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后理性时代

作者：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政治已经将人腐化堕落到了比整个史前时期更甚的地步。

----  法国小说家和医生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

新闻往往是不祥的预兆。

我们生活在后理性时代。后理性时代并不哀叹或者怀疑已经失落的文明的高度，该文明一直受到专制力量的围攻。

后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知识分子、和学界人士曾经管理西方开放社会的令人敬畏的遗产机构，如今却创造出了一个后理性时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相对主义已经畅通无阻君临天下。在此过程中，相对主义已经通过虹吸管吸走了西方文化的命脉，阉割了西方的价值观，切除了西方想象力的内脏，摧毁了西方的理性---那是将人类现实与外观区分开来的唯一可靠之所。

因为，相对主义者、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和磨刀霍霍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的是此时此地的世俗弥赛亚主义，他们充满活力，所向披靡，已经把基督教、资本主义、民主等一切绊脚石统统扫荡干净。一直处于变形之中的相对主义、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变体或者隐晦或者明确无误地扮演了西方价值观和文明的侵蚀者和破坏者的显著角色。这些势力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而得到适当的巩固和加强。

后现代性进一步强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危险举动，他们拥有迫切毁灭西方价值观的激进意识形态。这样的内容被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和其他后现代哲学家们明确无误地和栩栩如生地阐述出来，散落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后现代主义不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煽动者区分开来。他们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极权主义伪装成了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战争

后现代主义“解构”西方文明的目标产生了价值观消解的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便不是加速了西方文明的崩溃步伐的话，至少还在持续让西方肌体衰落，因为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名片/标志。

后现代社会/政治专制主义依靠的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清空了创造这样一个世界的道路，其中的人不再能够培养或者践行理性：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操作；归纳性的概括给人们提供了值得一搏的机会，用以阐明现实和外观之间的差异。

在挽救人类避免堕入一知半解的、自信却幼稚的、威胁生命安全的虚伪大漩涡方面，批判性思维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时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键。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说得正确，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伴随价值观过去是意图创造一个婴儿世界，其中的人类现实让位于虚构现实，现在仍然是这样。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施加的社会政治强大压力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政治化了。从葛兰西到马尔库塞再到福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等，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的弥赛亚式干部，他们很清楚，健康的社会是由功能正常的家庭组成的，家庭培养出功能正常的个人，随后再变成建设性的公民。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公民素质的核心就在于人类的个体。正是个体而非集体才构成了国家和机构。

追溯到布尔什维克根源，法兰克福学派承认负责任的且善于思考的个人主义和不认同主流思想是对所有集体主义形式的最大威胁。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工程被视为进步主义的。这意味着什么？请考虑法兰克福学派寻求打破的或者解构的东西---民主的、开放的社会的有机组织结构，其使用的手段就是打破个人的意志和推理能力。他们的焦点集中在将人类个体的所有方面和现实本身都政治化，使用的手段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修辞健美操实现的形形色色的解构，如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美学的、宗教的、文化的解构。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塑造社会”成为进步的集体，是要确保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变成马克思主义极权意识形态的侍女。

让家庭结构功能失常或者自我破坏性使得家庭成员相互攻击，积蓄储存违反常规的风俗传统，包括完全切断将性和个人身份认同与生物学构成以及人类现实的客观结构的联系。这些只是文化战争的若干后果而已。今天，我们拥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战争是大规模心理疾病的标志而已。

鉴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意识形态夺权要求，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从来不能承认其工程在本质上属于极权主义。但是，虽然过分智能化的批判理论竭力讨好自己，旨在摧毁民主社会的组织结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却从来没有成功地隐藏其此时此地的弥赛亚主义对人类个体的自我厌恶和怨恨。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ois Revel (1924-2006)）总结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被“极权主义冲动”消耗殆尽。

后现代主义的意外告诫：后理性时代的创造

自由意志和摆脱建设性价值观的价值论等级差异体系的束缚而带来的所谓解放都伴随着西方民主社会必须考虑的规模庞大且极具破坏性的意外告诫：后理性时代的创造，但是，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因为其想象力实在太过蹩脚，从来也不愿意承认。

为了创造一个后基督教时代，法兰克福学派从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那里获取提示，也成功地创造了后理性时代。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当今世界明显优越于过去的陈词滥调，基于聪明原则，竭力吹嘘所谓的无限解放的黎明。

后现代主义没有能理解杀死上帝和将人变成自我毁灭的可怜虫和可悲的道德/存在施动者的举动是产生了副作用的，那就是文明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虽然帮助破坏西方价值观是后现代主义本来就打算实现的目标，但是，卑鄙的后现代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后理性时代的统治而不是管理需要一个庞大的机器来完成，里面涉及到宣传、扭曲信息、审查和社会/政治暴力等的配合。或者这恰恰是在极权主义冲动中打滚的批判理论家们的终局阶段？

