孔，应该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祭孔的历史与孔子被公认为圣人的历史一样长，祭孔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孔是人们表达尊敬孔子和尊仰孔子的最庄严的方式，而且可能还含有比尊敬和尊仰更高的东西。在平时，人们内心尊孔，而在祭孔的时候，人们将尊孔仪式化、严肃化、程序化、外在化。在庄严肃穆的祭孔中，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
    
    
    祭孔还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的民俗。过去六十年，在“反封建”、“破除迷信”等名义之下，多数中国民俗遭到空前的破坏。很多有识之士对此伤心不已。在二十一世纪，珍惜民俗，保护民俗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值得高兴的是：曲阜祀孔大典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由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如果将它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会是更高兴的一件事。
    
    
    不过，那些受长期反孔惯性影响的人士却对恢复祭孔忧心忡忡。例如，徐友渔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反动的军阀、政客常常大搞祭孔和尊孔读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纲常礼教取代自由平等，反对民主共和。我们经常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应该记得一个世纪之前经常导演的这一类丑剧和闹剧，发扬科学、民主、自由、理性的正气。”[14] 作为一个在共和国成立时已2岁、在批林批孔时已成年的人，徐友渔为什么不说他亲眼目睹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丑剧和闹剧呢？既然在近、现代史上，大搞祭孔的是“反动的军阀、政客”，那么，现在参加祭孔的人也属于“反动派”了。在徐友渔看来，科学、民主、自由、理性是“正气”，而祭孔就是“邪气”了。他其实还在遵循反孔派是“革命派”，尊孔派是“反动派”的逻辑。丑剧和闹剧过去几十年了，但其逻辑仍然起作用。
    
    
    不错，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搞祭孔和尊孔活动。一般论者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在为恢复帝制造舆论，而那时响应和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也被认为迷恋帝制，反对共和。这似乎已成为定论。但是，这种所谓的定论事实上没有什么根据。在祭孔和尊孔开始之时，袁世凯明确表示拥护共和制，他只是要用孔子之学来恢复秩序，维系人心，保持民彝。他坚持，孔子之学并不与新的政体有任何矛盾。而其他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也有同样的意图和看法。后来，当袁世凯有意恢复帝制的时候，他也没有以孔子之学为之辩护，而只是强调共和制不符合国情民意。有论者客观地评论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这些提倡尊孔的人因其政治主张的差异而不同，但在根本点上，他们认为孔子的学说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持续稳定的根本条件，其思想原则不仅合乎帝制时代，即使与民主共和的原则也并无根本的滞碍。一般说来，这些尊孔倡导者并不反对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内容的共和原则，他们承认这些原则迟早都应当在中国得以实现。因此，他们反复论证的也只是这样两点：一是实现共和理想的手段与途径离不开孔子学说；二是孔子学说合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理想。”[15]但是，这些公平之论却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太多的人囿于偏狭的意识形态而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20世纪，最冤枉孔子的说法是：孔子之学与专制相连，与皇权相连，与统治者相连。这些说法积重难返，是反对尊孔的最突出的观念障碍。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大陆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但是，以此说法为标志的关于孔子的冤案，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冤案之一，至今还未真正、彻底地平反。令人失望的是，李零在最近几年还在续继这一冤案。他说：“统治者都知道，尊孔就是尊自己，对收拾人心有好处，他们是拿孔子当工具。”[16]李零紧扣阶级斗争这根弦来解读孔子和《论语》，既冤枉了孔子，也冤枉了尊孔。
    
    
    有人可能会担心：今天提倡尊孔，会使迷信孔子“死灰复燃”。他们进而担心这样会使过去三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失效。我理解这些担心，但是，我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现在，普通中国人的理性水平已经非常高。而且，媒体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还在不断地推进这种水平。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批孔的人夸大了传统中国中存在的对孔子的迷信。其实，这种现象主要在民间存在，但士人中很少存在。历代儒家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均不迷信孔子，而是理性地对待孔子。
    
    
    还有人可能会担心：今天提倡尊孔，会退回到所谓“独尊儒术”的局面。首先必须指出，在董仲舒之后直到晚清，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独尊儒术”的情形。辛亥革命之后，有人为了魔化传统政治，就说存在两千多年的思想专制，以儒家学说一统天下，为政治专制服务。这种说法离历史的真实太远。就算董仲舒有“独尊儒术”的意图，这种意图也没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实现。魏晋玄学的发展、隋唐佛教的繁荣、晚明“三教合一”说的流行等等，都说明了儒家事实上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不过，可以在假定存在“独尊儒术”的理念的前提下来考虑前述担心。我认为，这种担心更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提倡尊孔，并不排斥尊其他人或其他学派。例如，如果有人提倡尊重老子、尊敬老子、尊仰老子，我不会反对。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再说一下更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孔子是否要被尊为教主？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基督教对中国的冲击而产生的。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陈焕章等人极力主张立孔子为教主、立孔教（儒教）为国教，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他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抗衡基督教，为了捍卫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尊严。其良苦之用心，一百年过去后，我们还能昭昭明之。不过，康有为的另一弟子梁启超却反对老师和师弟的做法。他说：“孔子……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着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17]梁启超之说，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不过，在民国初年，要国会立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很高，而最后国会讨论的结果是：未到法定的票数支持立孔教为国教的议案。虽然如此，由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陈焕章等人主持的孔教会的活动，仍然在当时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我个人对尊孔子为教主的言论有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不主张今天的尊孔包括尊孔子为教主，其基本的理由是：“教主”一词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很难被界定。
    
    
    注释
    
    
    [1] 萧景阳：《尊孔三辩》，《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2] 田海林：《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毕延河：《尊孔与专制》，《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年第2期。
    
    [4] 张艳国：《五四时期西方“中国通”的尊孔观述评》，《江汉论坛》2003年第6期。
    
    [5] 李零说：“任何怀跑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丧家狗：我读<论语>》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这种对“丧家狗”的奇特解释，恐怕只有李零一个人和他的少数“粉丝”可以接受。
    
    [6]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6页。
    
    [7] 牟钟鉴：《谈谈‘读经’》，载陈明主编《原道》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第144页。
    
    [8]李辉：《红卫兵：从母爱教育的失落开始》，《粤海风》2003年第6期。
    
    [9]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0级工农兵学员：《<论语>批注》，中华书局于1974年版，第358－359页。
    
    [10]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11] 《韩非子·五蠹》。
    
    [12]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3]钱穆：《神与圣》，载《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5年2月，67页。
    
    [14]徐友渔：《别把祭孔活动变成“国祭”》，《新京报》2005年9月27日。
    
    [15] 马勇：《辛亥革命后尊孔思潮评议》，《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
    
    [16]李零：《去圣人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页。
    
    [17]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6页。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