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孔氏经学复兴

作者：孔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来源：《圣人家风》

隋唐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朝廷大力推崇儒学，使其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孔氏家族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传承者、发扬者，在这次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世家、官宦望族。孔氏家学随着儒学的振兴得到了一定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色。随着家学的发展，孔氏家族的家风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一）孔氏家学发展概况

隋唐时期实现了政治上的总体统一，自然也要求实现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能够担当此任的只有儒学。朝廷采取尊孔崇儒的政策，不断提升孔子的地位，给予孔氏家族多种优遇，孔氏家族再一次兴盛起来。在以儒学作为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政策下，大批孔氏学者通过科举登上仕途。这主要是因为，孔氏家族对家学的传承没有中断、以学诗学礼为内涵的孔氏家风也一直在家族中蔓延。

1.尊孔崇儒的时代

隋朝统一天下之后，大力提倡儒学，尊重儒士，并组织搜集整理儒家典籍，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唐取代隋之后，更加尊崇儒家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儒学的主导地位，包括整理儒学典籍、科举选拔人才、尊崇孔子及其弟子、重视学校教育等方面。

第一，组织整理儒学典籍。唐太宗李世民重视儒学，给予儒学很高的评价：“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慎所好》）他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儒学不可或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儒学的地位、推动儒学的发展。组织儒者大规模地整理历代古籍是其中主要的一项。他命人汇成了《隋书》《群书治要》《五经正义》等经典古籍。

关于整理古籍、儒学教化的目的，《隋书·儒林》中有明确论述：“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说明了儒学对国家政事、民众教化、社会风气、人伦道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唐朝社会得以安定发展的坚实思想基础，是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古籍的整理也为孔氏家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孔氏家学进一步融汇到国家层面的学术之中。

第二，通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这进一步将儒学之道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儒学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的手段和途径，直接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和普及。在这个过程中，儒学渐渐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并列晋级转变为国家的主导思想。孔氏学者凭借家学的优势，多人中举，具有更多进入仕途的机会，人才辈出。

第三，尊崇孔子，不断提升孔子的地位。唐武德七年（624)，高祖李渊亲临国子学释典，封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升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享。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追赠孔子为“文宣王”。在开元末年，祭祀孔子用国家祀典中的“中祀”，孔子享受较高的祭祀等级。

孔庙规格不断提高。武德二年（619)，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贞观四年（630)，州、县立有孔子庙，形成孔子庙分布全国的格局。对孔子的尊崇，直接提升了孔氏家族的地位和威望，使孔氏学者具有了更强的荣耀感和使命感，更加自觉地以文化传承者自居，传承家学的积极性更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儒学走向统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南北差异逐渐减小，走向经学的融合；二是儒学对释、道以坦然的态度面对，既有批判，又能积极吸收、融化两者的优秀部分。经过长期的交融、渗透，更为全面的儒学体系建立了。孔氏家学在这样的儒学发展形势下，走向了新的天地，孔氏学诗学礼的家风更为浓郁。

2.孔氏家学的新发展

在隋唐崇儒尊孔的政策下，孔子家族受到多种礼遇，如孔子嫡裔先后被封为绍圣侯、褒圣侯、文宣公等。在地位提高的同时，孔氏学者的文化素养也明显提高，北方宗子一脉尤为显著，多人任博士等职。如，文宣公孔琏之任国子四门博士、邠王府文学等；文宣公孔策专攻经学，考中明经，为《尚书》博士，任国子监监丞等；文宣公孔振以进士第一人及第；文宣公孔昭俭授广文馆博士等。他们能够任博士或科举中第，是因为深厚的学术功底，而这种功底来自长期的家学传承与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宗子一脉虽然显得衰落沉寂，但家学仍然在家族中传承不断，诗礼家风也在陶冶着家族成员。经过多年的积累，恰当的时机一到来，他们便异军突起了。

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这对世代以儒学为家学内容的广大孔氏学者来说，是巨大的优势。这时的孔氏族人犹如井喷，在科举取士中多人中举。如，三十五代孙孔贤考中进士；三十九代文宣公孔策明经及第，迁《尚书》博士，三子中孔振、孔拯皆中状元；四十代孙孔纬、孔德、孔缄兄弟三人都中状元，被称为孔门三状元，孔纬还曾为唐僖宗、昭宗两朝宰相，其子孔崇弼也是进士出身；四十一代文宣公孔昭俭授广文馆博士；孔贤后裔孔元昌、孔昭邈也进士及第。

