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涛 主编《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出版暨后记

书名：《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

作者：顾涛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4月19日

【作者简介】

顾涛，1978年生，江苏人，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仪礼〉汉本异文构成分析》，同年留校任教。2009年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课题为《汉唐礼制因革系年》。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史、礼制史。

【内容简介】

《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以“礼制与边疆”为主题，收录《通典》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礼制专题研究论文17篇。《通典》中《食货典》已有校笺的专著，《职官典》《刑法典》也因与其他文献差异度大而容不得学者们忽视，而《礼典》和《边防典》备受当今学者非议。本文集抓住受关注程度较为稀缺的《礼典》和《边防典》两大块，提出“将礼治传统融化在法治实践中”重要学术命题，系统探索《通典》与古代国家治理传统，全面回顾汉唐之际礼学与礼制的已有研究，堪称开掘《礼典》和《边防典》研究的先锋队。

【目录】

序篇

略谈《通典》的意义 / 张国刚

利用《通典》进行制度史研究有广阔空间/ 吴丽娱

内藤湖南进讲考

——为何以杜佑《通典》为主题/〔日〕福原启郎 撰韩前伟、范云飞 译

政制书写与《通典》模式

大国礼治何以重要？

——政制崇拜、治体论与儒学社会科学刍议/ 任锋

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以《礼典》“郊天”为例/ 顾涛

上古法律图景的重建与《通典·刑法典》“刑制”的编纂

——论杜佑“立法以明刑”之思想/ 邹晟

《礼典》与汉唐礼制

魏晋礼议与政务运作研究

——以“正式制度”为中心/ 范云飞

制造“周制”：北周蜡祭的构建理路发微/ 赵永磊

由来自晋：《通典》所构建的晋唐庙制渊源脉络/ 赵悦

永为常式：唐代官僚葬给吉凶卤簿的制度化机制/ 王铭

情礼两得：唐初服制变革后的《通典》杜佑服议/ 黄秋怡

《通典》袭用《江都集礼》的初步研究/ 陈宇航

《通典》与汉唐边疆

汉代的蛮夷“保塞”/ 商赛博

南方民族的两种华夏化路径

——蛮在《通典》之前的知识谱系/ 杜杰

北魏、后燕、后秦关系视域下的参合陂之战

——兼释《通典·兵典五》“师行众悲恐则败”/ 王乐毅

群采与资治：《通典·突厥传》的史料价值/ 雒晓辉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杨英

编后记

谈《通典》的整本书阅读/ 顾涛

【后记（节选）】

2022年秋，我新开了一门研究生课“《通典》研究”。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呢？主要是我有感于当今古代制度史研究的薄弱，像《通典》这样的制度史经典，在历史系的研究生心目中已畏如崇山峻岭，失却了攀登的心气。章太炎当年，“三通不过五百卷，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历史之重要》，1933年），那读书的劲头，我们今天的研究生难道就赶不上了吗？我们当今同样有很踏实、很刻苦的读书种子，主要是劲不往这个方向使了，我们已不觉得“三通”这样的书，有作为必读书的价值。这是章太炎那一代人与我们之间的坎。

中秋节后的9月16日，课程的第一堂课，当然是导引，是期许，是鼓励。下课后有一位同学当面给我提出质疑，他说当今学术界古代制度史研究的成果不可谓少呀，绝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薄弱”“式微”之类的，并给我举出了不少实例。我被说服了，于是乎在第二次课上自我纠谬，说上周对古代制度史研究现状的界定，应当叫作制度史研究“对传统的偏离”。我之所谓“传统”，当然指的就是《通典》，放宽一些，还包括《通典》一路沿承下来的“三通”“十通”之类的一批“大书”。

不想到了11月5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通典》与中国制度史”学术工作坊上，吴丽娱教授作开场致辞，直截了当地说，《通典》等制度史史籍“目前用到往往只是检索，贯通性阅读、钻研减少”，“其结果是基础性的制度史研究少人问津，成了薄弱环节，甚至很少人开课”（参见本书第11页）。吴老师的感受，“少人问津”，“薄弱环节”，与我在9月16日第一堂课上所说的竟是如此的一致。

