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如何发明殖民种族主义的？

——项舒晨教授论中国传统里的世界主义及其当代镜鉴

作者：卢纲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哲学家项舒晨与《南华早报》的“我见”专栏作家卢纲（Alex Lo）谈到她的新书，书中认为，中国传统里并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相互融合、吸纳的文化，可供当下资取，以作为世界主义的范本。

儒家在根源处要求“正名”以务求名实相符，否则，名实散乱乃至于天下大乱。

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系华山菁英教授项舒晨老师的说法，我们很多人在使用诸如“中国”、“中国人”、“汉”、“西方”、“种族”、“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基本词汇的时候是混淆和模糊不清的。基于这些概念错误，我们很多人固化了教条和对立的立场。

在其极具启发性的新书《重塑中国的世界主义》（Chinese Cosmopolitism: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An Idea ）中，项舒晨教授试图唤醒一个已被遗忘了的中国传统，该传统将帮助我们理清混淆，甚或让我们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角度更好地理解彼此。

《重塑中国的世界主义》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之一，这套丛书由当代中国学者撰写。

种族主义是西方的发明吗？大部分西方人可能觉得这非常荒谬。

不同的文化有其各自理解差异的方式。

西方人可能觉得我们并不都是种族主义者这一说是法十分荒谬的，但是，他们这种观念恰恰是刻意且错误的教育及人为炮制的叙事的产物。

种族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被社会所塑造的结果。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发明---被人为发明出来的。虽然种族是非实证性的观念，但是，直至近来，在西方文化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西方社会，种族是生物学的事实是被当作常识和科学来接受的。但是，在二战后，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基因学家拿出了数量巨大的证据，证明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是一个不科学的观念。被社会构建起的种群（racial group），其内部的基因差异比“物种”（race）间的还要多，由此而来，人们才得到了这样的共识：种族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不成立。

不过，虽然“种族”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社会性的含义。这正是我们说种族是被社会塑造的产物时所要表达的。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会用有差异的方式建构“种族”，这当然是是可能的。许多文化从根本上就不用种族化的方式将人裁割，也不将物质和文化的差异理论化为种族的学说。

所有人都能看到世界上随处可见的差异，看见差异并不意味着就是种族主义者。相反，看待差异的特定方式才让人成为种族主义者。西方文化阐释差异的那种方式就会让人成为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拥有阐释差异的特定方式，催化了不同种类的行为。

这一问题发生在道德层面上，即将差异置于一个有不同价值的层级中。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美洲土著和黑人没有办法管理自己，因此他们只能作为奴隶去效劳”或者“白人这个种族本身握住了所有的能动力和才能。”

这类观点，即“文明”仅适用于指称单一族群，他者都只能作为奴隶为他们效劳的观点在道德上显然有问题，伴随着这一观念的行径亦然，比如对整片大陆和如美洲土著这样整个族群的人实施种族灭绝，还如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

我将上述这样的态度描述为种族主义者，它们并不通向普遍性。相反，它们只是特定的一类文化，扎根在某些哲学的假设中。

当下，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是西方式的理想，这要归咎于西方政府共同竭力粉饰[他们的]历史。直到19世纪之前，没有哪个欧洲人去质疑种族被设定为有等级差异这回事。

在近来，种族仍然是西方人构画-自我时的一个昂扬的理想。西方人称自己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雅利安人”、“日耳曼人”等等。

但是，二战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被用来“激发人们对描绘为是独特且优越的西方文明的信心”，如今，则成了政治上的禁忌。

之所以如此，有三个理由。（1）对殖民地的非白人“种族复仇”的恐惧。（2）苏联提出的种族平等主义带来了挑战，（3）最重要的是，对纳粹大屠杀的反应，构成了反种族主义的新共识。种族主义的政治现已和纳粹联系在一起，因此名誉扫地。

你把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的“野蛮人”概念。能解释一下么？

野蛮人是投射到现存的人身上的一种并不符合经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野蛮人是一种假说。

要理解“种族主义”（racism）和“种族性”(racialism），我们需要理解其词源“野蛮人”概念。就像要理解西方的传统，我们需要上溯至希腊（亦如要理解中国的传统，你需要上溯至战国时期的文献）。

