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两汉孔氏经学的繁荣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5-25 08: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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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孔氏经学的繁荣

作者:孔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来源:《圣人家风》

 

经过战国与秦朝的战火考验,儒学在艰难中走向了春天——两汉。这一时期,政治上总体安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汉朝统治者根据时代需要,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特别是推行“独尊儒术”“通经入仕”等措施后,儒学趋于经学化,发展国家的主流意识。孔氏家族在这得天独厚的形势下,更加专注于家学的传承与研究,在古今文经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家学方面有很大进展,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繁盛的家学促进下,孔子诗礼家风也更为浓郁。

 

(一)孔氏家学发展概况

 

两汉统治者采取尊孔崇儒的政策,使儒学处于独尊位置,提升孔子地位,为孔子后人传述祖业,发扬家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氛围。孔子后人受到优厚待遇,这更加激励了他们研习儒家经典的积极性和传承家学的使命感。可以说,两汉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快速期,也是孔氏家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1、两汉儒学的兴盛

 

汉初,盛行黄老无为之术,这有效缓解了秦遗留的各种社会矛盾。但几十年后,黄老之术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统治者意识到需要有一种积极有为的思想来引领与凝聚人心,以促进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而能够担当此任的唯有儒学。再加上儒学这几百年的发展,一批优秀儒者,如叔孙通、董仲舒等人,积极建言献策,儒家思想越来越受重视,逐渐替代了黄老学说。

 

汉朝执政者采取了一系列尊孔崇儒的措施。这主要表现在:废除“挟书律”;置“五经博士”,并为博士官置弟子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各郡立学,教授儒家典籍,等等。这一系列举措使儒学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使儒学官学化,发展为经学,大大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尊孔崇儒的政策、儒学的官学化和高度发展,为孔氏家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和社会条件。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指以汉代通用文字传承的经学。汉武帝时五经博士所传的儒家经典都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在西汉处于主流位置,极为兴盛。古文经学出现较晚。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宫殿时,毁坏了孔子留存的宅院,在墙壁中“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鲁壁所出古书皆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写成,与当时通用隶书写成的经文有诸多不同,这批古书遂被称为古文经书。

 

古文经书大大丰富了汉代儒者的研究资料,弥补了当时原始文献大量缺失的不足。与汉初通过口耳相传、献书等形式发展起来的今文经学相比,鲁壁藏书更为可信,版本更早、更可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匡正弥补今文经学不足的作用。这也为后世学者研究儒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丰富了儒学研究的方向。一批儒者,特别是孔子后裔转而研究古文经书,掀起了研究古文经学的热潮。古文经学为儒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和新的思路。

 

鲁壁藏书的发现对孔氏家族来说意义重大。古文经书多被孔子后裔认为是先祖留下的珍贵遗产,作为家学的重要内容,世代传习。虽然今文经学在当时仍是主流学术,但是孔氏族人中以整理、研究古文经学家族使命的学者不乏其人,如孔安国、孔卬、孔驩等人。他们殚精竭虑、代代相传,在古文经学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于是,古文经学成为孔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文化,也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部分。

 

2、孔氏家学的特色

 

在两汉儒学兴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孔氏家族人才辈出、灿若繁星,既有擅长儒学的权臣名家,也有专治学术、授徒传经者,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孔氏家学得到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保存整理儒家典籍、阐发儒家经学义理和传承发扬儒学等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经学研究,不仅涉猎广泛,古今文经学兼容,而且研究走向深化、细化、多样化。在发展中,孔氏家学呈现新的特色。

 

(1)孔氏家学的发展

 

从孔子以来,儒家典籍就一直在孔氏家族中传承不断。孔氏家族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儒学典籍,成为孔氏家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孔鲋鲁壁藏书,保存了大量先秦儒学典籍,为古文经学的开启起到了奠基作用。可以说,没有鲁壁藏书,就没有古文经学。此外,孔氏家族对古代典籍的整理保存,还表现在对孔子及后裔思想言论资料的整理编著方面,这主要有《孔丛子》与《孔子家语》。

 