吴老师说《通典》如今只是用来检索，少有人愿意通读，我称之为《通典》的流于工具书化。之所以会流于工具书化，当然与《通典》200卷的体量直接相关，而且内容覆盖到经济、人力资源、职官、礼乐、刑法、地理、边疆等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从现代学科体系中训练出来的学者，学力所及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隅，为了让效率最大化，当然希望能急速地从这部大书中调取出相关一节史料来，为己所利用。这是一种现代科学惯常使用的方法，即隔离法，将被研究的对象从一个庞杂的体系中隔离出来，进行单一的集中的观察、测量与分析。就像当年周予同对现代经学研究与前现代经学作出的区分，他说：“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像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僵尸的出祟》，1926年）采用检查、化验，方法固然已发生剧变，但比这更具釜底抽薪之效的，是“经”与“粪便”“尿素”之类的一股脑儿被塞进试管，在化验师的显微镜下，变化成另一幅微观的结构图景。

方法论的变化，其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转变，观念的革命，新型问题意识的牵引。由此恍然大悟，我们所置身的，早已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新时代。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吹响这个新时代号角的那一刻。时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日本的《新民丛报》刊发，这是向旧史学挥刀断水的一面大纛，从时间上说，较鲁滨逊（James H.Robinson）在大洋彼岸出版《新史学》（1912）还要早十年。今天，在我写下这篇编后记的同时，思想史家汪晖教授在清华园大礼堂主讲梁启超，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一讲题：“见梁启超——于新旧二世界之界”。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清华是理应好好纪念梁启超的，更应倡导同学们阅读《饮冰室文集》，进入梁启超的思想与人生，传承梁启超的道德与文章。历史学的新、旧二世界，梁启超堪当分水岭。梁启超、鲁滨逊等一批学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席卷全球的一股滚滚向前的浪潮，身在这股潮流中的我们，如今已深谙于新史学的基本学术理念。当年向旧史学轰出的枪林弹雨，置身其中的我们似乎已日用而不觉。

新史学的三大基本学术理念，其一是史料的平等主义，即经史子集四部传世文献、出土新资料、各种稀见档案，等等，均不分彼此，更无所谓高下，统统纳入一个史料库容器，将依着新的一套标准别择。梁启超当年所瞄准的旧史学的流弊，一在“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二在“难别择……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在“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他打了好几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明这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饮冰室文集之九》）从旧时代各种史料中所取得的四十余种原质俱备，只不过是一具尸体，就像上帝取地上的尘土照着自己的模样塑了一个人形，必须得朝他的鼻孔吹进一口气，这个人才有了灵魂，活了（《创世记》2.7）。新史学正是从旧时代的多种史籍中采集出了各种“原质”，而要注入其中的是一个新的灵魂。

其二就是注入的这个新的灵魂，是现代的新学科体系、新认识观念，从其来源上说也就是自觉借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我们且看梁启超当年给出的一个新史学重构的基本框架（《原拟中国通史目录》，《饮冰室专集之四十九》）：

（1）政治之部：民族篇、地理篇、阶级篇、政制组织篇、政权运用篇、法律篇、财政篇、军政篇、藩属篇、国际篇、清议及政党篇

（2）文化之部：语言文字篇、宗教篇、学术思想篇、文学篇、美术篇、音乐剧曲篇、图籍篇、教育篇

（3）社会及生计之部：家族篇、阶级篇、乡村都会篇、礼俗篇、城郭宫室篇、田制篇、农事篇、物产篇、虞衡篇、工业篇、商业篇、货币篇、物运篇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论、观念、方法，但基本上还是贴着古代史籍的大框架展开的，第三部分则完全代表了一种现代的、新型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逐渐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时至20世纪下半叶，“社会史，或者说新社会史、新史学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或被视为史学界的主流”（《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1987年）。用王先明的话说，叫作“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术语向历史学的‘大迁徙’”，在这其中，方法上一旦借用多了，历史学的属性就会冲淡，因此更多的借用是发生在概念、理论和术语上，也就是“社会化、社会集团、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分化、社会功能等社会学的理论、概念、范畴被移植为历史学的概念和范畴”（《走向社会的历史学》，2010年），从概念、理论、术语又拓展到研究范畴，比如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医疗史、生态史、灾荒史……由此，旧时代史料库中的史料，按照这样一套全新的逻辑与结构得以重组。

