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修真】“科举专经”维持明代江南科举领先地位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6-24 20:09:03
标签:

“科举专经”维持明代江南科举领先地位

作者:丁修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初七日丁未

          耶稣2024年6月12日

 

科举专经,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科举群体选习同一经籍的现象。该现象肇始于唐,积淀于宋,至明蔚为大观,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地方科举文化。明代江南地区为经济中心、人文渊薮,在其域内,涵养出了不少引领科场风气的科举高地。明人吴宽概括明代科举专经之学:“莆田之《书》、常熟之《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著称天下者,《易》则吾苏而已”,江南独占其二。事实上,江南值得称道者,又不仅限于《诗》《易》。祁门之《春秋》、广德之《礼记》、无锡之《尚书》,均卓荦可观,名擅一时。这些都代表着明代江南科举的最高水准,且随着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实现了江南科举的长盛不衰。

 

江南科举的承绪与重塑

 

明代洪武三年(1370)开科取士,拉开了明代科举史的序幕。洪武至永乐年间,江南科举体现出了两方面的特点:在承接前朝余绪的同时,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涤故更新,不断重塑。

 

元末文人杨维桢,善治《春秋》,门人专于《春秋》者遍布江南各地。元末明初苏州人张适,习《诗》经,幼时与乡人结社习举业:“同经之士商榷弗怠”,“会则各以所业文字示而谕议之”。吴县人练升伯,“命二子从东阳沈先生伯熙学《诗》经”,谢儆“以《诗》经领乡荐,大明维新,辟修元史,书成,受翰林国史院编修”,宋圭,从会稽赵本初习《诗》经,“学既成,大明维新,设科取士,登庚戌进士第”,处士沈敬明“精研于《诗》经,遂以应进士举,中江浙辛巳备榜”。这是江南科举承绪的一面。

 

明初凤阳学校残破,民不向学,政府出于政治与经济的考虑,将江南富民徙入凤阳,不少元末地方世家,纷纷任教于凤阳等地。莆田吴义孚,学贯经史,邃于《书》,洪武五年为凤阳府学教授。建文元年(1399),苏州人刘政,以《春秋》中乡试解元,其父刘以礼,洪武初以明经荐授沛县儒学教谕,“多所成就,沛学至今祀之”。刘政于靖难之役后绝食而死,元代以来家族科举一脉至此终绝。江阴人张宣,幼年受杨维桢等人嘉赏,引为忘年交,洪武年间授翰林院编修,后谪濠州,死于道中,所著《春秋胡氏传标注》等书皆不传。在明初,上述诸事并非孤例,这是江南科举重塑的一面。

 

江南科举经历了明初的调整后,在永乐年间逐渐发力。在苏州,吴县长洲等地科举人才中,《诗》与《春秋》日趋减少,《易》开始增加,专经的代表性人物开始出现。吴宽谓:“苏之《易》,始于顾顺中先生,一时游其门者,出则取科第,以其经转相传授,岁久师弟子益众,延及他郡。”顾顺中,长洲人,为永乐十二年(1414)应天乡试《易》魁,二十二年进士,教授乡里,其子睢、孙余庆先后中举,成为长洲地方早期以《易》成功的科举家族。同时,顾氏积极培植地方后学,如贺亷、孔友谅、顾珣等一批地方科举人物,皆为其弟子。“《易》则吾苏而已”的专经风尚,大概奠基于此时。在江南的另一端,徽州《春秋》开始萌发。祁门人黄汝济“破天荒之讖”,以《春秋》中永乐元年乡试。黄氏致仕归乡后,“筑室学傍,执经门下者甚众”,带动祁门科举风气。

 

科举专经之风兴盛

 

明初取士不拘额数,至天顺年间,定额取士才成定制。成化、弘治前后,江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科举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凭借一经之长而称雄科场的地方科举臻于鼎盛,蔚为大观。

 

在徽州祁门,黄汝济之后,祁门《春秋》在邑人周昌、县学教谕孙曰让的开导下,步入成熟期。他们将元儒的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举业,“祁学之科甲多以《春秋》售”。天顺年间,祁门人谢润出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大学士丘濬在为其赠序道:“惟祁门《春秋》天下闻,君始以是经,起家进士”,给予徽州《春秋》极高的赞誉。

 

