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家学渐广

作者：孔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来源：《圣人家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社会动乱。文化上，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佛教渐兴。儒学衰微主要是指儒学不像两汉时期那样处于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萧然沉寂，而是转向民间，更为大众化。魏晋南北朝时，虽然儒学治国的作用渐渐削弱，其齐家功能则有所强化。孔氏家族虽然不如两汉时期那样鼎盛，但仍能保持世家大族的风度。保持家族长盛的主要因素是家学的持续发展和诗礼家风的兴旺。

（一）南北孔氏并立

魏晋时期，北方政治更为混乱，不少北方世家大族迁徙江南。孔氏家族中也有部分家族南迁，在南方形成两大支系：一支是魏晋时孔衍及后商避地江东，成为当地世家大族；另一支是孔潜率族人由梁国迁居会稽山阴，发展成会稽山阴孔氏。于是，孔氏家族从地域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绵延居于北方的曲阜孔氏家族和南方孔氏家族。

当时大江南北出现了多个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族、兰陵萧氏家族、吴郡陆氏家族、会稽孔氏家族等。这些世家大族能够在战乱中保持不衰，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士族制度的兴盛、门第观念的增强及“九品中正制”的推行等，还有关键的一点是重视家教和家风建设，并多在家族内形成具有文化传承、精神凝聚作用的家学。正如陈寅恪所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世家大族兴旺的主要因素是家学与家风。在这个世家大族兴盛、家学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孔氏家学有了新的发展。

1.北方孔氏家学

魏晋南北朝时，虽然儒学失去往昔的尊崇地位，但是孔子仍然受到朝廷尊重，北方的曲阜孔氏仍然受到朝廷的礼遇。如，尽管朝廷更迭不断，但孔子后裔依然世袭宗圣侯或奉圣亭侯等，负责祭祀孔子等活动。《晋书》记载黄初二年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议郎主要“掌顾问应对”，由通经典、有学识者担任。可知，孔羡应该熟知儒家经典。后来，孔震、孔嶷、孔抚、孔懿、孔鲜都袭封奉圣亭侯，主要负责祭祀孔子。要祭祀孔子，必须对儒学经典、礼仪等诸熟方可，所以此时的孔氏家族肯定世有家学。

孔子二十二（另有二十一或二十四之说）世孙孔猛，是孔季彦之孙，先祖孔安国，“家有其先人之书”（《孔子家语·序》）。《汉书·孔僖传》记载：“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可知，《古文尚书》《毛诗》等先人之书在家族中世代相传，孔季彦能“守其家业”，到孔猛时家里仍留有先祖所传家学典籍。孔猛虽师从大儒王肃，家学也是其学业中的重要部分。孔猛将家族内部传承的典籍《孔子家语》等交给王肃，王肃为《孔子家语》做了整理与注解，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尽管此时的孔氏家学没有两汉那样兴盛，但家学还是传承不断，家族中学习家学的风气还是没有改变。这种家风令家族保持不衰，对儒学的传承与发扬、典籍的保存和整理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南方孔氏家学

南方孔氏虽离开了鲁国故地，却没有丢弃祖辈遗训，仍重家教，研习家学不断，保留着孔氏诗礼家风的特色。他们因家学传承而长期兴盛于南方，累世英才不绝，也使儒学在南方得以传扬开去。

（1）孔衍及其后裔

孔衍，字舒元，孔于二十二（一说二十三）代孙，带领族人避地江东，是孔氏家族南渡江东的佼佼者。他“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晋书·孔衍传》），对经学有深入研究，知识又广博。孔衍著述主要有：《凶礼》一卷（佚）、《琴操》三卷（佚）、《左氏训注》十三卷（佚）、《春秋公羊传集解》十四卷（佚）、《春秋穀梁传训注》十四卷（佚）、《汉春秋》十卷（佚）、《汉魏春秋》九卷（供）、《汉尚书》十卷（佚）、《春秋后语》十卷（供）、《长历》十四卷（供）、《千年历》二卷（佚）、《在穷记》一卷（存）、《说林》五卷（供）、《孔衍集》一卷等。可见，孔衍著述非常丰富，“凡所撰述，百余万言”（《晋书·孔衍传》），而且涉猎广泛，对《春秋》三传、《尚书》、礼等都有研究。

孔衍为何能著述如此丰富？《晋书·孔衍传》记载：“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孔衍自幼养成好学的习惯，年少便能通《诗》《书》等典籍。这无疑与家族重视家学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与家风的陶冶有很大关系。孔衍父亲孔毓，曾任司空、司马等职，对孔衍有很大影响。可以说，孔衍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儒学涵养多来自家学传承。