你需要关注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希腊人有理性（Logos逻格斯）。这个特别的本质使其能超越自己（具身的）本性。“野蛮人”则被认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没有办法变得理性，因此只能作为希腊人的奴隶。

亚里士多德把这个观念作为天生的奴隶的理论来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异邦人都是野蛮人，而野蛮人生来就是奴隶。他们能分有理性的唯一方式是听从主人（希腊人）的命令。亚里士多德这一天生奴隶的观念一直存在，到了中世纪，西班牙人用此合法化了其在美洲的殖民和奴役当地人民的行径。正是这一观念启发并催生了“白人的包袱”的观念（源出自英国帝国主义的歌颂者，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9年写的一首诗的题目，最初在1899年刊登于流行杂志《麦克卢尔》（McClure’s），标题为”美国与菲律宾群岛”(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是帝国主义用来为其殖民政策进行狡辩的一种“理论”。他们说：白种人（也就是殖民主义者）应当把“教化”野蛮民族、落后民族的责任担当起来。---译注）

在字面意义上，你能在葡萄牙的奴隶贸易中发现不同“种族”的发明与“野蛮人”亦即天生的奴隶之间的关联。

“黑人”（Negro）一词源自葡萄牙语的黑色，而“黑人”代表了一个种族。这个种族最常被与非洲黑人联系起来。这种把“黑人”和奴隶等同起来的做法凝固于15世纪的下半叶，由此，“黑人”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就成了奴隶的同义词。几乎自诞生之日起，“黑人”这个词就指称了天生的奴隶“野蛮人”。

中国传统里没有“野蛮人”概念吗？

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并没有“野蛮人”的概念。在古代文献中常常被翻译成“野蛮人”的语词如“夷‘’、“狄”、“戎”、“蛮”等等,其实这些词只是通行称呼，指的是“异国人”，且在中国文献中，它们被不加区别地使用，用以指称外国人及其政治实体。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也会直接用各部落自己的名称来称呼对方，这种使用通常只是客观性的描述。比如“四夷”（四方的部落）的说法就充当起描述中国周边形形色色部落之整体的简称。

客观地去描述实际存在的人们，和持有一个如“野蛮人”这般的形而上学概念并将其投射到外国人身上，这是非常不同的两回事。

在中国的经典文献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样的观念，即某些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人。这与西方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传统的各个时期，关键意见领袖铺天盖地般高谈阔论、旁征博引且留下了长篇大论，论述着为何某些群体只能作为奴隶或是应当被灭绝。

相反，在中国传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是是这样一种观念：万物构成了一个能够相互转化为彼此的连续体。

中国传统并没有把“万物”当作可截然割裂开来的。普遍持有的观念是：人天生所禀赋者是一样的，是环境、实践和教育造成了差异性。因为正是人类成长的过程定义了何为人，所以，一个人是能够成为其环境所塑造的无限可能性的潜能，她的成长是由她的环境而定的。这和种族化的观念大相径庭，种族主义认为，你的本质和种族定义了你，你的环境不能改变你最本质性的定义。

这意味着异域他者始终有融入中国文化的潜能，这与强调种族纯洁性的西方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传统的中国世界观中，“人”是要成为和抵达的状态，而非已然前定和拥有的本质。由此，人性（human-ness）是通过人的成长（与所处环境的互动）而实现的。

你能解释“中国”、“中国性”、“汉族”是如何被误解和误用的吗？

“中国人”不是用以指称种族的。虽然“China”这个词用在很多语言中都被使用，但它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确切对应的东西。

“China”这个语词来自“秦”的音译，因此，这个词指的是秦朝。“汉”也是一个朝代。海外的华人对唐人街（Chinatown）非常熟悉，这个词即是“中国”以唐朝自称——以示他们来自大唐。还如，清政府自称为大清国（the great Qing state）。

在先秦时期，如中国的本义是指“中央之国”（the central states）。另一个近义词“华夏”的本义是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中国人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华夏一词，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更深一层的价值在文化沉积方面。---译注）