另据学者统计，“三十九代兄弟九人，一位状元，一位榜眼，四位进士，两位明经，只有一人没有功名还官四门博士。四十代兄弟十五人，四位状元，一位明经状元，五位进士，一位明经，四人没有功名，一位任太子舍人，一位任曲阜县令，长孙兄弟二人全都考中状元。”这是仅就宗子家族两代来说，就有如此多中举者。在整个唐朝，孔子后裔中举者更是众多。

家族中一时有这么多因才学而中举的现象，绝不是偶然。这与孔氏家学的长期积累沉淀有直接关系。以儒学为内容的家学为孔氏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加上家族中重视家教、长期形成的习儒重德家风，使孔氏族人自幼便接受儒学教育，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孔氏家学在这些有利形势下，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一，孔氏学者的著述多了起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所增加。这些著述涉及广泛，而不仅仅在儒学之内。如：孔至著《百家类例》《姓氏杂录》《百官要理》等；孔志约著《本草音义》二十卷；孔绍安著《孔绍安集》五十卷等。著述最多、最突出的要数孔颖达，不仅在孔氏家族，就整个唐朝而言，他都堪称儒学研究的高峰。

其二，孔氏家学在总体上仍保持经学研究路向。唐代诗文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但是孔氏学者仍然以家学传承为主，多致力于儒家经学的研究之中。孔颖达负责编撰的《五经正义》是其中的翘楚，另有《孝经义疏》等，都对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孔氏学者中也有多人因经学列为博士，如尚书学博士孔策传承家学，仍以《尚书》作为治学的方向。

（二）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人，孔子第三十三代孙。他遍研群经，编撰《五经正义》《大唐仪礼》等皇皇巨著，为隋唐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孔颖达也使孔氏家学达到了新的高峰，进一步培养、带动了家族大量优秀人才。

1.孔颖达其人

孔颖达能够在学术、思想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丰厚的家学传承有极大的关系。孔颖达8岁就学，博闻强记，日诵千余言。他每天手不释卷，幼年时便熟读《三礼义宗》，后精读《毛诗》《礼记》《左传》《尚书》《易》等多部儒学经典，遍读诸子百家之书，涉猎天文、历法等多个方面。孔颖达能够少时便博览群书，打下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他自身的勤奋有关，更与其家族长辈重视对子女的家学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孔颖达家族可以上溯到西汉孔延年二子孔福。孔福七世孙孔郁为东汉冀州刺史，其子孔杨为下博亭侯，后定居下博。孔杨的七世孙孔灵龟，任北魏国子博士，为一代名儒。孔灵龟之子孔硕便是孔颖达的祖父，任北魏治书侍御史，为官正直，尚善罚暴，“风俗以之肃清”。孔硕生孔安，为孔颖达父亲，任北齐青州法曹参军，为官清廉，志在宽简，是信奉儒学的循吏。可以说，孔颖达家族世传家学，以儒家思想为行为的规范，具有较高的文化涵养，为政清廉。敦厚纯正的家学根基、崇儒兴教的家风传承，为孔颖达提供了良好的成长与学习环境。先辈们的品行学识为孔颖达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导向。年少时便习承家学，为他成为“学贯五经”的通儒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在对家学的传承外，孔颖达还拜当时名冠天下、学识渊博的通儒刘焯、刘炫为师，继承了他们兼通南北、广纳博引、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格，在学术思想上有了更大进步。20多岁时，他边研习经书，边授学乡里，教育子弟与弟子，自身的知识涵养也有了进一步提升。

隋炀帝在位时，孔颖达30多岁，“举明经高第”，先后任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太常博士等职。唐朝建立后，孔颖达因为学识渊博，位列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中，后又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太子中允等，参议国事，尽职尽责。他侍太子李承乾读书期间，数进忠言。后来李承乾不循法度，孔颖达多次犯颜进谏。《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可见孔颖达以其学识广博、见解深刻，得到了众人的认可。褚亮题词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揆辞飙起。”（《旧唐书·孔颖达传》）对孔颖达的声誉与学识给予很高评价。因功绩卓著，孔颖达得赠太常卿，谥号“宪”，陪葬昭陵。

