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人到人格神,屈原为什么能？

作者：周百义

来源：“出版六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初五日乙巳

          耶稣2024年6月10日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端粽飘香，龙舟飞渡，千古一节，皆为屈子。有谁能想到，2300年前，一个怀石投江的落魄诗人，一个被朝廷疏远经年的“下放干部”，岁月悠悠，物换星移，却能一直被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所铭记。他的骚体诗歌，被编辑成书，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诵读的范本；他的忌日，被铸进时间，成为公共假日，与鼓声、与龙舟并存；他的悲欣，与粽子、与雄黄酒一起，化为一个民族舌尖上的记忆；他的偶像，被请进庙堂，成为膜拜的神灵。

他是中国的唯一。

当我年过花甲，重新组织编辑出版那些收录有屈原诗歌的古老著作，一遍遍诵读汉代人就开始记录整理的卓绝迥异的《楚辞》时，我就希望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屈原从人到神的轨迹。我想，这虽然可以将其归纳为社会学、神话学、民俗学、历史学和哲学探讨的话题，但我认为，这更涉及到一个民族成长历程中的心灵史，一种文化和文明发展中内在的规则与变动。你想，一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人，为什么要持之以恒的，从2300年前一个楚国的贵族，一个标新立异的诗人身上，去汲取精神的力量，充实自己的灵魂，寻找前进的路标。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屈原从人到神的时间长河中那些关键的节点。

1.《楚辞》成书，屈原作品得以保存并成为经典传之后世

屈原那一篇篇想象奇丽，色彩斑斓，形式与众不同的诗歌，历经楚亡秦灭，能够得到保存并传之后世，得益于他的弟子宋玉、唐勒和景差，更得益于汉初那一批承袭楚人精神的骚客。《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写道：“寿春……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屈原的作品得以保存、流传，班固的记述描绘了一条基本的线索。宋玉是湖北宜城人，是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时的弟子。他们追慕屈原的学识与品行，模仿屈原的创作风格，创作具有浓郁的楚文化特色的辞赋。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创作了《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王逸《楚辞章句》）今人汤炳正先生推测最早的《楚辞》版本是宋玉纂辑而成的。不过，这些推测无法证实。真正将屈原的作品编辑成册并有明确记载的，是汉代的刘向。刘向是皇族楚元王孙，以光禄大夫身份校书秘府。他本人是文学家、也是目录学家。他当时负责整理秘府中堆积如山的图册，并将各地献上的遗书分别校雠缮写，其中包括从楚地搜集来的含有屈原作品在内的“骚体诗”。刘向将这些风格独特的诗歌命名为《楚辞》。据东汉时担任过校书郎的湖北人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其实，这十六卷《楚辞》中，除了屈原的作品外，还选录了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的有关辞赋，以及刘向本人的《九叹》。因此，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屈原作品的研究与传播，从此有了最权威的版本。两千多年来，《楚辞》的学术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均得益于刘向最初的搜集整理工作。当然，一部作品的经典化，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地解读并传播。特别是由于屈原两千年前写就的《楚辞》，无论是瑰丽的语言，还是奇特的想象，以及作者本人所要表达的挚热的情怀，由于其意象的繁复，楚地方言独特的语音系统，需要一代代学者去探讨、诠释。汉代时研究《楚辞》已蔚然成风，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以及杨雄、贾逵、班固、马融均有研究专著。不过，除了湖北宜城人王逸的《楚辞章句》外，其它著作均没有完整流传下来。

后人认为，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他对《楚辞》系统的论述与解读，在《楚辞》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代以后，《楚辞》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是宋代的洪兴祖。他虽然因为秦桧的迫害仕途不顺，但他的《楚辞䃼注》，荟萃了当时最主要的版本，校订了屈赋的文字，保存了大量的异文，同时补释语意，驳正旧注，保存遗说各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另外他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概括及阐说，也有与时人不同之处。特别是他对针对班固、颜子推贬低屈原的观点给予了反驳，认为屈原的行为是“忧国忧民”“忠君爱国”，将屈原的思想、行为、人格圣贤化。

