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扬州学派的学术交集

作者：屈宁（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三月廿八日庚午

          耶稣2024年5月6日

以乾嘉学术“异类”自嘲的章学诚，与作为乾嘉学术主流之一的扬州学派之间，实存在着重要的学术交集。无论是章氏对扬州学人的推重，还是扬州学人对章氏学术的接受，都颇耐人寻味。从中不仅可以窥见《文史通义》的早期传播史，对于重新审视扬州学派的史学建树，深化对乾嘉学术多元化特点的认识，也颇具启发意义。

章学诚对扬州学人的推重

章学诚与扬州学派中人，如阮元、王念孙、顾九苞、任大椿、刘台拱、汪中等，皆不无往来。其中，顾九苞、任大椿、刘台拱三人系章氏挚友，顾九苞、任大椿二人身后，章氏亲为之作传。此二传既是章氏史才之明证，亦可见其对扬州学术之推重。

顾九苞与章学诚同年生人，又系乡举同年，故相知颇深。顾氏英年早逝，著述皆不传，故身后传记多记述简略，惟咸丰间《重修兴化县志》所记较详，尤称道顾氏精于《毛诗》，长于训诂，雅好《文选》的学术特点，而其主要史源之一，即为章氏所作传记，这也是目前所见关于顾氏生平学术最早、最详的一篇传记。此传全系回忆材料，“惟以耳目所及，间涉自叙，参述交谊，顾知心好友，性命可以共喻”，其中对于顾氏父子“学术文章，皆能窥见根柢，异于俗师小儒”的评价，不失为章氏关于扬州学派整体学术认知的一个缩影。

任大椿为戴震高第，又有四库馆臣的经历，著述等身，身后为之立传者，除章学诚外，当时还有姚鼐、施朝干等人。姚鼐主于词章之学，故于任氏经学言之甚少。阮元修《国史儒林传》，即于姚氏文字一字不取，而以施朝干、章学诚二人传记为主要史源。其中，生平记述多据施传而学术评价则多本章氏之说，尤其是章氏对于任氏“淹通于《礼》，尤长名物”，“即类以求，荟萃全经”的经学取向的总结，尽数为阮元采用，也基本奠定了后世评价任氏学术的基调。《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儒学案》等书，对于任氏经学的描述，几乎都延续了章氏的这一经典概括。

扬州学派严格来说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学术概念，但在乾嘉时期，其学术地域属性已十分显著，阮元、汪中等人皆以扬州一派自居，直言“各成其学，不相依附”。而章氏所作上述二传，作为关于扬州学人最早的历史书写，无形中也起到传播和张大该派学术的作用。不难看出，章氏对于扬州学派唯求其是、学有根柢的学风甚为推重，将之与溺于繁琐考据的“俗师小儒”严格区分开来，这一举动，本质上源于他重视立言而又不鄙薄考据的学术理念。他虽不事考据，但始终认为“考索之家，亦不易易”，“考索”与“立言”皆是求学问道之方，“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这是他推重扬州学派并进而与之建立学术联系的重要思想前提。

扬州学人对章氏学术的接受

相较于章学诚对扬州学人的普遍推重，后者对章氏学术的接受则要隐晦得多，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早在章氏生前，传抄其书、袭用其说者即大有人在，以扬州学人的学术辨识力，显然不可能径直忽视章氏这位史学“天授”之人。阮元不仅以《文史通义》为国史重要史源，还曾向洪亮吉打听章氏学问路数，直言为其“不可埋没”的学术气象所动，以“奇士”视之，并选刊章氏著述，题曰《文史辨俗通议》。这说明阮元对章氏的著述和学说并不陌生，而这与章学诚对阮元学识高明，“所得在孙（星衍）、洪（亮吉）之间”的评价亦可谓相得益彰，只不过有显晦之别而已。相较于阮元，焦循对章氏学术的态度则要明朗得多。在《读书三十二赞》中，《文史通义》厕身其中，极为耀眼，章学诚更被冠以本朝叙事史学第一人的美誉，被推为当代的马、班。对此，钱穆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郑重指出，且感慨识如焦循，尚且误写“实斋”为“石斋”，可知章氏昔日声名之暗晦。此说值得商榷。且不说章氏很可能又字“石斋”（朱锡庚在抄本《章氏遗著》跋语中即有“实斋”“石斋”两种称呼），据此径直作为衡量章氏学术境遇的依据，亦不免武断。至少从焦循所写《章进士论文史》这一研读《文史通义》的读书笔记来看，他对于章氏史学尤其是编纂学思想和叙事理论实有相当程度之认识，很可能较为系统地研读过《文史通义》某个版本，堪称章氏思想早期最重要的“发现者”。

