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是怎样看“东儒”的？

作者：安乐哲（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大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

来源：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一多不分：儒学与世界文化新秩序》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校园里与一位来自国外的大学教授亲切交谈了一分钟。这位教授，中文名字为安乐哲，曾为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西方儒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受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这个镜头让我们联想到有关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些问题：像安乐哲教授这样的西方学者，是怎样学习研究儒家思想的？从西方的思维角度研究儒学，和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中，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如何进行交流与合作？学思想在国外的传播目前有哪些新的发展，存在着哪些问题？等等。

徐芳（以下简称“徐”）：安教授，您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交谈，让全国观众看到国际学者已经是中国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的大众对国际学者怎样研习儒学有着许多好奇。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能否以您的经历为例，谈谈西方儒学学者是怎样研习看似困难的中国经典，从而抓住精髓、掌握要领的？如果一个西方大学生研习某个领域的中国经典，您又有什么建议？

安乐哲（以下简称“安”）：对西方儒学学者来说，中国经典研习起来无疑是困难的。真不是看似困难，应该说实在是困难。难的理由是，西方学学者首先要克服汉语语言关。可以想象，不学习汉语，是无法接触到中国经典的内在含义的。克服语言关还不只是按照英汉词典学习一些汉语，而是要既对西方哲学传统有所了解，也要对中国思想传统有一个整体性了解，也就是要有中西两个文化语义环境，知道汉语的一些经典词语从中国本身文化语义环境内部来理解，其比较原汁原味的含义是什么。“文化语义环境”，按比较哲学闸释的说法是“阐释域境”（interpretive contexts）。我们必须知道汉语“哲学”一词，是近代才有的对英语“philosophy”的翻译，现在变成了中国学界的词汇。但是“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语义环境中表达的含义，与“philosophy”的古希腊来源语义，有很大差别。我自己的经历是，18岁的时候到香港跟随劳思光等一些当时的中国文化大家学习，学习古汉语，渐渐意识到不同文化语义环境的深刻差别。我觉得，当你对这种差别有了深刻意识的时候，你才会抓住中国经典的精髓，掌握它的要领。很多年来，我教过的研习某个领域的中国经典的西方大学生有几百人，主要是教给他们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方法，教授他们如何从中西两个大传统的阐释域境来理解中国经典，只有从它本身文化语义环境出发，才会更接近原汁原味，才会更好地实现用中国自己的文化语义讲述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否则会先人为主，会习惯地用西方概念对中国经典意义进行强行解读，那样会用西方含义扭曲中国经典中的思想。

徐：您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前，我们面临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这意味着个人主义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因此，儒家价值观不失为当今可选择的文化资源。”您能否谈谈在帮助西方了解儒学方面，您除了学术研究，还做了哪些工作？您认为还有哪些可以做的？目前在这方面，有何新的工作计划？

安：让中国在介绍自己思想传统方面讲它自己的话，保证中国经典原始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免除西方宗教和哲学构思假设的染指误读和对中国思想的误解。我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阐释学，二是中国经典的哲学性译作，三是对中国哲学文化进行深人新研究。除了这些学术研究，我常被邀请到亚洲、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大学或国际重要学术机构做演讲这样的情况每年都有很多次。此外，还组织开设一些中国哲学阐释学的师资培训班或讲习研讨班。比如，我们有一个尼山国际学与中华文化跨文化讲习班，每年暑期举办，中外学者结伴学习，得到国家汉办和国际学联合会的大力支持，从2011年起已连续举办7年，今年准备在江苏丹阳市举办第八届。此外，我还做了28年《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还创办了至今有20余年历史、刊载中国问题研究新成果的《国际中国书评》。

