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孔子与礼乐文明

来源：“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二月十八日庚寅

          耶稣2024年3月27日

2024年3月22日晚上，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求是学院紫云碧峰学园主办的“经典研读社”第一期“阅读论语”第一讲在水墨云峰咖啡吧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董平教授主讲“孔子与礼乐文明”，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暨哲学学院教授林志猛、求是学院党委副书记詹美燕及校内外诸多师生热情参与。

活动伊始，求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云峰学园主任詹美燕老师进行了致辞。她着重指出，经过改造后的咖啡吧不仅环境更加优雅舒适，还增添了浓厚的书香氛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轻松愉悦的休闲阅读空间，通过定期举办经典研读讲座，搭建了师生共享的读书空间，让大师为我们的灵魂注入内涵，促进书香社区建设，同时，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次研读活动中用心品读经典，从中汲取智慧、领悟真谛。

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教授回顾了经典研读社系列活动的筹办过程，介绍了马一浮书院的历史由来，指出马一浮书院主要围绕传统经学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世界文明对话等开展工作，着力打造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的高端平台。林教授强调，阅读经典是每个学科的必修课，只有持续不断地阅读经典，才能不断开拓我们的思想视野，逐步加深对永恒事物、人世和自身的理解，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加宽厚和强健，追求自我完善和品性的优异。

讲座伊始，董平教授阐发了如何进入经典文本的意义世界以及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意涵。许多古典文本都是对话，情境是还原文本意义的必要条件。但对现代人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原来的情境都无法还原。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意义理解，总是有意无意地补足某种情境和语境，从而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看法。董教授指出，“礼乐文明”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意涵。“文”有“华彩”之意，“经天纬地曰文”。“明”包含彰显之意，通过具体的行为使其显现。至于“礼”，我们不能只是把“礼”理解为一种形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仪”不是“礼”的全部，但“礼”总是要通过特定的仪式来呈现。中华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讲究自然和“道”，整个世界不是神创的，而是靠“道”生生不已。“一阴一阳之谓道”，就其自然衍生的意义来说，“人”和“万物”没有区别。人的独特性和珍贵之处在于，人乃“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正是基于此，中国神话不同于希腊哲学和圣经体系，总是强调人如何解释和利用某种现象。

董教授指出，儒家传统注重人伦关系的规范与道德。家庭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生活场域。对任何一个个体而言，家庭关系都是先天的。在家庭领域中意志自由是无效的，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因此，儒家讲求“孝悌”，把家庭伦理摆在首要位置。“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孝道要求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恭敬父母。只有在家庭中涵养健全的人格之后，人们才能走向社会，走向人与人交往的第二层面，处理好朋友、君臣之间的关系。

其次，董教授揭示了孔子与礼乐文明之间的关系。《论语》讲“学而时习之”，不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不断复习，就能获得快乐。“学”有两层涵义：一是摹仿、效仿，“学之为言效也”，学生要摹仿“师之道”；二是“觉”，即老师所教的，内心要有所领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外向之“效”与内向之“觉”并重，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教师所教的东西是“传”。中华文明所讲的“传统”，不仅是过去发生的事，过去发生的事不构成历史的全部。孔子所传的是“祖述尧舜”，所学的是“宪章文武”。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让“学统”与“正统”合一。正是通过孔子的文明自觉和使命担当，礼乐文明变成了一个传统：一个信仰的传统、一个价值的传统以及一个“学而时习之”的教育传统。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周游列国，不是为了做官，而是希望培养一个理想的君主，重建礼乐文明的秩序。但孔子的努力最后失败，他晚年回到鲁国，试图为中华文明保存文本，于是“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赞《周易》”。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为文明留存经典文本，期待着贤人圣人的出世，让文武之道重新彰显。

最后，董教授解释了《论语》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研读经典文本对文明传承的重要意义。《乐》不在汉代五经之列，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秦代焚书坑儒，将《乐》损毁失传；二是《乐》原本无书。董教授指出，第二种解释更有说服力。音乐本来就是各种宗教和社会活动的仪式，很难用文字记录。六经作为一个文明体系，不仅是一个文本体系。正如马一浮先生讲：“六艺之学统摄一切学术”，“六艺”之所以能够统摄古今中西一切学问，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容能够被一切人类文明所共享，这种价值理念不只体现于文字当中。孔子整理六经，因为六经各有特征，对于治国平天下具有实际的效用。

董教授指出，儒家经典文本的范围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前后有接近一千年。从汉代“五经”到唐代的“九经”，再到宋代“十三经”成型，经典的演变表明中国文明随着历史的推进不断更新与发展。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而是讲求文化的开放性。佛教等外来文化的进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开放意味着把他者作为镜子，反思文明自身的不足，而经典的意义发掘和重构是文明弥补自身缺陷的重要方式。《四书》之所以从《十三经》中独立出来，正是由于原来“五经”的架构不能提供合理的意义解释，宋代学者才设立“四书”。正是在“四书”的时代，《论语》才真正成为经典。儒学的根本宗旨不是“内圣外王”，而是“下学上达”。“下学”和“上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董教授最后勉励同学们学会研读经典，成为一个自觉的学习主体，进入经典的意义世界。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董教授回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与西方的创世神话有何区别、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仁与技艺以及如何阅读经典等问题。董教授强调，传统的“三才”观念表明中华文明强调人与天地的互动，而不强调人与神的二元对立。中国人以大的生命观念领悟宇宙的存在，世界的状况是人和世界互动的结果。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探讨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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