在保存整理典籍的同时,孔氏学者也在阐发、训解儒家经学义理,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孔子后裔中多人因博学多识、精通经文义理而被立为经学博士。汉代博士的选拔要求其实很高,要能够对儒家经典“穷微阐奥”,精通一经,还要博学,能“兼综载籍”。孔氏学人能凭借治学广泛、学识渊博,多人居博士之位。如孔子襄、孔忠、孔武、孔延年、孔霸、孔光等皆被列为博士。他们不仅能精通经学,而且有些人撰有经学著作。如孔安国曾孙孔驩著《春秋公羊训诂》《春秋穀梁传训诂》,孔融著《春秋杂议难》,孔奇著《春秋左氏删》等,都是对今文经学的阐释。

 

古文经书面世后,孔安国、孔臧等孔氏学者首先对古文经进行整理与研读,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训解、阐发义理。尤其是孔安国,他训解的《古文尚书》《古文论语》《古文孝经》,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经过数代孔氏学者不断研读、训解,古文经学渐成体系,在西汉末期正式登上学术的殿堂,与今文经学相抗衡。至东汉,学习古文经学的人渐多,马融、郑玄等大儒也胸怀“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后汉书·列传第十七》)的信念,从事古文经学的研究。在古文经学从形成到兴盛过程中,孔氏学者可谓功不可没。

 

孔氏家学的传播发展主要表现在家学传承和授徒教学两方面。孔氏学者中有多人不求爵禄,而创办私学,致力于儒学的著述与教授。如孔子九代孙孔鲋,十四代孙孔光,孔安国曾孙孔立,十九代孙孔宙等。他们在教授自家子弟的同时,将儒学施教于社会大众,保持了学术的开放性。这不仅使儒学在家族中更好地传承发展,而且促进了儒学向社会的发展传播。

 

(2) 孔氏家学的特色

 

两汉时期孔氏家学经过数百年的繁荣发展,呈现一些新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孔氏家学涉及广泛,古今文经学兼治。今文经学较早立于学官,世人多依赖今文经学进入仕途,然而经学研究繁琐复杂,常常是穷其一生只通一经,形成“西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的局面。孔氏学者因为家学积累深厚、丰富,自幼就受到好的教育,治学广泛,多能够兼通多经。在“鲁壁藏书”问世后,孔氏学者中多人又从事古文经学的研究。当时古文经学还没有被列为官学,从事古文经学者不仅不能以此获取官位,还要面临今文经学派的攻击。孔氏学者怀着对家学的热爱,坚守学术阵地,使古文经学日益兴旺,逐渐占据一定位置。

 

孔氏学者多博览群经,不少人还兼治古今经学。如,孔子十二代孙孔延年涉猎广泛,被人赞为“博览群书,无所不备”,被立为博士,后转太傅。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少学《鲁诗》,治古今文《尚书》《古文论语》《古文孝经》,又善《毛诗》等,被武帝立为博士。孔安国后人孔卬、孔衍、孔驩、孔子立、孔子元等,都是兼治多经,包括《尚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等,几乎涉及全部儒家元典。其中,孔衍兼治今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古文论语》等,为成帝时《尚书》博士。

 

其二,孔氏家族内不同支脉的传承有其特色。孔子之后七代单传,家学多父子相传,学术发展脉络单一。孔子九代孙有孔鲋、孔腾、孔祔兄弟三人,孔氏子孙开始增多,家学由单一发展为家族内不同支脉并行发展,家学走向多元化。孔鲋后裔学术成就不显著。孔腾后裔世代以经学传家,成就卓著者尤多。孔祔之子孔藂追随汉高祖刘邦,以军功封蓼侯,世袭到西汉末年,后裔中也有以经学著称者。这三个大的支脉下,又繁衍出多个支脉。尽管此时的孔子后裔有些已为官宦世家,但仍恪守诗礼传家的祖训,世习家学,卓有成就。

 