徐：我注意到您在谈到儒家思想时，经常提到“一多不分”。能否对此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安：“一多不分”这一术语，首先是唐君毅先生做中西比较哲学学术时提出的，现在已是我们中国哲学阐释学的经典术语。这一提法是与作为印欧思想传统主导意识的“超绝主义”和“二元主义”（我们的中文说法是“一多元”）相对照而有的。“一多二元”的“一”是指假设宇宙有一个外在超然绝对的本体存在；“多”是由它派生出来、无数互不联系的单子个体存在的物体；“一”与“多”之间、与“多”之中的单子个体之间的关系,都是二元性紧张冲突的、单线单向地支配与被支配的。与此相对照，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都是一种“一多不分观”。中国传统这个“一”，不是“一多二元”那个“一”。“一多不分”的“一”，不是外在超绝的“一”，而是自然宇宙万物内在联系不可分，呈现“浑然而一”状态的“一”。这个“多”，不是互不联系的单子个体，而是谁都与谁内在联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的“多”。任何一物本身都是一个独特关系构成形态，本身是一个“一多不分”关系体，与本身之外任何物也构成“一多不分”关系。很简单，父母与儿女不是单子个体各自独立的关系，而是命运相连的“一多不分”关系。从家庭延伸出去，社会是如此，人类是如此。“一多不分观”还有一个提法是“focus-field”，中文叫作“焦点一场域”，其实也就是人们最熟悉的“通过森林看树木”的意思。比如说，了解一个人，不是了解这个人本身有的不变身份，而是了解他从哪里来，家庭什么样，在哪儿毕业，社会关系怎么样，在哪儿教书，等等。是通过他和他所在环境的各种关系情况去了解他。

徐：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目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您能否谈谈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瑰宝，近年来国际交流日益增进，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其中的优势是什么？阻碍有哪些？该如何扬长避短？如何才能让传播之路走得更好？在与国际学术界就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在方法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短短30年时间里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快速发展。接下来应该是文化方面相应的跟进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事。中华文化对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需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华文化迄今还没有为世界十分理解，中华文化要让世界理解，要用自己的话讲它自己。学和中华文化对于对世界文化秩序至今起主导作用的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是可选择的另一条路。个人主义曾在西方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从人的经验出发所谓“单子个人”是不存在的，是虚构性的。如果一个人总把自己视为脱离自己环境的“单子个体”，他就变为“单子个体”了，就会给人所处的现实关系带来矛盾、冲突，一直到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儒学和中华文化在这种问题面前，恰是有一种优势，就是它的世界观是一多不分观，总是从自然合理恰当关系出发来思考。这一点恰是克服那种虚构单子个体思维的，是所有人的经验生活，是很好理解的，是容易让人接受的。中国文化认为重要的东西，归根结底是重视恰当关系，而重视“单子个体”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世界文化环境却不这样认为。这也发生在中国经典研究中，中国学者不认为“单子个体”价值观是重要的。我觉得在与国际学术界就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的时候，注重“两个阐释域境"的方法很重要。西方术语概念要在“超绝主义”“二元主义”语义环境去理解它，中国的重要思想观念要在“一多不分的语义环境去理解，在二者之间做比照阐释，会很恰当，很有效果。

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际上其他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瑰宝。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随着中国在经济上成为更为重要的国家，您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可能在哪些方面影响到世界主流价值观？或者说，随着经济中心向东方移动，世界主流价值观将会怎样吸收东方传统从而进行重塑？

安：有一个比喻可衬托中国儒学思想在世界文化环境的处境，即它很像在美国的“唐人街”，封闭在一个地方，大家对它不理解。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外国人的问题。当初是西方传教士们首先把中国思想文化介绍到欧洲。由于他们使用西方基督教的一套概念阐释儒学思想，把儒学看成第二等基督教，因而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另一个是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自己的问题，一揽子全盘引进西方教育制度，讲渗透着西方现代主义含义的现代语言，通过西方知识概念、理论框架讲述中国文化和事务。所以，改变“唐人街”的困境，恰是对世界主流价值观发生影响的转折。中国儒学思想所能产生影响的方面，正是它不同于世界主流价值观，不是假设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的，而是从平白的人类经验出发，注重人与人、社会与自然宇宙一切之间不可分的恰当关系。而归根结底，是儒学思想的“人”的观念，不是“生即为人”（human being），而是“学以做人”。也是说，要从孤立“单子个体”人的认识转到“关系构成的人”认识上来。人类命运是共生共同的。世界主流价值观需要这种东方传统价值的参照，从而进行重塑。