其三是自觉关注社会的普通人、底层人、边缘人。注重下层群众的社会活动，注重个体行为、生命体验、日常的衣食住行、所思所想，由此冲击了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英雄人物史观。就像梁启超之所以关注墨学，正是因为在他看来墨子之道“秦汉以后士大夫信奉者盖鲜，而其统乃存于匹夫匹妇”（《墨子学案·自序》）。在《中国之武士道》（1904）中，梁启超固然列入了孔子、晏婴、伍子胥、赵武灵王、蔺相如、项羽这样的大人物，但绝大多数都是弘演、鬻拳、先轸、狼瞫、先縠、栾书、郤至这样的小人物，甚至还有一些是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普通人、底层人，比如杞梁之母、北郭骚之友、邢蒯瞆之仆以及江上渔父、溧阳女子、田横宾客，等等。研究对象的转变，使得原来在大尺度下几乎被忽略的微观世界得到大幅彰显，历史学对古代社会认知的棱角与颗粒度更为饱满，原来被一张稀疏的网所删汰掉的历史真实浮出水面，大量隐蔽的光景、陌生的角落被历史研究者所聚焦。

以上史料、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结构性转变，共同造就了历史研究的主流话语体系。《通典》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被界定为“百科全书”，成为一个庞杂的史料库，研究者往往只为了从中攫取一鳞片爪，而这一鳞半爪又不甚符合显微镜的宽窄，还需进行大量的裁剪或拼接。当娴熟了显微镜的使用技术，司空见惯于这个新时代的“新”，没有通读过《通典》这样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然而，历史学的真谛在于反思，在于质疑。罗新教授曾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这个新时代经过不断的沉积与沙汰，正在逐渐进入旧历史的行列，反思与质疑的呼声早已如雨后春笋。诸如碎片化、枝叶化、猎奇化、壁垒化，画地为牢式、自我陶醉式、空洞玄谈式、吹毛求疵式、见树不见林等，学术界不乏鞭辟入里的棒喝。我认为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历史学研究进入了碎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的现实困境是全球共有的，“史学在经历了2000年的辉煌之后，其指引公众生活的古训几乎荡然无存”，用哈佛大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叫作“史学莫名其妙地不再关乎历史”（Daniel L.Smail语），由此造成对历史学科的巨大冲击：“人文学科陷入重重危机，突出表现在修习历史的学生人数不断下降；行政人员和政治老板愈来愈多地要求院系展示其所谓‘影响’；而院系内部对自身学科的价值却愈发地缺少自信，只好冷眼静观相邻学科的教室学生爆满、受人追捧、对公众发生更大的影响。”（Jo Guldi、David Armitage《历史学宣言》）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语说，就是经世致用传统的巨量流失，历史学成为“躲进小楼”的一小部分人自娱自乐的游戏。

新史学的流弊已冲击到历史学的学科根基。

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毫不含糊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研究工作者应“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应“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1月7日，清华大学历史系立即召开组织生活，请张国刚教授给教师们主讲中国历史学博大的经世致用传统，引发全系教师热烈讨论。当时，我刚刚拿到新鲜出炉的《汉唐礼制因革谱》样书，回想自己孜孜矻矻于此书十年，《通典·礼典》的100卷虽然翻览了上千次，却终究未能洞悉《通典》卷首所收杜佑《进通典表》中所说的“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宗旨。杜佑的好友李翰在《通典序》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此书“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其中所录均“缉熙王猷，至精至纯”者。一时间内心深受震动，将《通典》打碎为一地散钱，烛照、撷取、放大其中的某一局部，固然也能获得严可均般从《通典》中辑得1329条资料编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惊喜（据时永乐统计），也能如张一纯般从《通典》中获得一部唐代佚书——杜环《经行记》1511字，并为之作出详细笺注的充盈，然而这终究离杜佑本人的宗旨相去远矣，离《通典》所开创的中国制度史传统相去远矣。

应当回到国家制度的大格局上，回到中国制度史的大脉络上，来接续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厚传统。时代已给历史学家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这个“植根”与“根基”，不是靠显微镜的技术所能呈现出来的，微观与碎片浮现出来得再多，也无法拼接为一幅大开大合的全景图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制度史的研究应当跳脱出中国古代提供“原质”，另借一套欧美学者从彼国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践中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将两者抟合起来的研究模式。这“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深度，将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理解。我们的研究者需要在新史学的洪流中稳住脚跟，有定力，不跟风，不随波，回向中国制度史的主干体系，由微观走向宏观，出理论，出思想，做一番艰难困苦的开山工作。

