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篇署名“闲人·维杰”的文章在网上流行，尤其是一些关心公共事务的精英人士中，题目是《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该文在礼赞贵族及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后，痛惜中国在二十世纪消灭了贵族精神，并呼唤恢复贵族精神。
    
    近年来，贵族或者贵族精神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初步富裕起来的人士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贵族风度，不惜重金送其到外国私立学校接受贵族式教育。这样的父母是有头脑的，比那些把孩子送到商学院的父母要明智得多，更不要说让孩子在国外独自生活、随便花钱的父母。
    
    不过，通常，当人们谈论贵族或贵族精神时，总不忘加上一句：中国没有贵族，至少从秦汉以来没有贵族，只有官僚、流氓、暴民。这样的看法很不正确，也妨碍当代中国形成具有贵族精神的群体。
    
    其实，中国一直存在贵族，及具有贵族精神的人，那就是君子。君子的形态又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代，尤其是周代，君子是等级制意义上的，与欧洲的贵族相当。其实，周代与欧洲十到十五世纪之间的治理模式是相同的，即封建。分散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首领是贵族，也即君子。周代君子的作派与欧洲贵族没有两样。比如，他们都是武士，都崇尚荣誉，《左传》、《国语》生动地记载了周代君子的生活形态。
    
    孔子时代，封建制解体，社会趋向平民化，原来的君子群体也败坏了，社会陷入混乱之中。孔子的工作就是在平民化社会中重建君子群体。孔门弟子绝大多数是平民，孔子希望通过学，将其养成为君子。《论语》就是君子养成教本，而孔子创立的儒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君子养成之学。
    
    孔子所缔造的这个新兴君子群体不再是等级制意义上的，而是德行意义上的。原来的君子出身高贵，现在的君子则是平民中的卓越者。这就是孔子以后两千年君子之基本形态。宋明以来，这种君子精神继续下移，形成明清时代基层社会的“绅士”。晚清，君子精神伴随着现代工商业发展，又生发出“绅商”。
    
    在西方，十六七世纪以来同样经历了贵族精神下移的过程：随着封建制解体，等级制意义上的贵族群体逐渐消失，贵族的一些优越品质被平民习得，英国“绅士”就是这类具有贵族精神的平民，也即平民中之卓越者。在美国，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绅士。
    
    略加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君子与英国贵族的精神没有两样。比如，那篇文章引用储安平《英国采风录》中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此处的看不起金钱，不就是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等等，孔子也多有论述，孔子也反复强调君子当见“义”勇为。
    
    这位作者又说：真正的贵族精神应有三根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二是社会的担当，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凡此种种，孔子再三教悔于其弟子。第一点不用说，第二点也就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点正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孔子以后，君子层出不穷。这位作者批评中国人缺乏贵族精神，可他所举的例子有明显漏洞。他首先提及屈原、陶渊明、曾国藩，然后借《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所谓四大名著讨论中国人的贵族精神。除曾国藩外，这样的讨论完全不得要领。作者忽略了秦汉以来社会治理之主体与文明之支柱：儒家养成之士君子群体。这个群体十分庞大，每代都有杰出者，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记秦汉之际汉反抗专制的儒生，汉晋时代持家极严、面对皇权也保持尊严的士族；宋代社会之自由气氛，也是由儒家士人创造和维系的。到现代，儒家精神同样养成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从事于民主、宪政事业，并推动中国社会之现代转型。
    
    也就是说，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君子传统。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个群体被摧毁。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弱化，君子传统又开始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君子群体重建之过程加快。这些新兴君子包括关心公共事务的企业家、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活动人士等。正是这个群体创造和维持了市场秩序、社会之自我治理与民间文化空间的繁荣。如果人们期望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那么君子群体的重建，就是前提。没有一个分布在社会各层面、各角落的君子群体，就没有社会自我治理，不可能有平稳的制度转型，也不可能形成理性的政治。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