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从义：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话语规则

作者：张金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七日戊子

          耶稣2024年5月24日

古代文论现代阐释如果自王国维开始算起，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百余年的古代文论研究现状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热门话题。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学者之众，期刊栏目之专，讨论成果之多，堪称百余年来古代文论研究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认真回顾、反思、总结这个话题的酝酿、兴起、发展和深化历程，不难发现，“从变从义”作为一种话语言说方式、意义建构方式和话语解读模式，对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古代文论研究和阐释的坚实内核。

“从变从义”溯源

“从变从义”一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从上下文语境看，该说是仅就《春秋》而言的。有汉一代，《春秋》有“微言”，寓“大义”，乃属通谈。“未踰年之君称子”系以“义”传经的《公羊传》基于纯正人心而提出的《春秋》正辞，也是《春秋》书法之一。然而，《春秋》有“常”，亦有“变”。在这里，董仲舒便以《春秋·僖公九年》载“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和《春秋·文公一四年》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为例，说明《春秋》既有未踰年之君称“子”的正例，也有“避此正辞”而给予特称的变例，此即所谓“从变”；而之所以前者称“君之子”，后者称“君”，则是因为《春秋》在变例书法中寄寓了“大义”，此即所谓“从义”。

以里克弑奚齐一事为例，《春秋》“三传”分别见出了各自不同的“义”。《左传》赋诗言志，征引“白圭之玷”，指称荀息有小缺点；《公羊传》赞扬荀息“不食其言”；《穀梁传》则突出奚齐继位“不正”。以此为基础，董仲舒另辟新“义”。

一方面，奚齐继太子位，乃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杀太子申生之后而立的，是“杀正而立不正，废长而立幼”的“不义”之选。《春秋》对此隐而不书，董仲舒则代《春秋》对奚齐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且不见隐患的行径给予了谴责。另一方面，晋国乃周武王之子的姬姓诸侯国，骊姬因一己之私，致使国人接连痛失申生、奚齐、卓子三位国君。对于骊姬的中饱私欲和三君的无罪受死，《春秋》亦隐而不彰，董仲舒则代《春秋》深表痛惜，称其为“痛之中有痛”。

由此可见，“从变从义”是以《春秋》为代表的中国经学阐释学的理论总纲。所谓“从变”，是指结合个人经验和文化语境，解释者对释义对象可以进行自由灵活的解释；而所谓“从义”，虽也是一种权宜之术，但更强调公正、合宜、正义，与阐释者当时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休戚相关。也正缘于此，我们说“从变”是五经阐释之所以“无达诂”“无达占”“无达辞”的根本保证；而“从义”则是五经阐释之所以能经世致用的重要源泉。前者侧重阐释的开放性、自由性，后者则强调阐释的有效性、限制性。作为自由与限制的对立统一，“从变从义”话语规则使“义”所体现的合宜、公正、正义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普遍性。

“从变从义”作为阐释规则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于1996年正式提出后，迅速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转化说”（钱中文、童庆炳）、“融合说”（顾祖钊、张海明）、“重建说”（曹顺庆）、“重用说”（蔡钟翔、蒋述卓）、“复语说”（杨曾宪）。然而，自2002年始，随着讨论深入，质疑之声如“虚假命题”“现代性焦虑”“不可约通”“伪命题”等亦此起彼伏。于是，支持者和质疑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他们分别秉执“宜”“我”两端，在各自的领域持续论争，将“从变”和“从义”两规则奉行到底。

一方面，“从变”即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不同领域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看法亦有不同。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在被提出之初，围绕“何谓转换”“能否转换”“如何转换”等话题，学者们便展开了论争。

第一，“转换”的名称具有模糊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口号”的形式提出来的，其基本内涵即“何谓转换”并未经过科学“释名”，如当时童庆炳就力主以“转化”代替“转换”。此后，有的学者延续运用“转换”一词，有的学者交替使用“转换”与“转化”，有的学者强调无法“转换”只能“转化”，还有的学者主张“现代转换”就是“现代意义”和“现代阐释”。

第二，“转换”的学理具有争议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识课题，更是一个学术实践问题。“能否转换”“如何转换”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回答或完成的事情，它是一个兼涉本来、外来、将来的宏大工程。其艰巨性、未完成性导致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突破性的成果，则恰好成为否定“转换”论者攻讦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三，“转换”的过程具有变化性。有的学者如代迅认为，“转换”的理论实践早在20世纪初业已开始，并对其“断裂与延续”的历程进行全面回顾；有学者如古风在论争之初认同“转换”论，而在梳理可转化的古代文论资源过程中，对此前的观点进行修正，提出了“话语存活论”；有学者如曹顺庆则由早期的赞成者，提出“现代转换”是疗救“文论失语症”的必经之路，变成后期的反对者，认为“现代转换”只会导致古代文论走上死路。

另一方面，“从义”即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者们表现出何种共同的诉求、思想和信仰。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是对中国文化和文论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既是一种学术自主性的追求，也是对中西文化弊端的纠正。在中国当下文论界，有古代文论、现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四支研究队伍，如何建设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文论，在外求“俄化”“西化”“马化”各种尝试后，必然会转向内求“传统”。那么，面对古代文论传统，如何阐释才为有效？

第一，无论是支持“转换”者，还是否定“转换”者，都不会否认中国古代文论具有“现代意义”。然而，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只有建立于古代诗、词、文、曲、小说等观念上的诗论、词论、文论、曲论、小说评点。新时代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用”与“不用”以及“不用之用”是论争的焦点。

第二，无论是支持“转换”者，还是否定“转换”者，都不会否认中国古代文论可以“现代阐释”。然而，我们所从事的现代文学理论沿用的绝大多数是学科细分意义上的西方文论的知识体系和操作方法，我们现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规范、言说方式、核心概念、重要命题、批评原理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因此，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从根本上说仍然离不开对西方文论的参照。

第三，无论是支持“转换”者，还是否定“转换”者，都不会否认中国古代文论面临“现代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身体媒介、数字媒介、智能媒介、超级媒介，面对元宇宙、二次元、网络写作、符号表达、影像表达、碎片表达，面对“机心”传播，尤其是随着 OpenAI开发研制的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和Sora的相继应用，中国古代文论的媒介技术、语言表达和“身心”传统如何焕发新意，将成为新的理论焦点。

总之，近三十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在“何谓转换”“能否转换”“如何转换”上虽然仍“无达识”（“从变”），但是在论争中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转换”思想（“从义”）。而由其论及的对古今交流和中西对话的回顾与反思，亦为古代文论的研究和阐释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和思考维度。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