后现代主义已经将政府变成了极权主义名望讲坛(能提供机会阐明自己观点的重要公职)，依靠思想警察引导人们的行为，以确保个人主义和破坏一致性的言行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这是后现代行为主义者争先恐后毁掉人类个体的原因之一，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用超人类主义和通用人工智能（AGI）取而代之。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反乌托邦的魅力是国家权力占更大份额的前景。国家权力是能够让渴望控制他人的专制知识分子解渴的甘泉。否则，在哪里能够实现两者的结合呢？一边是资产阶级法兰克福学派极权主义者，一边是专制的、寡头政治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由此，出现了橡皮图章一样的、道德破产的、存在意义上空洞的、僵尸般的集体。这是子孙后代必须面对的后现代主义遗产。

后现代主义一致性已经让我们变成赶时髦的、麻木迟钝的一代。后者是人类物种的管理阶层的极权主义视野。技术专家和寡头政治精英就是通过行政管理机构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统治世界的，依靠知识分子为其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脚手架。

后理性世界的创造

后理性世界的创造并非最近才有的现象。批判文化创造出来的都市居民信仰---即此时此地的弥赛亚主义西方文明的平庸化源自世俗的观念，称颂和欢呼众神的黄昏的到来。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怎么办？在所有建设性的、确认生命的价值观都已经被毁掉之后，怎么办？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根本组成部分就是恶意和怨恨。

批判理论并没有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它拥抱了非常方便地选择性实践。要真正衡量这些问题的基础性效果，善于思考的人只需要密切关注西方文化的可怜状态和跌入的死胡同就行了，2024年前后社会价值观的彻底破产。

当老师暂时离开教室之后，上学的孩子们欢天喜地。如果老师返回教室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马上就出现无政府状态了。解放很快让位于骚乱。紧接着就是恐慌，因为只有烂掉的苹果才不渴望教室里有个成年人来指导。

英国作家切斯特顿（Chesterton）在《永恒者》（The Everlasting Man）中对现代性中文明消解的评估是正确的，其消解就是“演变”和“转型”的支持者造成的。“他们认定到处都是黄昏的灰色缓慢消解，因为他们相信那是众神的黄昏。我建议坚持这个观点：无论是不是众神的黄昏，它都是人的白天。”

切斯特顿的“人的白天”观点意味着文明是由心理健康的人创造和滋润的。另一方面，文明和文化的衰败传达了道德堕落的信号，社会政治专制独裁的信号，庸俗低劣的信号还有如影随从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泛滥的信号。虚无主义不是后现代性的草根运动，相反是其惯用手法（modus operandi）。

辨认出西方文明和文化衰落的部分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衰落，再加上政府技术专家、媒体从业者和能够从给轻信的民众灌输虚无主义中捞取种种好处的各种机构，他们构建了使用宣传伎俩进行信息误导的火力网。

后现代性在人类个体身上造成混乱和迷惘，无所适从。这绝非偶然。虽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创造出满足的心理健康的个人，繁荣的社会和价值观，但是，破坏就未必这么困难了。因此，少数人能够辨认出价值观消解的源头，甚至对衰败本质的讽刺都不能说清楚。切斯特顿提醒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现代世界比任何对现代世界的讽刺都更加疯狂。”

切斯特顿建议伟大的文明转型存在三大奥秘。这些构成了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某些方面，普遍真理始终指导人类理解和知识的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观点。哲学奥秘是：宇宙本身的源头，人生原则的源头，人的源头。所有这三个内容都被21世纪的虚无主义给消除掉了。也就是说，这些只是善于思考的人中少数人关心的话题。对于过一种地基牢靠的生活来说，这些“为什么”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形而上学的和存在的意义，如果它们突然出现在后现代文化中，立刻就会遭到庸俗的和资金雄厚的科学主义的拒绝和否定。

自我被挖去内脏

后现代主义的后理性时代创造的最大单一告诫是，伴随着客观现实和理性的毁灭而来的是自我被挖去内脏，这一点很少有人关注到。

自我遭到破坏使得后理性时代成为可能，出现了对形形色色的强人独裁者的渴望。在人类已经被取出内脏，只能被当作人家进行实验的感官天竺鼠的时代，理性和自我反思怎么能够存在或者具有重要性呢？更别提通用人工智能作为终极性的极权主义工具正在到来的时代。这个问题将留待下一篇文章详细论述了。

逃离自由意志和道德、精神、和理性自主性已经毁掉了人类个体，毫无疑问也将带来人类整体的衰败和毁灭。

作者简介：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沃格林评论》编辑。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如《乌纳穆诺随笔》（2007）、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和新人的胜利》（2007）、《主观性、个别性和自主性随笔》（2005）、《作为激进现实的人类存在：加塞特的主观性哲学》（2005）等，还有小说《幻想》（2012）、《在天主教堂做梦》（2010），最新著作是《电影院的哲学视角》（2022）。

译自：Living in the Post-Rational Age by Pedro Blas Gonzá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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