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世界对话的浙东学人

作者：蔡亮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三月廿一日癸亥

          耶稣2024年4月29日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文学家、经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历算学家，被誉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鼻祖”，在实学传承、民本思想、社会治理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作出诸多开创性的贡献。黄宗羲思想是中华文化滋养和东西文明激荡下的自然产物，其思想的改革性、开放性和对话性超越了地域和语言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传播和关注。

观照现实世界：经世致用的实学传承

浙学有关注民生、切于民用，倡有用之学的优良传统，胡瑗主张“明体达用”，王阳明发明“亲民之实学”，刘宗周“重工夫之实践”，黄宗羲在“致良知即是行良知”等哲学命题的讨论中，发展出“力行之实学”。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中，黄宗羲是疾呼“通经致用”的旗手式人物。他治学遵循“经世应务”的宗旨，将财赋、捍边、作文、政事都列入经世实学，倡导教育要体现和融入改造世界和观照社会的实学知识。在他看来，一切涉及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都可称之为“绝学”。梁启超把发扬“经世致用”学说的殊荣颁给了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他认为继阳明之后，这一群体再次为儒家找回观照现实的主心骨。

《四库全书》评论黄宗羲：“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充分认同黄宗羲经世致用的精神，他指出，复社成员中真正知晓天文、算学，且在制历、造炮、领军、戍边等事务有所建树的只有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16世纪前后，以科学和宗教为核心的西学进入中华大地，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人参与到与西学的对话潮流中，他们追求治学“有益于民生日用”，将西方输入的科技视为“实心实学”，以期改变当时疲敝的社会现状。

探索自然世界：汇通中西的科学思想

明清之际，东西交汇的夏夷之辨在思想界、知识界蔓延。黄宗羲在传承王阳明和刘宗周学说中，深入地调查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方面，他批判西方对中华知识，如勾股之学改头换面的攫取，发出“珠失深渊，罔象得之”的感慨。另一方面，黄宗羲系统研治天算和西洋历法，以开放的胸襟与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展开学术交游，并曾为其作诗“为吾发其凡，由此识阡陌”。黄宗羲在批判中吸收，肯定以实证为基础的西学科技“为历算学开辟了新道路”；先后撰《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大统历法辩》等历算学著作总计16种。他融通了中国哲学的理气之说，在文化交融中展现出主体性和民族文化自信。

1867年，汉学家、数学家伟烈亚力在《中国文献纪略》中介绍了黄宗羲关于中国古代纪年的《历代甲子考》：“该书主张采用《汉书》的纪年方式，而反对《史记》的纪年方式，《史记》与其前代的纪年方法不同。”《历代甲子考》收录于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象数学本是中国古代哲人认识自然世界的规律总结，从宋代开始，理学家们逐渐脱离实际天象观察，黄宗羲批评这种风气“不可施之实用”。他在《原象》中以星象解释《乾卦》，认为苍龙七宿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现实依据的天文知识。1909年瑞士汉学家、天文学家德莎素以“龙星群”这一概念命名苍龙七宿。1997年，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在《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神话中龙的独特象征蕴含是基于自然现象的观测。2013年，美国汉学家、天文考古学家班大为在《中国早期的星象学与天文学》中亦用“龙星群”解释《乾卦》学说，认同这是对天体运行变化的考察。

改造儒学世界：经天纬地的实践哲学

黄宗羲反思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鄙视事功，倡导“儒者之学，经纬天地”的精神。黄宗羲的象数研究是将“切近民用”的大学问重新纳入儒者个人心性涵养的儒家真学问的轨道上，代表了他应用天文学知识指导生产实践的思想。儒家实践哲学的智慧深受西方哲学家的推崇，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李约瑟从科学史的维度审视这一特质在儒学演变中的发展。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梳理儒学脉络、评议心学流变发展引起了李约瑟的高度关注。李约瑟完全采信了黄宗羲关于陈白沙和王阳明的学理之别。在李约瑟看来，针对社会关系的道德学只强调对自我主体生存的关心，而忽视了个体与客观世界的关联。他感慨，无论思想多么崇高，都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益。

中国传统文化之优秀在于其动态的发展和持久的自我更新，改革惯性和实践哲学特质是这种文化的基因和标识。1726年，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以中国智慧重新审视自己的成名之作《普遍实践哲学》，更加深刻地理解实践哲学是“从人心深处抽出指导行为的智慧原则”。《明夷待访录》被众多学者视为儒家实践哲学的代表作。狄百瑞认为《明夷待访录》蕴藏着黄宗羲对儒学实学性、包容性发展的更大贡献。黄宗羲以“理学”概括他所发展的宋明新学问，在美国汉学家狄百瑞看来，“理学拥抱了这些思想的全部；它不应只认同任何一个学派。”这也奠定了西方学者对“新儒学”的界定，包括了理学和心学，包括了形而上学和经世之学。黄宗羲理学定义，比任何其他道学的狭隘定义，更接近西方流行的对新儒学的理解。

对话文明互鉴：黄宗羲思想的国际传播

1953年狄百瑞翻译出版《明夷待访录》。此后，英语世界对黄宗羲的关注度呈现持续增长，美国汉学家魏伟森等人以博士课题研究黄宗羲，视角包括新儒家哲学、政治观研究、实学研究、经济伦理学研究、士人观研究，推动了世界范围内黄宗羲思想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东亚一直是黄宗羲思想研究的重镇，进入21世纪，日本学者重在梳理黄宗羲思想源流发展。日本德川时代的儒学家荻生徂徠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追溯朱舜水思想渊源。日本儒学家疋田启佑讨论李贽与黄宗羲的关联。韩国学者从多维视角观察黄宗羲思想的现代转化，包括谈黄宗羲的执政思想以及权力制约论，还有论儒家思想中作为公共行为主体的君子等。

从东西文明交汇的视野下审视黄宗羲思想是学界长久的共识。梁启超在比较分析了黄宗羲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后，称《明夷待访录》为“人类文化之高贵产品”，自此，黄宗羲“中国的卢梭”的美誉为世人所熟知。日本学者小岛毅更进一步定义黄宗羲为“东方的卢梭”，同时，他认为卢梭的作品晚于黄宗羲，称其为“西欧的黄宗羲”更合适。

黄宗羲一生推崇“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汇通精神，对于学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有巨大的启示：一是坚持实学本质，发扬入古出今“中学西用”创新思维；二是坚持中国立场，弘扬沟通中外“西学中用”的开放思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