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君子与“不争”《论语》中的君子与“不争”

作者：秦际明（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二十日辛卯

          耶稣2024年5月27日

君子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论语》中，孔子对何谓君子作了意涵丰富的阐发，强调君子应当以道为志，以仁为价值归依，以礼义为行为操守等。其中，孔子特别强调君子不争。如，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与争相对的德行是让，如子贡称夫子“温、良、恭、俭、让”（《学而》）；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这里所论及的争与让包含修身与为政两个层面。

让与春秋政治竞争

从为政的层面来说，孔子推崇让国，极力表彰伯夷、叔齐与吴泰伯，而恶卫父子争国。或谓，谁为君难道不应当在制度框架中解决吗？如此，人皆守制度即可，不必争，亦不必让。孔子并非不知礼制可以安排政治秩序，问题在于，制度不能自行，制度需要人的认可与服从。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总是有违反者，孔子不认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在强调礼的制度性意义的同时，也强调礼背后让的精神。礼与让相结合，就像机械与润滑油的结合，才能转运得更好。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礼的本质固然在于制度，但也在于与礼相应的德与义。

从政治竞争而言，在春秋战国之世，贵族宗法制逐渐崩溃，代之以君主集权，设官僚制以治国，通过法制绳下，不再依据出身授官爵，而须考核其功绩。较之阶层固化的贵族制，这样的转变大大提高了国家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激发了人们进取的积极性。但孔子认为，社会效率越高，并不意味着越适于人的生存与生活。效率的取得是通过社会竞争，而功利的竞争使人常处于生存焦虑之中。正是因为政治所关涉的利益如此之大，国家能力提高之后，战争作为政治竞争的形式也将变得极为残酷。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鄙夫即求利者，参与政治常常伴随着巨大的利益，如果人们想要通过参与政治来获得社会利益，那么政治就会变成一种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容易患得患失、心态失衡，道德的作用也就极为微小。

孔子知世道之改不可阻挡，但他并不认为春秋时齐国、晋国、郑国、鲁国等诸侯国出现的法家式改革是正确的方向。其根本原因在于，虽然通过功利竞争来控制社会，的确可以提高效率，但人的生活、社会伦理与道德状况，都将让位于这种功利竞争。《论语》中的孔子在不同场合就不同主题多次提到不争，将不争作为君子根本的德性表现。

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模式转变，国家能力大为提高，在诸侯林立的社会，残酷的大争之世即将来临。孔子似乎预感到时代将走向深不见底的残酷竞争，但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奔走呼吁恢复礼治秩序中的和谐谦让。不知道孔子是否预见到大一统秩序的建构，而在当时，对于孔子来说，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周代礼治所表现的上下和谐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价值。吴泰伯无意以长子的身份争夺国君之位，孔子感叹这就是最高的政治德性。孔子厌恶竞争，甚至反对公正的竞争，而主张上下等级，各安其分，以避免冲突，实现无讼的社会和谐之理想。当然，让之为德更多地只能施加于君子教育，难以约束现实的政治博弈。基于实力的政治竞争秩序重塑，有赖于新的政治均衡的实现，这须等待历史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新的政治机制，这是孔子所未能看到的未来。孔子以让为至德的见解无疑是极为深刻的洞见，因为无论历史社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所有的竞争博弈都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而不能自救，人性中的善和君子之德仍将是社会最后的底限，这是儒家教化的社会意义。

社会竞争中的制度与人性

竞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在现代社会语境下，问题不在于是否避免竞争，而在于能否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使社会竞争规范、有序。一个社会若没有公平的竞争，那么社会资源就将得不到有效、公平的分配，也必然是极度不平等的权力等级社会。所以，有人或许会认为，作为君子修养的不争与鼓励社会公平竞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君子不争是个人修养，而参与竞争是他人的权利，后者不应当受到法律或道德层面的限制。人的竞争源于人的生存本能与内在的好胜欲望，好的制度可以在某个层面上规范竞争行为，但难以遏制人的群体行为。就社会群体而言，风俗、风尚可能比制度更重要，这是儒家以厚薄论民德的原因。

社会竞争可以刺激和更新社会机制，也给人带来压力。当代社会“内卷”一词极为流行，所谓内卷即是指过于紧张的社会存量竞争，资源分配竞争导致生存条件恶化，而不能有效地增加资源总量。在春秋后期，孔子推崇周礼以维护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减少尊卑上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平与稳定存在紧张关系。但孔子并不一味地强化权力秩序，他主张周礼的内核不是权力，而是仁德。通过礼制来强化权力关系，或是运用权力来推行礼制，都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认为，礼应当出于人心自发地践行，如此人才能“有耻且格”。但是，政治不可能总是均衡，礼制如若缺乏权力机制维系，就无法遏制强力对既有礼制的突破。对礼制的僭越，实质上是社会资源按照权力关系再次分配，从而引发社会的无序，乃至战争。

如此，若人逐利而自私的本性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就将在权力秩序的压抑与剧烈的竞争之间摇摆，二者皆非人类的理想。孔子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因而并不主张叠床架屋地用制度的增益来弥补制度恶化的现实。只有人性的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社会的这种困境，这就是君子之学的意义。一个有君子的社会，并非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一定存在不公正的权力等级压抑，而是以规范、适度、节制、符合人性审美的方式竞争。孔子推崇射箭，相互揖让，胜不骄，败不馁，射毕对饮，宾主皆欢，这就是君子之争。

人类的冲突往往在于利益冲突，如若以德为鹄的，各修己德，则人与人之间不再冲突。人应该寻求更多样化的自我满足，关注内心的充实，而非着眼于胜过他人。孔子赞叹颜渊在陋巷不改其乐，又自述其志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君子之学乃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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