孔腾后裔在学术上最为杰出,多人因为学术被立为博士,可谓人才济济。这一支又可分为两个小的支派:孔武一支和孔安国一支。孔腾的长孙孔武一支,多官位显赫的朝廷重臣。如,孔武之孙孔霸在宣帝时为大中大夫,元帝时官至太师,被封关内侯。孔霸四子孔光两任丞相,官至太师,封博山侯。他们在治学上也多有建树,孔武及其子孙孔延年、孔霸、孔光等都是博士出身,以研究今文经学为主。孔安国一支,学者较多,如孔安国、孔卬、孔衍、孔驩等也均博士,但不属权臣之列。他们多兼治今古文,尤其在古文经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东汉时,家学的传承更为多样、深化。孔霸长子孔福一支,早期以治今文经学为主,主要治《今文尚书》与《严氏春秋》,后来兼习《春秋》三传、《毛诗》及《古文尚书》等。如,孔宙主修《严氏春秋》,他的几个儿子也以研究《春秋》为主,但稍有不同:孔谦“祖述家业,修《春秋经》”;孔褒主修《春秋经》;孔融主修《左氏春秋》,还兼修《毛诗》与《易》;孔昱则主治《古文尚书》。孔霸次子孔捷一支以治《春秋》主,孔奋、孔奇主修《春秋左氏》,孔奋之子孔嘉著有《左氏说》。

 

可见,孔氏家族不同支系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等差异逐渐增大,呈现具体细化的倾向。这一倾向有利于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使孔氏家学内容更丰富多彩、发展更迅速。这是孔氏家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必然趋势。

 

其三,孔氏家族在家学兴盛的同时,重视家教的风气也更为显著,在先秦子承父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兄弟共学等形式。家族中父子自为师友、兄弟共习、祖孙几代同治一经是常有之事。长辈将多年所学的思想精髓在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中传授于子孙,子孙在前人所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推进,这是孔氏家学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如,孔安国与其子孙孔卬、孔衍、孔驩等几代人都主攻《古文尚书》《古文论语》等,使古文经学得到发展。孔忠、孔延年、孔霸、孔光等祖孙几代都治《今文尚书》,且多因此被列为博士,成绩卓著。

 

“兄弟共学”渐成为孔氏家族传习家学的主要形式。兄弟间共同学习家学,相互勉励,交流讨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共学方式,使学习更为轻松愉悦,进步更快,更容易取得成效。如,汉时孔安国与堂兄孔臧共同致力于古文经学的研究,使当时充满艰辛的古文经学研究得以坚持下去,并有长足发展;孔长彦与孔季彦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共同学习,相互勉励,致力于《古文尚书》等家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两汉时期,孔氏家学达到了鼎盛,涌现出多名优秀的经学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孔氏家族成为首屈一指的经学世家。尤其是古文经学的研究和传承,不仅是孔氏家学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家学的研习传承中,家族成员形成了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深化了家族中向学、乐学的风气,使崇德尚道、传习儒学的诗礼家风得以提升。家风作为家族传承中更本质和潜在的部分,它一经形成又会反过来成为家学思想走向深邃和快速发展的动力,推动了家学的发展。孔氏家族出现了一些在学术上有突出造诣的优秀人物,孔安国、孔臧家族中的佼佼者尤为显著。

 

(二)孔安国与其家族

 

孔安国,字子国,孔忠之子,孔子十一代孙。他不仅精通多部经典,而且兼治古今文。《孔子家语·后序》介绍:“子国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长则博览经传,问无常师,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可知,孔安国学识广博,对于《诗》《尚书》等多种今文经学有深入的研究,并以《今文尚书》列为博士,官至临淮太守。

 

孔安国的父亲孔忠汉文帝时官博士,祖父孔腾为汉惠帝时博士、长沙太傅,都以治今文经学著称。孔安国在家族教育下,起初也是治今文经学。在鲁壁发现《诗》《书》《论语》等古文经之后,他又致力于古文经学的整理研习。古文经用先秦文字写成,当时很少有人能读懂,更不用说通其大意。孔安国“乃考论古文字,为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将古文转化成为今文形式,且作了训解,为古文经学的阐释研究奠定了基础。《孔子家语·后序》记载,孔安国“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最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尚书传》《古文孝经》《论语孔氏训解》确含有孔安国口头形式的初步训解。这三部书成为后世研读《尚书》《孝经》《论语》的重要参考资料,在经学史上有重要位置。尤其是《尚书传》,成为《古文尚书》相关学术发展之基。

 