徐：东西文化融合的一种可能路径在哪里？儒家智慧是这种融合的桥梁吗？而是否只有找准了差异性，才能实现中西融合？

安：我要用“东西方化”这一说法，来讲东西文化将来融合的路径。它不是不对称的“现代化实际是西化”，也不是“东方化”，而是二者健康地、契合地相容。这正是儒家“兼容并蓄”的精神，在今后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塑方面会一直是这样一条路。实现健康的东西化的文化融合，认识二者之间——一个是“超绝主义”“二元主义”，而另一个有别于此——这种重要差异是很重要的。儒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传承、革新文化，实现优秀传统的生生不已的延续。这种精神在高端哲学文化中，也在普通百姓生活的“孝”文化中中国没有唯一真神宗教，但有以人为中心、人与人之间具有亲近感的宗教感精神。这种精神要融入东西化的世界文化中去。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才会成为自觉的东西化新文化的促进者。也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讲述自己文化的话语，才会有效地与世界文化交流。这样体现的正是中国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也同时体现出优秀文化传统本身的吸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向其他文化学习，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特性。

徐：可否谈谈您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的一些感受？您目前与中国教授工作生活在一起，有哪些感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安：北大哲学系曾是像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学者云集的地方，现在也拥有一群杰出哲学家，对整个中国哲学领域而言，它一直是历史性领军重镇。而且这里的学生质量很齐整，都是智力超群的。我在一个这样的师生群体环境中做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学习的工作，感到荣幸学生们反馈回来的意见和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和鼓舞力量。要说我印象最深的感受，那就是北大哲学系和课堂呈现出良好的人与人的关系，简直如同一个乐融融的大家庭，让大家都有一种归属感。

徐：听说您当年在选择中国哲学这个专业以前曾经想当诗人。您认为诗人与哲学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您主要研究学，能否从哲学角度谈谈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古典诗词的不同与相似之处？

安：我的志愿曾经是做诗人，想以崭新人生经历与奇遇作为作诗灵感这样的兴趣促使我在18岁的时候来到中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娜把作诗的激情感受与宗教精神感受联系在一起。我想把这种精神相系延伸至哲学作诗要求诗人会通各种广义人生经验内涵，化生其最大意义。诗词歌赋同精彩哲学一样，都要对“人是什么”和“人的理想要求”努力给出终极表达。哲学不仅指哲学史，哲学史当然也很重要，哲学比哲学史意义更大。哲学是对人经验内涵的哲学化，是让人类经验得到意义升华的创新追求。人们都熟知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赞叹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怀。人需要发现一个更外在、更宏大的视野，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所关怀事物的开悟。而头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则确实让人感到苏东坡所说的是，内心开悟来自最全面最整体性的大视野，是融会所有不同角度之所见。这是智慧哲学。说到底，世界不存在什么最终的一定之规，仅有的只是睿智的交流沟通，由此呈现出一种从各种不同角度所能领会的情势。

徐：最后，我看到有些媒体称您为“西儒”，这个称呼虽然只是出于幽默但也让我想到，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派别。您认为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存在着“西儒”这样一个学术派别？您能否说说，与中国儒学研究相比，目前西方儒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安：要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如先把古代儒家理解为是一种多学派的儒家，以至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化在很大意义上也是家文化。当今的世界，我们正面临人类的困境，这时我们需要世界上所有文化的交融。这是说，儒学要与其他文化会通对话，成为正呈现出的崭新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崭新世界文化秩序，要能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生活下去，升华出新价值与新作为。所以，儒学必须要实现国际化。不过还是这点，儒学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一个生生不已的“变通”传统，它是一种以“和而不同”为最大利好的追求。学在今天必须成为正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一种主要资源。我们必须意识到，儒学本身即是兼容并蓄的，它在与其他文化相遇之中应变，而其他文化也因其而变看看它与第一波西学佛教思潮的相遇而呈现的博大化，出现了深度中国化的华严宗、三论宗和禅宗。将来国际化的儒学必定是更博大、更具丰富含义的儒学。我被称为“西儒”，心里是不胜开心的。我认为这是把我与这一传统联系在一起了，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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