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浸润下的《汉书》撰述与史学精神

作者：靳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初六日丁丑

          耶稣2024年5月13日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首创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范本。了解编撰者班固及其家族的历史变迁，从中探寻家族文化蕴含的独特品质与风格，是我们研读《汉书》的一个重要窗口。论世，也要知人，知人论世是统一的方法论体系。

家有赐书 内足于财

据《汉书·叙传》记载，班氏为楚令尹子文之后，似乎说明班氏与楚文化有某种关联，又隐含着班氏先人既有神性又有德行，这样的书写是在寻求一种文化传承之源和文化自信之流。秦灭楚之后，令尹子文之后裔迁到晋、代之间，以班为氏，预示着这一区域既是班氏发家致富的地方，也是班氏文化品格和学术风格孕育的地方。由此来看，班氏家族的演变与发展受到楚文化与晋文化的滋养和影响，这是我们认识班固及《汉书》的重要文化基础。

秦始皇末年，班壹为避乱迁徙到楼烦（今山西宁武县），开始了畜牧经营。汉初“以财雄边”，成为北边牧主，且有示范意义，“北方多以‘壹’为字者”。这是班氏家族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汉书·地理志下》“代郡”属县有“班氏”，也显示出班氏家族在北方边地的文化影响。

从班壹之孙班长这一代开始，班氏进入仕途的发展阶段。虽所任官职并不高，但相对以往北边牧主而言，这是一个重要转变。特别是班长之孙班况，不仅做过上河农都尉、左曹越骑校尉，而且送女儿入宫，为婕妤，史称班婕妤。这使得班氏家族与皇权产生关联，成为皇亲国戚。随后，班氏在长安落户，为扶风安陵（今陕西扶风县）人，政治地位有了极大提升。

班况有三子，班伯、班斿与班穉。班伯有很深的经学造诣，在汉成帝时备受宠幸，“与两师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东宫，常从；及有大政，俱使谕指于公卿”。班斿博学有俊才，不仅进入政治领域，任高官，地位尊崇，而且有幸参与刘向主持的国家典籍整理，特别是汉成帝赏赐的皇家藏书的副本，这对于班氏家族而言，是何等的政治荣耀。这也为班氏家族学术发展和史学事业奠定了文献基础。当时，皇家藏书不允许查阅和传播，除了特许或史臣外，即使皇帝叔父东平思王刘宇请求阅读《太史公书》及诸子书，大将军王凤上奏不许。这样的对比书写，是班固有意凸显班氏家族受到皇帝的恩宠。

班氏家族还有自觉的史鉴意识。班婕妤有“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的劝诫，所写赋中有“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的表达，对此元后发出了“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的赞叹。班伯以商纣王“沉湎于酒”而亡国的历史故事告诫汉成帝远离张放等佞臣，用心治理国家。这些都是班氏家族自觉史鉴意识的体现，对班彪、班固父子的著史立言是有影响的。

在立身处世上，受地域文化影响，班氏家族拥有“志节慷慨”“方直自守”的品质与风格，这对班彪、班固父子的学术追求和史学精神也起了积淀作用。

拒逐鹿之瞽说 扬汉家之天命

班彪乃班穉之子。班穉端方正直，不媚上、不随俗，持身有法。他不愿为了奉承帝王大臣而轻易表态太子的选任，尽管他们兄弟与王莽关系甚好，但拒绝为其撰文伪造、粉饰太平。这样的品质影响到班彪，正如班固概括的，“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的这段记载是对班彪一生节行的最好概括，反映了班彪的思想品质与学术风格，即做官不为俸禄，治学不为取悦他人，文章不求语言华美。

班彪年少时在“家有赐书，内足于财”的生活中度过。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崇尚的是儒家学说。班固的这句叙事，是以比较的方式有意点出其父班彪的思想倾向，成为班彪之后“复汉”心路的思想引领。

尽管班氏沉浸在对皇恩的感激与享受的政治情结中，但汉朝早已摇摇欲坠。王莽建立新朝，汉朝“中绝”。王莽败亡后，更始政权建立，一时出现了刘姓汉家的复兴，给世人带来希望。更始政权一度得到响应和支持，且实行轻法、无为、因循的休养生息政策。但更始政权的“乱政”，使得这一燃起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班氏家族的政治经历，奠定了其维护汉朝为正统的立场基础。在对刘姓汉家的认同意识与信仰意识的强烈指引下，班彪开启了艰难的“复汉”之路。班彪北征西行，来到天水郡，成为隗嚣的宾客。之所以选择西行，根本原因是隗嚣竖起了“复汉”大旗，立高庙、祭祀汉高祖，建年号“汉复”等一系列行为，给人“复汉”的希望。但隗嚣并没有坚定的雄心壮志，在他看来，天下会出现战国纵横之势，割据一方似乎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而在班彪看来，这种纵横之势不会出现，刘姓汉家复兴是必然之势。这显示出班彪对西汉一代历史盛衰有精深的把握和深邃的历史认识。班彪的这段答疑，是站在周汉这一大历史、长时段中进行分析的，可谓一篇短小精悍的历史理论文章。

当面对“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的反驳时，班彪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复汉”，必须从理论上回答西汉皇朝建立是基于逐鹿还是天命这一根本问题。于是，班彪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在这篇宏文中，他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刘姓汉家“神器有命”，主要目的是“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从天命和人事两个方面再次申明汉室复兴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历史的选择。班彪将西汉中后期以来的“汉家尧后”说进一步改造成证明刘氏受命于天的首要根据，由亡汉的根据转变成为兴汉的根据，这是他的理论创造，不仅对班固及《汉书》撰写有很大影响，而且为东汉政权的正统性构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维护与巩固提供了理论支撑。

专心史籍 断汉为书

班彪“知隗嚣终不寤，乃避地于河西”，投奔割据河西地区的窦融集团。不久，他又跟随窦融归顺了光武政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复汉”的理想追求。入东汉后，他并没有热衷于政治追求，而是专心于史学事业。正如范晔所言，“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

班彪在史学方面有两大贡献，一是对以往史学发展作了简要概括，写了一篇“略论”。这是目前见到的较早的中国史学简史，也是较早的一篇史学评论。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全录其文。在这篇七百余字的文章中，班彪对史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作了简略而又清晰的梳理，指出每一部史书的出现或每一阶段史学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所处时代变革密切关联。他重点对司马迁著《史记》及其利弊得失、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特点等作了详尽阐述，进而引出他所要编撰的“续太史公书”。他在以往补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重新改编《太史公书》体例，突出《春秋》之义，编撰了一部汉史即《续太史公书》（也称《史记后传》）。朱维铮先生指出：“班彪的目光，专注于从刘邦开国到王莽代汉的前汉兴亡过程。”因而，“不论班彪有心或无意，他对《史记》汉史部分的修补续作，都开创了‘断汉为书’的雏形”。这是班彪在史学方面的第二大贡献。

班彪死后，班固接续其父的史学事业，撰写汉史。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国史之狱，让他的思想及人生发生了转变。虽然班固在经历多年的修史考验后，可以继续撰写汉史，但却具有了官方修史的性质，皇权的渗透是较为突出的特点。不过，作为“不为章句”之学的通儒，班固深受其家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其父班彪的影响，“方直自守”的品质与风格深深刻印在《汉书》中，实录精神是班固在《汉书》中必然体现的史学精神，关乎国家大体的现实主义书写原则，成为《汉书》这一经典著作备受历代关注和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因此，认识班固及《汉书》，不得不了解班氏家族的方方面面，知人才能更好地论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22VLS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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