此外,孔安国“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整理编成《孔子家语》一书,为后世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参考资料,也成孔氏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安国博览群经,整理训解古文经学,以传承家业志向,在学识和品行上都为人所称颂。这些对他的子孙具有直接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培育了多名经学人才,使家族数代传承家学不断,“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后汉书·孔僖传》)。如,《孔丛子·连丛子》记载孔安国之子孔卬“特善《诗》《礼》而传之”,孔卬传承父亲的古文经学,也习今文经学,尤其擅长《诗》《礼》,并将它们传承下去。

 

在孔卬的教导下,两子孔衍、孔驩都被列博士。孔衍通《古文尚书》《古文论语》《毛诗》等。《孔丛子·连丛子·叙世》记载孔驩“善《春秋》三传,《公羊》《穀梁》训诸生”,与其子孔子立合编《小尔雅》。可知,他兼通经学,善训诂学,可谓学识渊博。孔子立受父亲教育,好古文经学。

 

《孔丛子 ·连丛子》记他:“善《诗》《书》,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为是不仕,以《诗》《书》教于阙里数百人。”可知,孔子立沿袭诗礼家风,喜好《诗》《书》,并且无意权贵,志在向弟子、子弟们传授《诗》《书》等。孔子立的儿子也习《毛诗》《古文尚书》《古文论语》等,极有可能参与续编《孔丛子》。

 

东汉时期,孔安国后裔秉承古文经学的宗旨不变,《毛诗》《古文尚书》等仍然是家学的主要内容。孔建以文学为议郎博士,孔丰善经学、以学行闻于世,孔僖善《诗》《书》、涉猎《礼》《春秋传》等。孔僖的两子孔长彦、孔季彦自幼刻苦读先人的遗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后汉书·孔僖传》)。兄弟两人后来研究的方向不同,长彦主治今文经学,季彦习古文经学,兼修《史》《汉》。两人不重仕途爵位,以家族学术的传承发扬使命。

 

纵观孔安国家族,世代以治古文经学为主,《诗》《古文尚书》《春秋》等是家学的重要内容,《孔丛子》得到进一步丰富,《孔子家语》也已形成,家学的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着孔氏家学的繁荣,孔氏诗礼家风也走向辉煌。

 

(三)孔臧及其家族

 

孔臧,字子武,孔藂之子,孔子十一代孙。他历位九卿,曾拟被委任为御史大夫,但他拒绝任高官,辞曰:“臣世以经学为业,家传相承,作训法”(《孔丛子 ·连丛子》)。他有感于俗儒之乱,妖妄杂说并起,自觉以家学传承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使先祖思想言论永存后世、涵养世人。他转而求任太常,以便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典臣家业”,与孔安国一起整理古文典籍,全身心致力于家学的研究和传承之中。

 

汉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孔臧遂专心从事经学的研究。他起初研究今文经学,后在孔安国的影响下从事古文经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孔臧的作品主要有《汉书》著录的儒家类“孔臧十篇”“赋二十四篇”,其中《孔丛子·连丛子》收录四篇赋。可见,孔臧不仅精通经学,还擅长汉赋,富有文采。

 

孔臧不仅致力于家学的研究,也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孔丛子 ·连丛子》记有孔臧作《与子琳书》《与从弟书》,表达了孔臧对儿子孔琳、从弟孔安国的关切之情与劝诫之意。在孔臧的教导下,孔琳“博学问,嗣蓼侯,历位诸吏”,博学多识,能传承孔氏家学,世袭了蓼侯之职。

 

总起来说,两汉时期,孔氏族人继承先祖遗训、传承家学、整理研习儒家文献典籍,特别是古文经学,使孔氏家学走向辉煌。家族中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他们著书立说、授徒教学、讲解儒家经典,以其广泛而深入的经学研究为儒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作用。正如赵翼所说:“今按周、秦以来,世以儒术著者,自以孔圣之后第一。……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计自孔圣后,历战国、秦及两汉,无代不以经义为业,见于前、后《汉书》,此儒学之最久者也。”家学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家族内父子、兄弟共同学习家学典籍,在交流切磋、探讨学问中,家学不断积累沉淀,发展提升。同时,共学中形成的浓郁学习氛围,也使孔子学诗学礼的家风进一步发展,家族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平进一步提升。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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