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作者：刘杰阳（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三月廿八日庚午

          耶稣2024年5月6日

《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本。相关文献从六朝开始，随着文化交流播布域外。其跨文化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经学典籍在域外的传抄刊印，二为经学文本的翻译研究。在与我国文化较为相近的东亚文化圈，汉籍的直接流播是常见的形式。而在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英语世界，则以相关文本的翻译为首要传播形式。

在古代，《尚书》文本曾经历较大变动，出现不同的解释传统。通过翻译将《尚书》介绍给异域读者，显然不是仅靠字典就可完成，首先面临的是选取何种文献及解释传统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诞生了几种重要的英文全译本，其中以麦都思、理雅各和高本汉的译本影响最大。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学术积累、翻译目标以及所选取的文献系统、研究方法各有不同，通过翻译所传播的经学内容也互有差异。

麦都思译本：不完整的《尚书》蔡氏学译本

麦都思是19世纪英国来华传教士，曾在中国旅居20余年。麦氏虽为传教士，却颇推尊中国文化。麦氏认为《尚书》蕴含了中国人丰富的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深邃的哲学思想，因此想把它介绍给英语读者。麦译《尚书》出版于1846年，是最早的《尚书》英文全译本，有开创之功，对后继译本有着不小的影响。麦都思清末来华，当时科举以南宋蔡沈的《书集传》取士，麦氏便以此权威注本为底本，对蔡本58篇经文进行逐字翻译。他将蔡注对经文的疏解融入其对经书的译文中，同时对蔡注的其他内容以脚注形式进行选译，必要时会在注释中补充一些自己的解说。然其译注多删蔡沈以宋明理学说《书》的内容，而对注中介绍的天文、历法、音律等技术知识，则不厌其烦地加以迻译；此外，麦氏独尊蔡注，几乎未参考其他著作，却特地利用了《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中不少天文、历法、音乐、地理等相关表、图，以及清代各省地图，凡此皆可见其翻译《尚书》的旨趣。

麦氏自言译《尚书》颇为仓促，其学术积累并不充分。其译本时有明显粗疏之处，如目录少《牧誓》一篇，《秦誓》标题误将“秦”读作“T’hae/Tae”（泰）等。对原书的理解也不乏望文生义处，如将君奭之“君”译作“respecting”，说明他并未理解蔡注“君者，尊之之称”的含义。麦氏所译蔡注，到了全书后半部分更几近于无，与前半部分所译蔡注的分量完全不成比例，又对经文相关历史文化背景阐发不多，不便英语读者深入理解文义。正是因其译本简略粗率，才有理雅各后来对《尚书》进行重译。

理雅各译本：疑古与信古的综合体

理雅各也是19世纪英国来华传教士。他在华30年，精研中国典籍，晚年成为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与同为传教士的麦都思相比，理雅各对中国典籍和文化的研究是极为深入的。他曾花25年时间遍译《四书》《五经》。就《尚书》而言，理雅各的研究可称精深，其译文曾三易其稿。在为《尚书》英译本所撰长篇序言中，理氏用近50页篇幅撰写了一部小型《尚书》学史，介绍《尚书》学的基本问题，以及先秦至当代的《尚书》研究概况，对《尚书》学文献研读之细致不亚于中国学者。理雅各不满于麦都思只依蔡氏一家，注解又不够详明、准确。他的译注类似义疏体，在经文英译之下，以脚注的方式，先作题解，继而介绍篇章段落大意，又广罗众说对经文问题逐一考辨，并不时提出自己的新见。译本中列出的65种中文参考书目中，与《尚书》学直接相关的有20余种之多。因注释丰厚，译文典雅，被奉为“标准译本”。

理雅各研究中国文化，存在以传教为目的的内在诉求，对此他并不讳言。他对《诗经》《尚书》所称“上帝”“帝”的翻译尤三致意，反映其对东西文化冲突的焦虑；又对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编年与《圣经》编年学和基督教传统之矛盾颇为在意。在其译介中，背后既有19世纪欧洲流行的进步史观的影子，也有西方殖民经验的影响，更根本的是基督教传统与《尚书》对上古时代的种种描述之冲突带来的不安。因此，其译本叙述都可见其曲解《尚书》背后的神学关切。

