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经学中的齐、鲁之学及其与今、古文之争的关系

作者：丁鼎（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

来源：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洙泗儒林跬步集》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便被全社会共尊为经，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考订、阐释和传习的学术活动便由一种传承于齐鲁地区的地域性文化上升为国家法典性的“经学”，上升为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主流文化。从此以后，儒家经学便正式确立起其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帝制专制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我国古代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和伦理观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两汉儒家经学是在先秦时期齐文化与鲁文化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汉儒家经学的形成与发展壮大既是齐文化与鲁文化合流并进而一体化的过程，也是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逐步上升为官方主流文化的过程。因而在汉代早期的儒家经学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齐学与鲁学的分野。

“齐学”与“鲁学”这两个概念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但“齐学”作为一种完整的现代学术概念则是由胡适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首先提出，他把阴阳五行学说视为“齐学的正统”，此外，形成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黄老之学，也属于齐学的范畴。“鲁学”这一学术概念则由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提出，他认为“儒是鲁学”，儒学是鲁文化的学术代表。虽然齐学与鲁学随着董仲舒儒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而渐次融为一体，成为汉代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在汉代经学传授谱系中，尤其在西汉时期，齐、鲁两个地域的学者在经学传习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体现了齐学与鲁学的不同学术特点。

齐学和鲁学风格不同。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鲁学是谨守旧义的，齐学是博采杂说的，一个纯笃，一个浮夸，这便是他们的大区别了。”钱穆先生也认为“齐学恢奇驳杂”“鲁学纯谨”“大抵治鲁学者，皆纯谨笃守师法，不能驰骋见奇，趋时求合”。大体说来，鲁学注重礼乐文化，恪守先师遗说谨严有度而少创新精神。而齐学驳杂恢弘而富有开放意识，崇尚权变，近于趋时，好言阴阳五行，多信谶纬。汉初叔孙通帮助刘邦制定朝礼之事就充分体现了齐鲁学风的差异。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高帝刘邦统一天下后便令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叔孙通到鲁地请三十余位生们到京城去商议，有两个儒生不肯去，并斥责叔孙通道：朝廷要积德一百年才能谈到兴礼乐，你现在就想做起来，是不合古的。叔孙通讥笑这两位生是鄙儒，不懂得时务。据《史记》本传可知，叔孙通是薛人，而薛邑是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的封地。由此可知，叔孙通与鲁地两位儒生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正表现出齐鲁两种学风的区别。

在汉代的儒家五经传授谱系中，齐鲁两地的学者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代早期的经学大师基本上都是齐鲁学者。但齐、鲁两地的学者由于学风的差异因而在传经旨趣上也有所不同。比如，鲁学注重《礼》学，而齐学注重《尚书》学和《周易》学。在《春秋》学的传授方面，《公羊春秋》出于齐学而《穀梁春秋》出于鲁学。

在两汉经学中不仅有齐学与鲁学的分歧，更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立和纷争。其中齐学与鲁学的分歧主要出现在西汉前期，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和纷争则主要贯穿着西汉后期与整个东汉时期。关于今、古文经学与齐学、鲁学的关系，现代著名学者范文澜先生曾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经学内部与今文经学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原始经学大体上有鲁学与齐学两种学风。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它们继续演变齐学成为今文经学，鲁学成为古文经学。

他又在《经学讲学录》中论述说：

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鲁之争。鲁的学风比较朴实保守，接近于孔子的讲法；齐学比较浮夸，好讲阴阳五行。鲁学要把孔子神化，儒学宗教化，一直看不起齐学。从孟子起就看不起齐学。他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于此可见齐鲁之风的不同。

显然，在范文澜看来，今文经学就是从齐学发展演变出来的，古文经学就是从鲁学发展演变出来的。而今、古文经学之争就是齐、鲁经学之争。

今人张涛先生也有类似观点，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古文之争是源于齐学与鲁学之争的。”

考诸有关文献，便知范氏上述论断似是而非，有悖于历史实际。

首先，从两汉经学史来看，古文经学作为一个学派，其真正形成的时间是在西汉末期。在此之前的官方经学全为今文经学。西汉中前期传承的今文经学并非全是齐学，而是既有齐学，也有鲁学，二者不相上下。