这一番艰难困苦的开山工作，毫无疑问应当从《通典》的整本书阅读开启大门。整本书阅读，就不是“只为找材料，去杜佑《通典》里找，仅要拿人家的精心结撰来做自己的方便使用”，而是千丝万缕地看制度的嵌合，一脉关注地看制度的流变。历史学家钱穆的识见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政府之一切制度，当然是互相配合，有其会通的。不能说我只要研究赋税制度、经济制度，或者法律制度、兵队制度等，各个分别地研究。固然也可以分门别类地作各别的研究，然而其间是血脉贯通，呼吸相关的。”“所以，我们研究制度，则必然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无可凭空特起，此须通古今。又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与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为某一时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此须通彼此。”（《中国史学名著·杜佑〈通典〉（上）》）整本书阅读，宗旨即在读出《通典》之何以为“通”。即使如梁启超的《新史学》，虽一面推旧史学之病源，但另一面也不废古代史家有“创作之才者”，杜佑《通典》即位居第二，在司马迁之后。杜佑之卓然创作，即在制度的间架中、制度的脉络里，这是需要入乎史料又出乎史料，在一出一入中见制度设计的纵横捭阖，见《通典》之何等体大思精。

于是我从2020年起开始独自进入《通典》的大山，一头思考杜佑的覃思精蕴，一头思考制度的沿革流变，期待与“第二个结合”在学理上顺利会师。2021年申报“《通典》研究”新课，2022年正式开课，首届的学生是令人欣喜、鼓舞人心的。因为是繁杂的文本与史料，就需要伏案、需要沉浸、需要坐冷板凳；因为要进入杜佑的思绪，就需要比较、需要灵感、需要激烈碰撞。我们每一次课，同学们都会做精心的准备，眼看着有同学为了下一周课程要讨论的一个段落，竟写出十万字的史料对读札记，眼看着同学们从对《通典》的敬而远之，一学期下来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有时两个半小时的课，硬拖成了三个半小时，有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休，最终我还是决定与其左袒右袒，不如沉默不语，因为新知即在争论中酝酿、熔铸。感谢赵悦、商赛博、刘子正、陈宇航、圈丙红、梅笑寒、杜杰、邹晟、张子圆、杨克、郝悠扬、杜浩翰12位同学的全程参与。这部文集中，有好几篇即是这个课堂的产物。

借着课程的春风，我和同学们一起举办了第一期“《通典》与中国制度史”学术工作坊。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如下18位学者全程参与：