按照学者孙雁的说法，当今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仿照苏联模式民族政策的人为产物。

“民族”（ethnicity）的概念对传统中国来说是陌生的，因此，将中国境内不同的居民划分为不同的民族，造出了许多先前并不存在或只是较弱势的身份。正如孙雁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分类方式创造出了“汉人”的概念，因为汉人只是那些并不被识别为任何特定族群的人。因此，汉族并非“种族”，将中国认定为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误导。

同理，“中国性”（Chineseness）也一直被误用，因为我们彻底地用西方的经验来思考中国的身份问题，所以中国人自己也有部分责任。由于西方观念的全球化，过去并没有足够多的尝试来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系统化。

在我看来，我们务必牢记，过去曾有着与我们今天视作正常的东西相当不同的观念与现实。

你愿意承认现代中国——无论是自1912年始还是在1949年之后——的确采用了西方现代性的某些制度化特征，包括种族主义在内吗？

现代性这个词是非常含混的，这里需要再一次“正名”。

对于通常所说的“现代性”，最好的解释之一当属阿根廷-墨西哥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的说法，他道破了“现代性”的发展主义神话。

欧洲文明优于所有其他文明。非欧洲文明加入文明/发展的行列是获得了解放。欧洲对其他文化的统治被正当化为教育意义上必要的暴力（“正义战争”）。

当欠发达地区的民众“非理性”地反抗欧洲以征伐的方式强加于他们的所谓“解放”时，他们的罪责翻了一倍。

由此看来，是的，只要我们接受这些（欧洲）的观念，“种族主义”就将被全球化了。而我要说的是，种族主义义已经被全球化了，尤其是反黑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你能在民国时期看到这种种族主义的全球化，当时有知识分子试图用种族的话语体系来构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中国人自身的身份认同。我已经论述过，划分不同民族的方案是源自苏联而非传统中国本土生长出的东西。

但是，杜塞尔提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即有对自身文化的元-认知（meta-awareness）。殖民化使不同的文化不得不相互接触。在此过程中，人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各自的文化。

正如我所描述的，种族主义根植于非常古老的观念及中世纪的思想中。它们与“现代”（从在实证性的意义层面来讲）相对立。诚然，可以借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概念，称其为“神话”。在不同文化间互动这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性”，也许恰能允许我们有力地挑战这一观念本身。

认为欧洲是更先进的或者更现代的，这种观念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神话。在很多方面，其他文明在殖民主义时代都比西方更加先进。殖民主义帮助欧洲反超了其他文化。

其实，欧洲拿来作为“现代性”象征的某些核心观念，源自欧洲传统与非欧洲传统的接触。比如，儒家传统对于启蒙思想家重新思考政治秩序的本质和向后-封建世界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儒家学说是经由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的翻译，才进入了欧洲的。

“进步”总是与差异相互动的结果。这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才能够真正带来解放。

我们该如何复归这个失落的“中国式世界主义”，或许这与当今的多元文化主义相似？

中国式世界主义与自由多元文化主义（liberal multiculturalism）有很大的不同。

自由多元文化主义规定我们不要对各自的文化加以干涉，使各种文化独善其身。中国式世界主义主张，取消文化间的互动就标志着“世界主义”的失败。

在中国式世界主义下，我们需要积极融入彼此的世界观，并准备好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我用以象征中国式世界主义的图景是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就是说，在与他人共处时，我总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借此帮助自己进行自我反思，从而成长进步。成长之所以具有挑战性，就是因为它意味着不再固步自封。因此，中国式世界主义是能动的，是主动融入并与他者对话。文化和人们经由互动与交流而成长。

作者简介：

卢纲（Alex Lo），自2012年起担任《南华早报》专栏作家，主要报道影响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的重大议题。作为从业25年的记者，他曾经为香港和多伦多的多家出版社担任新闻记者和编辑，也在香港大学讲授新闻学。

译自：How West Invented Colonising Racism by Alex Lo

https://www.scmp.com/news/article/3257471/how-west-invented-colonising-racism

译者注：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的授权和项舒晨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重塑中国的世界主义》的中文版本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将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张翊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