据《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林传》记载，汉初传授家今文五经的九位大师中有八人属齐、鲁学者：传《诗》者共三人，一是鲁人申培公；二是齐人辕固生，三为燕人韩婴；传《书》者为齐人伏胜；传《礼》者为鲁人高堂生；传《易》者为齐人田何；传《公羊春秋》者为齐人胡毋生和赵人董仲舒；传《穀梁春秋》者为瑕丘江生（公）。按：董仲舒虽是赵人，但据《汉书·林传》记载：“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准此可知他与胡毋生同为齐人公羊寿的学生可见董仲舒的经学是出于齐学；而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属鲁地，然则瑕丘江生是鲁地学者。汉初的这九位经学大师中，除了燕人韩要之外，其他八人均属齐、鲁学者。其中属于齐学者有辕固生、伏胜、田何、胡毋生和董仲舒等五人；而属于鲁学者有申培公、高堂生和瑕丘江生（公）等三人。由此可见西汉早期传承的今文经学中既有齐学、又有鲁学，今文经学并非单由齐学演变而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仪礼》十七篇属今文经学。汉代初期《仪礼》学的传授几乎全为鲁地学者所垄断。汉代早期的礼学大师级学者有高堂生、徐生及其子孙徐延等、萧奋、孟卿、后仓（苍）、闾丘卿，以及后仓的弟子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等。据《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记载：高堂生、徐生、闾丘卿是“鲁”人。萧奋为瑕丘县（今山东兖州）人，孟卿为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人，后仓（苍）为东海县人，萧、孟、后三人实际上也是鲁地的学者。至于后仓的四大弟子沛人闻人通汉、庆普，梁人戴德、戴圣等，虽然并非鲁地的学者，但是他们都师承鲁地学者后仓，亦即其学术渊源均出于鲁学。由此可见西汉时期鲁学在今文经《仪礼》的传授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其次，两汉时期传承的古文经学的许多重要传人固然有鲁地学者，但更有齐地或其他地域的学者，古文经学并非鲁人的专利。

西汉时期研治孔壁《古文尚书》的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孙，自然是鲁人。但其他古文经在汉代的早期传人则不一定是鲁人。据《汉书·林传》记载，西汉《毛诗》的开创者是河间献王的博士赵人毛公（苌）。郑玄《毛诗谱》则认为：“鲁人大毛公（亨）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序录·注解传述人》中有不同记载：“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可见《毛诗》不完全是鲁学。

汉代的古文《易》学是费直所传授的《费氏易》。费直，字长翁，东莱（今山东莱州）人，以研治《易》为郎，官至单父令。费直治《易》长于卦筮，没有章句训释，只以《象》《象》《系词》《文言》等十篇《易传》解说《易经》六十四卦，其学术特点是一反当时官方《易》学界流行的卦气说和以阴阳灾变解《易》的风气，而注重于义理的阐发。费直的《易》学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东汉时期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郑众、马融、郑玄等都接受了费氏《易》。按东莱属齐地，准此可知。古文经学并不一定出于鲁学齐人也并不一定专治今文经学。

众所周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与《穀梁传》都是今文经学，西汉早期前者的主要传人为齐人公羊寿及其学生胡毋生、董仲舒，后者的主要传人是鲁人申公及其学生瑕丘江公。至于古文经《左传》在先秦到西汉时期的传授谱系大致如下，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人张苍受《左传》于子，张苍于汉文帝时官至丞相；张苍传洛阳人贾谊；贾谊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贯长卿；贯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张禹传尹更始；尹更始传其子尹咸与翟方进、胡常；尹咸和翟方进传刘歆；胡常传黎阳贾护，后来汉自立的王莽则是贾护的再传弟子。作为一部古文经学著作，《左传》一经在西汉时期的传人几乎与鲁人无关。

至于《周礼》（《周官》），只有古文经，而无今文经。如按范文澜的说法，《周礼》应该属于鲁学，而不应该属于齐学。可是，实际可能恰恰与此相反。关于《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与杨向奎先生的观点。他们均认为《周礼》当是战国时齐国学者依据西周文献及齐国当时制度加以理想化而编定成书。杨向奎先生通过分析《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和学术思想，并通过对《周礼》与《管子》一书的对比研究，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作品，与《管子》一书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密切的关系”。杨向奎先生还指出：“《周礼》一书多同于《管子》，自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多谓《周礼》一书出于齐。《周礼》出于齐，齐之礼俗亦多同于周礼，则谓‘周礼在齐’, 亦不为过。”顾颉刚也在《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中从《周礼》的内容及其与《管子》的对比研究入手，得出这样的结论：“《周官》我敢断定是齐国人所作，但今本《周官》是否即齐国的原本，我却不敢断定。”“它出于齐国以及别国的法家，跟周公和儒家根本不发生关系。”虽然笔者对顾先生认为《周礼》“跟周公和儒家根本不发生关系”的观点不敢苟同，虽然杨、顾二先生所提出的《周礼》成于齐人之手的观点尚非定论，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笔者认为杨、顾二先生发现《周礼》与齐文化及《管子》一书的“深厚渊源”和“密切关系”确实是独具慧眼的，可以信从。然则《周礼》一书当属齐学，这又与范说扦格难通。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齐学与鲁学的歧异主要是指西汉前期或中期儒家经学中齐、鲁两地的学者所体现的不同的治学旨趣和不同风格而言。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和纷争则主要贯穿着西汉后期与整个东汉时期。虽然早在西汉初期即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但二者之间的分庭抗礼，纠缠争斗，则是从西汉末年刘歆争立古文经学博士才正式开始的。齐学与鲁学的歧异，今、古文经学之间的纷争，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范文澜认为齐学演变成为今文经学，鲁学演变成为古文经学的观点以及把今、古文之争看作是齐、鲁之争的观点，把问题简单化了，与历史实际不符，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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