【嘉宾致辞】张国刚、吴丽娱

【第一场学术报告】主持人：任锋

（1）刘明：日本宫内厅藏北宋本《通典》鉴识

（2）杨英：宾嘉之间:《通典·礼典》对唐以前元会和朝聘礼的认识和编排

（3）侯旭东：青衣行酒亡天下？——“单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析论

（4）刘璐：出经入史：杜佑《通典》经学思想研究之缘起

【第二场学术报告】主持人：杨英

（5）范云飞：礼书乎？史志乎？——论《通典》礼议的文本来源与性质

（6）赵永磊：隋唐皇帝郊社祭礼再研究

（7）王铭：永为常式：唐代官僚葬给吉凶卤簿的制度化机制探讨

（8）李明真：封建与官僚之间：《宋书·礼志》所载朝服印绶制度中的多元身份

（9）赵悦：晋在汉唐之间：试论《通典》汉晋唐太庙制度之书写与杜佑意旨

（10）黄秋怡：情礼两得：唐初丧服改制背景下《通典·凶礼》情礼关系观察

【第三场学术报告】主持人：赵永磊

（11）沈蜜：制度是如何成为“典”的——《通典》与国家治理传统的典制逻辑

（12）孙正军：不属九州：杜佑岭南九州分野言说试析

（13）黄晓巍：化经为史：论郑樵《通志略》的生成

（14）许洪冲：乾隆帝与“续三通”的纂修

（15）顾涛：《通典·礼典》的结构与法源——以“郊天”为例

每一位学者都拿出自己新鲜出炉的研究成品，有的甚至是刚刚思考成熟的半成品，投身于这一天的头脑风暴。张国刚教授在我去邀请的当日，就一口答应要撰写一篇新的论文，果不其然，这篇首次披露于我们这次工作坊的论作，在三个月后即以《〈通典〉及其题外话》发表于《读书》2023年第2期。文章提出了“将礼治传统融化在法治实践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的重要学术命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任锋教授，对中国的礼治传统有着长期的思考，在2021年岁末，他和博士生沈蜜共同撰写的《制度为什么是通的——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与国家治理传统》甫一发表，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他的指导下，沈蜜将系统探索《通典》与古代国家治理传统的另一篇成果公之于世。香港科技大学的青年学者刘璐，2017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杜佑〈通典〉经学思想研究》（何志华教授指导）是这些年海内外少有的关注《通典》宏观结构与思想脉络的佳作。提交工作坊的论文正是其博士论文的精华之处。我们对每一位学者的倾情付出，表示由衷的感谢。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好几篇会议论文未能收入到这部文集中，令人扼腕叹息。

这次学术工作坊，由于疫情的原因，没有提交论文的校外学者均无法来到线下会场，我们特意提供了线上旁听的通道。会后收到多方反馈，对工作坊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数位学者均表达了出版《通典》研究文集的期盼。我随即与凤凰出版社的总编辑吴葆勤先生取得联系，吴总对传统学术的赤诚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他在得知这一文集的学术意义后，随即组织选题申报，以惊人的“凤凰速度”推进各项流程，数日后即寄来了出版合同。出版社抚育学术的成长，更是新兴学科生长点的伯乐，我们对“凤凰”的鼎力支持铭记于心。

同在2022年，京都外国语大学的福原启郎教授发表了一篇有关《通典》的重要论文，他试图回答，1931年1月26日内藤湖南受邀至皇宫为天皇进讲，主题何以确定为《唐杜佑及其著书》。作为顶级学者、著名汉学家的内藤先生，何以要在这么一个人生中最为珍视的场合讲这一主题？其目的一定是要“表彰久已湮没、不为后世学者所顾之杜佑之卓识，阐发其潜光”（见本书第46页）。第一眼见到这篇论文的标题，我就决定要设法引荐给中国学术界。当我们提出要翻译这篇新作，福原先生慨然允诺。必须赞赏韩前伟、范云飞两位青年学者的工作效率，与福原先生取得联系，合作翻译全文，由福原先生初审，彼此对校，再润色、修订，全文3万余字，经三个多月的努力已正式亮相于中国学术界。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雒晓辉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节度使体制前唐王朝对北疆的经营与应对》（清华大学，2022年，张国刚教授指导），其中大量史料出自《通典》。我见他对唐代北疆史料之娴熟，冒昧邀请他集中探讨《通典·边防典》相关史料的结构性问题，他一口允诺下来，借着兔年农历新年度假之机，开足了马力，年后即交付最新研究成果，令人感佩。

本文集确立“礼制与边疆”为主题，当然与所收论作覆盖的学术领域密切相关，但更是抓住了《通典》中受关注程度较为稀缺的《礼典》和《边防典》两大块。《食货典》已有校笺的专著，《职官典》《刑法典》也因与其他文献差异度大而容不得学者们忽视。《礼典》和《边防典》则备受当今学者非议，如今收入的10篇论作，可以视作开掘这两大块的先锋队。杨英研究员曾对汉唐之际礼学与礼制的已有研究做过一番系统的回顾，此番又费去近一个月的时间，做了详细的增补，可为《礼典》研究作后备。遗憾的是，汉唐边疆的学术史回顾，梳理得还不够扎实、不够充分。

更要指出的是，礼制与边疆，分别代表着国家制度的内、外两端，礼制形塑着国家制度的身段，食货、选举等乃其精血，边疆则构成制度的末梢，定义制度的边界，同样也能吸纳新鲜的外来滋养，冲破体内的痼疾。早在秦缪公称霸西戎之际，戎人由余就已深刻揭示出中原“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有难以自洽的深弊。秦正是吸纳了戎夷之制的优势，遂能称霸西戎，奠定日后秦始皇一统中国的政治根基。自汉以来，周礼之雍容、秦制之剽悍，交织而互补，共同构成中国的文与武，这或许是中国制度史保持了长久生命力的动力之源。礼制史研究者与边疆史研究者，合则可谓之“通”。

最后，要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杨克同学担任本文集的编校助理工作，为推进各项流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顾涛

2023年9月11日，一校样改毕，识于清华人文楼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