在常熟,大量治《诗》的代表性科举家族纷纷出现。县前周氏,10名举人及以上功名者中,7人治《诗》经;五渠瞿氏,7名举人以上功名者,全以《诗经》中举;庙巷程氏,6人中5人以《诗》起家;山塘王氏、庙巷王氏、南门翁氏,合计15人全部治《诗》。明代常熟籍文人孙楼自傲道:“余邑士以善说《诗》名于吴,其解人颐也,不让西京之匡生。”西汉匡衡,以善解《诗》经而闻名于时,孙楼以此相较,显示出对本土《诗》经相当的自信。

 

在昆山、吴县等地,成、弘之际是《易》经科举家族出现的集中期。治《易》中坚力量的伊氏家族开始发迹。伊氏世为匠籍,有名恒者好学善书,永乐中简侍东宫,洪熙初擢工部营缮所正。恒有弟名悌,悌生溥,溥子乘,登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乘子伯熊承家学,入应天府学,中正德丁卯乡试,著有《易义》,乡里学者多从其游。伯熊子敏生以《易》中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孙在庭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著有《周易笔记》,为家传户习的科举用书。昆山朱氏,为元末以来地方文化世家,有朱德润者,“文章典雅而理致甚明”,子朱吉洪武中以学行被荐,吉子永安博学工诗文,永安子朱夏,“授徒讲学,师范卓然,巨族争延课子”,朱夏子朱文、朱文子希周,希周孙衍先后于成化、隆庆间以《易》中第。弘治十四年(1501),昆山人顾鼎臣以《易》获隽,开启顾氏科举一脉。

 

于江南叨陪末席的小地方广德,因《礼记》的成功,迎来难得的高光时刻。成、弘两朝,南直隶《礼记》中式人数前三甲分别为淮安21人,徽州19人,广德15人。这一势头,一度延续至嘉靖年间。代表人物如李天植,以《礼记》中隆庆五年(1571)进士,著有《礼记裒言》;李徵仪,天植孙,以《礼记》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李崇谦,以《礼记》中嘉靖十六年举人;李得阳,崇谦子,以《礼记》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

 

江南科举呈现多样化

 

专经之学,在强化地方竞争力的同时,也形成了科举的路径依赖与藩篱。嘉、万以降,人心思变,江南科举也在变,专经虽在,但难以一家独大,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在徽州,《春秋》盛况不再。嘉靖末年,歙县人许国以《诗》进士及第,在其带动下,地方出现了研治《诗》经的风气。休宁一度为宋元时期科举重镇,至明代却陷入了长期低谷,正德之后,休宁科举得到迅速发展,共产生了78名举人,其中42名以《易》中式。在祁门,传统《春秋》科举家族陷入衰微。祁门善和程氏,崇祯年间族人在续修家谱的时候,提到自嘉靖以后,“世近百年,朝更六代,值连遭阳九,甲第乏人”。反之,在一向治《诗》的常熟,在“未闻有以麟经起家者”的情况下,出现了以邵圭潔为代表的研习《春秋》士群,兴起了一条《春秋》科举进路。其后,如镇江金坛的史、周二氏,桐城的麻溪姚氏,常熟的庙桥翁氏,西北钱氏,纷纷以《春秋》起家。

 

在苏州,传统治《易》的科举家族也在改经。顾鼎臣曾孙辈的顾天宿,顾咸受、咸正、咸建三兄弟,万历至崇祯年间先后以《礼》经中式。昆山《礼》学,从景泰四年朱萱(子朱观,正德四年以《易》经乡举)之后便告中断,近百年后,至嘉靖十六年才由邑人方元儒、张宪臣等人接续。张宪臣于嘉靖十六年《礼记》中式后,其孙鲁唯、曾孙立廉,克继家学,遂为《礼》经科举家族。与方、张等人同时的,尚有被目为明代后期昆山《礼》学开创者的曹治道。曹氏少习《易》,后改《礼》,虽屡困于科场,其《礼》学为当时所称。子昌期、孙铨、鉴均世其家学,“邑中之以学《礼》称者,实自治道始”。

 

明代从乡试至会试以五经取士,各经取士亦有较为固定的比例,同一解额区域内所习本经相同的科举士子,为实现人生进阶,必须就各经相对固定的录取名额展开竞争,进而引发地方科举的兴衰更迭。这一过程中,江南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科举专经之学流转,地方人文随之嬗递,这一过程中,江南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在整体上维持了江南科举的领先地位。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