尽管如此，理雅各除了对于“上帝”等名称的译法以西方神学观念比附，其他关于《尚书》的负面评论只保留在全书的长篇序言中，其翻译经文并未受太多影响。不但如此，理雅各甚至为《尚书》文本的神圣性作辩护。对于宋代以来怀疑孔传本《古文尚书》作伪的思潮，理氏既试图从学理上加以驳斥，同时通达地指出，纵使其书为伪，也曾在数百年间发挥重要影响，价值不容忽视，甚至以《新约》相比附。其所译经文，即用孔安国本58篇经文。在清代已经出现疑古风潮，在对孔氏《古文尚书》辨伪流行的情形下，麦都思和理雅各之所以仍然采用58篇孔传本经文，可能是由于二人都是神学家，在19世纪欧洲，《圣经》同样面临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质疑，为神学家所不安，故二氏能同情地理解中国经典的处境，反对轻易疑古。理雅各处理《尚书》的矛盾姿态及其对《尚书》的认识，是由其文化身份和所处时代共同决定的。总的来说，理雅各的译注本身较为忠实地为英语世界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的《尚书》学文本。

高本汉译本：语言学研究视野下的《尚书》译本

高本汉是20世纪瑞典汉学家，现代音韵学的重要奠基人。年轻时高本汉即追随语言学家隆代尔、汉学家沙畹从事方言和比较语言学研究，朋友马伯乐从事的汉语古音构拟工作对他有所启发。高氏受清代学者音韵训诂学的影响尤其大，同时也曾受“古史辨”学派的影响。他以《诗经》韵字构拟上古音，并利用其对上古音韵研究成果，先后撰成《诗经注释》《尚书注释》，成为研究者的必读之书。《尚书注释》仅对《尚书》中经本异文、疑难字词和段落进行研究，并不对全书进行注释。高氏的《尚书》英译，完成于《尚书注释》之后，应当是配合后者使用的，两者先后发表在瑞典的学术杂志《东方古物博物馆馆刊》上，并未单独出书，可见其并不以普通大众为写作对象，而是面向学术界，主要为学者所使用。

高本汉接受了清代以来的辨伪研究，其译《尚书》不用伪孔58篇，而只取28篇今文经。他视经书为先秦语料，不深入讨论经学议题，而仅就其文本进行详细校勘，对少数疑难文义进行考辨。高本汉研究古书语言，重视时间上最早的资料。他要考究出汉字的语源学用法，根据同音假借等语言学规律，推寻最早的字形、音义、用例，以此来解读古籍。与理雅各相似，高本汉对《尚书》的译注也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其所信用的材料更倾向于清代的小学研究成果，以及早期文献材料的排比运用。高氏的兴趣显然与传统经学有别，具有现代科学的语言学的学术特点。

三种译本与中国固有《尚书》学传统之关系

上述三种译本，都在英译的同时附上了经书原文，逐字进行翻译。麦都思和理雅各是传教士，其译经不免将一些西方神学观念套入所译文本，无法避免以西方为主体的“归化”翻译策略，这是自明末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以拉丁文传译中国经典就已开启的传统。高本汉处于20世纪，当时欧洲汉学已进入学院派的科学的文本研究时代，其研究中国典籍自然采用更具现代学术意义的方法。从经学内容来看，麦氏翻译的是蔡沈一家之学，但对蔡注的迻译多注意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而忽略理学方面的阐发，又未充分照顾英语世界的文化差异，解说过于简略，并不能使英语读者得蔡氏《尚书》学之全貌。理氏和高氏译本则不啻为《尚书》之“新解”，其中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并非简单的迻译。如以中国固有的《尚书》学传统来观照，麦氏纯依蔡传，但所译介是不完整的蔡氏学；理氏说经较尊崇朱熹等宋儒之说法，其解经方法亦类宋儒，即排比旧注，从中选择自己觉得妥帖、平易的注解，时而自出新意；而高氏则沿袭清人以小学治经的路数，辅以西方科学的历史语言学分析方法。三人所翻译之《尚书》，实际上传播的是不同的《尚书》学内容，同时又都处在宋代以后的《尚书》学脉络之中，既受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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