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虞万里：《诗经》文本纵横谈

来源：“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初六日丁丑

          耶稣2024年5月13日

2024年5月10日晚上，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求是学院紫云碧峰学园主办，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中心、浙江大学图书馆协办的经典研读社第二期“《诗经》：伦理与政治”在浙江大学图书馆主馆举行。此次讲座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主讲，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旭主持，求是学院紫云碧峰学园副主任胡凌飞老师、分团委副书记刘永杰老师到会参加，校内诸多师生热情参与。

讲座伊始，虞教授介绍了二千年来《诗经》著作的数量，说即使如汇集众多学术成果《诗经集校集注集评》和《诗经要籍集成》等，收录的范围仍都十分有限。事实上，历史上《诗经》著作远远超过一千种；即使将五种《四库全书》所收录的《诗经》著作都略去不计，单计清代就还有七八百种。从文字、篇章、诗旨等各方面看，不同时期学者对《诗经》研究的视角都有明显的不同。就最显眼的《诗经》分什而言，现存最早的《毛诗传笺》与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就有差异。《毛诗传笺》将《诗经》小雅74篇分成《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等七什，六篇亡佚的篇名分在前两什，不计数，最后的《鱼藻之什》则有十四篇。朱熹《诗集传》中将小雅74篇和六篇亡佚之诗合并为80篇，分为八组（什），正好十篇一组（什），但次序却有调整。《诗集传》除第一组《鹿鸣之什》外，其余七组什名与《毛诗》全然不同。除了篇章结构上的差异，对诗旨和内容的不同更多。

虞教授指出，《诗经》的文本在形成之初就有文字的加工，这只要反复吟咏《诗经》与杜文澜《古谣谚》所收上古的民谣，就可以发现。《诗经》305篇中由行人采风采来的民歌，应是经过太师等上层知识分子加工后的作品，已不是最原始的民间歌谣。《周礼》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云：“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者，言古以刺今，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西周太学用《诗》教授国学弟子，则必须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文本，他们既然要借古讽今，要在外交上对答吟诵，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则对诗句詩旨必有一种统一的认识与解读。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以后，文字异形，言语异声，《诗经》传到民间，文本面目就发生了变化。

其次，虞教授带领听众回溯两千多年的历史，探究《诗经》文本的演变。他指出，唐代之前的《诗经》文本变动频繁，而宋代以后则相对稳定。宋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将经文、注解和正义合并刊刻，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刻本。但五代和宋初，唐手写本尚有存世，所以宋人的校改可能依据写本，有其文本上的价值。元以后的刻本则基本上是别字、俗字和讹字的区别。东汉时期的熹平石经也反映了《诗经》文本的不同。熹平石经正面刻《鲁诗》，通过复原与校勘，与目前流传的《毛诗》的对比，学者们能够进一步接近其文本的原貌。西汉时期的阜阳简《诗经》特点是一章单独抄写一简或两简，各章不连抄。一旦纬丝散乱，就会造成章次的混乱，安大简章次的错乱就是一个显例。

最后，虞教授讲解了《诗经》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乱问题，并强调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复原汉代《诗经》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通过比对出土文献和现今的《毛詩》，可以发现熹平石经与海昏侯汉墓出土的《诗经》篇次大致相同，而与《毛诗》有较大差别。《毛诗》与《鲁诗》在篇次、章次、章节和文字上都存在差异。他据阮元《毛诗校勘记》统计，说毛诗二十卷约有几千条异文，而这些差异大多是唐以后形成的，当然其中的个别文字含有隋唐写本时代的因子，这种因子或许也透露出三家诗的文字面貌。他以“板荡”一词为例，分析《毛诗》与《鲁诗》分什的差异。《毛诗·大雅》《板》《荡》二诗并不在一起，《板》在《毛诗·大雅》中为《生民之什》最后一篇，《荡》为 《荡之什》之第一篇。而依据熹平石经残石复原的《生民之什》中，《板》《荡》二诗正为第五第六，前后相次。因其诗旨相同，故为 《鲁诗》学者杨赐率先作为一个词汇使用，影响后人，遂有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名句。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虞教授耐心回答了现场师生提出的问题。首先，老师回答了从青铜器、金文上研究《诗经》文本的问题。他说这种研究室从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开始，后来于省吾作《泽螺居诗经新证》进一步与铜器铭文语词互相关联 ，进行考释。姜昆武的《<诗><书>成词考释》也是这类著作。接下来，老师回答了《诗经》中的政治诗与爱情诗的问题。《诗经》十五国风多以爱情家庭为题材，其基本功能是抒情，但在采入王室和流传过程中，知识分子将它与政治和道德关联起来，通过阐释诗旨来发挥教化功能。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探讨中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