孔衍迁居江东，也将家学带到了江东，为家族在江东的发展打牢了基础。如，孔衍子孔启曾为太守，孙孔倓为尚书祠部郎，曾孙孔粲为博士。从他们所任官职看，其所负责的工作都需要知晓儒家经典方可胜任，所学主要来自家学。二十六代孙孔淳之爱好坟籍，孔默之“好儒学，注《穀梁春秋》”，孔默之儿子孔熙先博学多闻，善文史星算等，所学无疑也主要来自家学。可以说，孔衍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儒学修养，对子孙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熏陶作用，使家族在南方形成了浓郁的诗礼家风，培养了一批人才。

（2）会稽山阴孔氏

汉末，任太子太傅的孔潜率家族由梁国避地会稽山阴，逐渐发展为会稽地区的世家大族，在政治、文化上均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在为政中能够秉正不挠、廉清自律、勤政务实，而且多富有学识，具有德行才能。山阴孔氏家族显赫，关键原因是家族内重视家学传承，注重品德修养，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其中最为卓著的是孔愉和孔冲及其子孙。

孔愉，字敬康，孔潜曾孙，孔子二十五代孙。他历任高官，曾任吴兴太守、御史中丞、大尚书、将军等，而且，通《春秋》《书》《诗》等经典，在学术上有建树，著有《晋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孔愉集》一卷。孔愉重视家教，在他的教导下，三子皆通经典。长子孔訚嗣爵，位至建安太守。次子孔汪好学有志行，著有《孔汪集》和《杂药方》（已佚）。三子孔安国以儒见长，历任太常、尚书、特进等职，著有《孔安国集》。三十一代孙孔休源曾任梁时太学博士、尚书左丞等，熟习典章制度，被人称为“孔独诵”。他“明练治体”，执法严明。三十二代孙孔奂，自幼好学，涉猎经史百家，曾任陈朝吏部长官，熟悉典章制度，选举得法，“在职清俭，多所规正”，并著有文集十五卷，弹文四卷。孔奂子孔绍忠亦有才学。

孔冲，孔潜孙，博学多识，曾任丹阳太守。《晋书·孝友传》记载，东阳许孜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可知，孔冲长于多部儒学典籍，并以所学授徒讲学。在他的教育下，子孙也注重儒家经典的研习与著述。孔冲之子孔侃，任大司农和太行。孙子孔坦在经史方面有研究，少方直，“通《左氏传》，解属文”（《晋书·孔坦传》），曾任尚书左丞、吴郡太守等。他秉承先祖孔子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对东晋的选举和礼制多有奏议，并著有《孔坦集》十七卷。

另有一些孔氏族人虽无法确知其世系传承，但都称为会稽山阴人，当是孔氏迁徙而去。如，孔晁为晋时五经博士，学识渊博，著述丰富，著有《逸周书注》《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卷、《溢法注》三卷等。孔俭，通“五经”，尤其明《三礼》《孝经》《论语》，教生徒数百人，三为五经博士，历官国子助教，迁尚书祠部郎，可谓“通儒”。孔子祛博通诸经，尤其专《古文尚书》，对于《礼》也有深入研究，著述丰富，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二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等。

由以上山阴孔氏的学术概况来看，他们仍传习家学不辍。且主要致力于经学研究，保有重学务实的家风，少有浮华轻薄之气。同时，由于山阴孔氏学人在朝廷多担任职务，对于刑律多有研究。如，宋孔琳之熟悉历代治典，依儒家正典和历代官仪提出一些异议，倡导“仁政”。南齐孔稚珪精通法律制度，上奏《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协助制定了一些比较合理的法律条文，要将刑律之学纳入儒学范围。

孔氏家学与刑律之学本身就是有关联的，减刑罚、惠民严明等本就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孔氏从政者在此试图将刑律与儒家仁政思想进一步结合，有意将儒家为政思想应用于现实的典制刑律之中，这有利于孔氏家学更好地传承发展，也进一步拓宽了孔氏家学的范畴。

（二）孔氏家学的特色

在魏晋南北朝社会混乱、儒学难享尊荣的情况下，孔氏家族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南迁的会稽山阴孔氏，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家学的传承、家风的长期浸润陶冶。

这正如余英时所说：“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以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是指儒学特别强调齐家的部分，使儒学在家族中得以更好发展。这是当时门阀制度的特别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孔氏家学获得新的发展，与汉代家学有所不同，与同时代的其他世族家学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恪守家学，弘扬儒学