学术界一般认为，章学诚跃居一流学者行列，乃是民国初年以后事。近来又有观点指出，章氏学术的“发现”，可上溯至晚清咸、同年间。窃以为，这一时间节点还可再往前追溯至嘉、道时期。尽管此时学界尚未形成关于章氏学术的共识和定论，但赏识和推重其学问者不乏其人，诸如邵晋涵、王宗炎、段玉裁、吴兰庭、汪辉祖等，皆可视为章氏“身后桓谭”。相比之下，扬州学派的贡献无疑被忽视了，无论是将章氏文字征入国史，还是将《文史通义》比肩本朝一流学者著述；无论是选刊其书，还是抄录其说，这既是章氏学术影响的明证，也是章氏学术传播史的重要开端。

重新审视乾嘉学术的窗口

章学诚与扬州学派的交集，不失为重新审视乾嘉学术真实境况的一个窗口。尽管无论是章氏本人，还是扬州学人，都声称彼此学术路向“绝不相入”，但这似乎并未成为他们形成学术互动甚至互相推重的障碍。他们虽然整体学术风格迥异，但在一些重要学术观念和方法上却不无暗合甚至是殊途同归。

一是学以经世的旨趣。章学诚治学既反对繁琐考据，也反对空言著述，其思想中暗含着对汉、宋之学的双重反思，意欲通过改造传统宋学以济当世汉学之穷。在他看来，乾嘉学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讲宋学”，这也正是当时主流学界的某种共识。段玉裁晚年即大声疾呼：“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阮元更是把“崇宋学之性道”的观点径直写入国史，作为《儒林传》编纂的纲领之一。焦循则重申经学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立身经世”。这说明，在反思乾嘉学术与现实脱节的根本性问题上，章学诚与主流学派并无原则性分歧。

二是对义理的一致性探求。章学诚把义理比作人之“精神”，扬州学派亦秉承“由训诂以求义理”的汉学家法；章学诚重“别识心裁”，扬州学人则追求“是之所在”。他们都倡导为己之学。此亦其彼此间相互吸引的一项共同特质。如焦循称赞章氏所论“多发前人所未发”，章氏则肯定阮元在经学上立论多“出于心悟”。不过，扬州学人大多以“考据”为获取义理的不二途径，对于宋学的接受有限，从而导致他们虽叹服章氏的精深见识，却又不认可其学术路径。这一学术理念上的隔阂，无疑又影响了他们对于《文史通义》的接受程度。

三是史学观念上的共识。作为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最显著的学术标签即是“精于史学”。扬州学派最大的特点是“通”，他们虽多以经学擅名于世，但绝非不重史学，甚至说，他们在清代史学上的影响被低估了。阮元以精通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主张治史应从文本入手，体察作者“命意”。焦循虽以史学为征实之学，但又强调其本质上仍是“道”的载体，以天地、阴阳比附经史关系，认为叙事之文尤为重要，主张历史解释应严格遵从“惟论其世”的历史主义原则。这些认识，与章学诚高扬的“史学所以经世”“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以史明道”“论古必恕”等思想，本质上并无大的出入。

总之，章学诚对扬州学人大多敬重，于扬州学术不无张大之功，而扬州学人于章氏史才和史识亦不无肯定之意，二者在学术观念尤其是史学层面不无共识。这一显一隐的两条线索，构成了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面相。比较而言，章氏对扬州学派的认知大致明朗客观，但后者对前者学术的接受则相对隐晦局限，学术观念的差异和学术环境的压力，导致主流学界始终避谈章氏学术。焦循在回复阮元《国史儒林传》编纂意见时，只字不提章氏；翁方纲向刘台拱打听章氏学术取向，刘亦佯装不知。此即章学诚所言“时趋可畏”。从这一意义上讲，章氏学术在清中叶确系暗流，但此股暗流已是悄然涌动，逐渐冲破学术观念的桎梏而喷薄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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