孔颖达对学术最大的贡献是整理与编订了多部儒学典籍。他参与编著、修订的典籍主要有《五经正义》《孝经义疏》《大唐仪礼》等，在社会上皆有重大影响。其中的《大唐仪礼》，主要包括《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国恤》五篇、《凶礼》六篇等，共计一百三十七篇。书成，孔颖达进爵为子。孔颖达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五经正义》。

2.经学成就

孔颖达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经学，集中体现于《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初名《五经义疏》，是由孔颖达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主持编撰的儒家典籍，参与编著的学者达五十多人，历经三十年左右才完成。全书包括《毛诗正义》四十卷、《尚书正义》二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周易正义》十四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共一百八十卷。它们以“五经”为底本，以史上经典旧注为依托。所依注为：《周易》魏王弼注，《尚书》孔安国传，《诗经》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郑玄注，《左传》晋杜预注。《五经正义》将经与注集合在一起，先释经，再释注，注意“疏不破注”的原则，但又引证诸家经说，做到旁征博引，在经学训诂方面成就特别大。

《五经正义》成，唐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这一评价可谓中肯。儒学史上长期存在今古文之争、南学北学之分、先秦两汉儒学与魏晋玄学所形成的新儒家之风等多种学术分歧与争辩。《五经正义》融汇众多观点，使这些纷争达到了一定的和解，可谓中国经学统一和总结的标志。《五经正义》颁布后，便成为官方定本，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并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在其后的唐宋时期，《五经正义》也一直处于学术的主导位置，宋代还被列入《十三经注疏》中，在儒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五经正义》作为经学的集大成者，虽由多人集体编撰而成，孔颖达作为主要编撰者，无疑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加入了其个人的许多思想观点，决定了书的整体风格与水平。他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积极采纳诸家的思想观点，包括道家、玄学的思想。这使儒学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升华，形成了融会贯通的理论体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五经正义》也具有孔氏家学的意味，在孔氏家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是孔氏子孙学习传承的重要内容。

3.教化子孙

孔颖达的重要贡献除了整理古籍，还表现在教育上。从早年授徒教学到隋时任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再到唐时任太学博士、太子中允等，孔颖达多在从事教学及相关活动。受教者中既有高贵的太子，也有广大的平民，其子孙、族人也在受教之列。

在常年教学中，孔颖达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理论。他以经学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认为经学具有重要的作用，可“观民风俗”，可以让人明事理大本。在经学中，他尤其重视礼的教化作用，“治人之道于礼最急”，认为礼为君主教化的重要途径，“制礼以教民”。孔颖达也重视“情教”，认为抒发情感的诗歌与声调和谐的乐可以使人的情感和谐、人心和善，可使人际关系协调、社会稳定。可见，孔颖达的家教蕴藏着重礼重诗的特色，使诗礼家风进一步深化发展。

孔颖达以其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据唐朝于志宁说，孔颖达任国子祭酒期间，“学徒盈于家室”。孔颖达教育的成就也突出表现在家教的成功上，子孙多人有突出成就。长子孔志玄博学，官至国子司业，志玄的儿子孔惠元好学多识，也任国子司业，后又升为太子谕德。祖孙三代为司业，为世人所赞。次子孔志约精于礼，为礼部郎中，著有《本草音义》二十卷等。三子孔志亮在刊定《五经正义》中为宣德郎，后为太常博士。在重礼重诗优良家风的熏染教化下，孔颖达家族数代人才济济，他们多经文兼修、博学多识，而且科考中举者较多。孔祥林统计，“三十八代至四十一代有22人考中进士（其中状元2人），也有5人高中明经”。直至宋代，家族中仍然人才辈出，文章著述不断。这与孔颖达奠定的优秀家学、家教及优良家风的传承有直接关系。

孔颖达既是儒家经学大师，也是孔氏家族的佼佼者。他对孔氏家学的传承、孔子之学的发展与发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儒学史、孔氏家学史上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孔氏家学的发展及其在家族中的传承，促进了孔子诗礼家风的发展提升。

总起来看，隋唐时期，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崇儒尊孔的政策，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儒学成为考察、选拔官吏的重要内容。这些措施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也使孔氏家学得到了强化和提升。大批孔氏学者因为具有家学的优势，科举中第，走上仕途。反过来，这些孔氏学者也推动了家学的发展，在家族中形成更为浓厚的习儒重教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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