在魏晋玄学、道教、佛教等多种思想影响下，儒学衰微。特别是十多年的永嘉之乱，使社会的礼制遭到严重毁坏，“家废讲诵，国阙率序”（《晋书·孔坦传》），家庭之内儒学讲诵渐渐荒废，儒家教育机构荒废待兴。学者中有学术思想转向的现象，不少人走向玄学、佛学等。孔氏学者仍恪守家学，继续研读《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并通过家教等形式将家学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坚守儒学的立场不变。

孔氏学人不仅在家族内部教授儒学，也向社会传扬儒家思想，用儒学教化世人。如，孔冲收徒教学，讲授儒家典籍。孔坦任职时，曾上奏朝廷“经邦建国，教学为先，移风崇化，莫尚斯矣”，指出教育对国家建设、社会风气的改善具有巨大的作用，建议“崇修学校，普延五年”（《晋书·孔坦传》），讲习儒家典籍，教以法度训诫，示人规范准则。这些建议与措施对完善考试制度、恢复儒学教育、推广儒家思想颇有推动作用。东晋孔季恭在任会稽内史时，“修饰学校，督课诵习”，加强了学校教育，促进了对儒家经典的诵习。

可以说，迁居南方的孔氏学者，仍然保持学诗学礼的家风，世习家学，注重修身养德。而且，他们也注意对儒学的传播，带动了当地儒学的发展。北方孔氏后裔更是牢牢坚守先祖庭训，以传承家学使命，致力于儒家典籍的传承发展。

2.治学广泛，著述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孔氏家族学有所成的可考人物有三十多人，多为南方孔氏。他们不仅在儒学内部有所开拓，而且涉及其他领域，包括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历法等。如，孔衍著述多、涉猎广，不仅在《春秋》《尚书》等经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在音乐、治兵、历法等方面有研究。孔愉不仅精通儒学，还著有历史著作《晋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孔坦通经学，在文学上也有造诣，著有《孔坦集》十七卷。孔灵符、孔灵运兄弟对地理有所研究，分别著有《会稽记》和《地志》。孔奂有文集十五卷、弹文四卷。孔晔著有《会稽记》，并有志怪小说《夏侯鬼语记》。孔汪著有《杂药方》。孔琳之不仅通刑律，还“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宋书·孔琳之传》），尤其擅长草书。孔稚珪“好文咏”，著有《孔詹事集》，其《北山移文》堪称六朝骈文的代表。

可见，孔氏后裔在传承儒学的同时，发展了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扩大了治学的范围，使家学的内容更为丰富。随着家学内容的不断扩展，家族内的风气也有所改变，但仍以研习儒家典籍为主，以涵养德性重心。

3.家学中融入玄学、道教等文化

儒学是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孔氏家学也具有开放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孔氏家族在传承家学、以儒学为基本内容和信念的前提下，也融入玄学、道教等文化，呈现一丝玄化、清脱的色彩。

孔氏后裔中玄学化最明显的是南方会稽孔氏，表现为归隐山林、嗜酒随性等。如，孔愉虽然对儒家典籍有很深的造诣，但是晚年受玄学影响日益加深，最后辞官回乡，归隐山林，隐姓埋名，远离世俗。孔愉曾孙孔佑也隐居四明山。

宋齐之际，孔灵产有隐遁之怀，后隐逸在山林间，对道教有较深的研究。孔灵产之子孔稚珪既精于儒学，又受父亲影响，对道教、玄学有认识。他曾登岭寻欢，共谈“四本”这一玄学最基本的论题。虽然谈玄学的论题，但是孔稚珪的思想方法和学术旨趣与魏晋道教又有很大不同，是将家学与道学相结合的结果。

孔氏家学中融入玄学、道教等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上玄学、道家思潮的风行，也与孔氏家族的仕途境遇、朝廷统治者的喜好等因素有关。孔氏学者在坚守家学的前提下，对玄学、道教等有所认识，并吸取它们有益的成分，促进了家学的发展，使家学具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不是故步自封。这使家风发生了少许的变化，多了一些洒脱、自由的风气。

在魏晋南北朝多种思潮并举的时代环境中，孔氏家族仍注重传承家学，诵习儒家典籍，又融入了玄学、道教等文化的因素，使家学得到丰富和发展，治学范围更为广阔。孔氏家学的持续发展得益于学诗学礼这一良好家风的陶冶，家学又反过来促进了家风的传承和深化，使家族中学习儒家典籍的氛围更为浓厚，保留着儒学真精神，并促使当地儒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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