继洪兴祖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楚辞集注》也是楚辞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不仅在训诂等方面有新的发现，特别在对屈原的评价上，反对将屈原的作品理解为“怨君”之言，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因为其理学宗师的身份，他的关于楚辞研究的观点，在明清两代影响深远。

有幸的是，屈原的《楚辞》，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䃼注》，朱熹的《楚辞集注》，均已收入《荆楚文库》第一批出版的项目。关于《楚辞》的其他研究著作，我们还将陆续整理出版。

2.亭台庙宇，屈原成为不同阶层膜拜的偶象

据龚红林博士研究考证，目前南方几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还有台湾，祭祀屈原的庙宇和祠堂以及其它建筑物，有60余处之多。

屈原沉江以后，是从何时开始为他建立祭祠和神庙的呢？

从文献资料和实物考察来看，屈原沉江以后，最早为屈原修建纪念建筑，是湖南常德的招屈亭。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七载“项羽遣英布弑义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闻而义之，号其郡为义陵。”“义帝”是楚怀王的孙子，反秦时曾尊其为楚王。由此可见，招屈亭在秦末已经存在。

为屈原建庙是在屈原沉江处的湖南汨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载：“汨水又西为屈潭，即今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沈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迳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晋王嘉《拾遗记》卷十亦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渊。楚人思慕，谓之水仙……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据考察，此祠和庙应也是秦末所建。因为贾谊贬官为长沙王太傅，是在公元前177年。他途经湘水，凭吊屈原，写下了那篇知名的《吊屈原赋》。此时距楚亡50余年，距秦亡只有30年时间。这说明，贾谊过汨罗时，已有庙在此。

汉代以前为屈原建庙的，还有河南西峡县。据说，屈原流放汉北时，曾在此地徘徊。此地有一山岗，名屈原岗。屈原当年在此地劝谏楚怀王，阻止他冒险赴秦未果。范晔《后汉书·延笃传》载：“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唐李贤注：“屈原，楚大夫，抱忠贞而死。笃有志行文章，故图其像而偶之焉。”延笃卒于公元167年，此时是汉桓帝永康元年，说明在此之前，此地已有祭祀屈原的庙宇了。

汉代为屈原建庙的，还有现江西高安市的三闾大夫庙。《【清】江西通志》卷一百八《祠庙》“瑞州府”载：“三闾大夫庙，在高县东金沙台，祀楚屈原。汉长沙王子拾封建成侯，后免爵，徙家台上，立庙祀之。”据考，刘拾为封建成侯，是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此时距屈原殉国仅有150年。

屈原家乡湖北秭归的屈原庙，建于唐元和年间。据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并序》所载：“元和十五年，余刺建平之再岁也，考验图籍，则州之东偏十里而近，先生旧宅之址存焉。爰立小祠，凭神土偶，用表忠贞之所诞，卓荦之不泯也。”

唐代江西临江府府冶（今江西樟树市临江镇）也建有屈原庙。据《【清】江西通志》卷一百八《祠庙》载：“屈原庙，在清江蛟湖之滨，唐通判何德龄建。”

从地域上看，屈原庙主要集中在屈原活动的汉水、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大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以及四川东部。当然，屈原并没有涉足的福建和台湾，也有屈原的纪念建筑。如福建厦门金山区现有屈子文化园，佛昙屈原岛，台湾省彰化宝部里屈家村有泰和宫，洲美北投有屈原宫，台南有水仙宫。其中有屈氏后人祭祀先祖传承屈原精神而修建，也有将其尊为“水仙”，保佑平安而建庙。

纪念屈原的建筑形式多样，其中有庙、祠、宫、馆、楼、台、阁、堂、塔、寺、亭等形式。这些建筑中，有些是只祭祀屈原一人，如常德的三闾大夫祠，汨罗的屈子祠，岳阳的三闾庙，秭归的屈原庙，台湾洲美北投的屈原宫等。有些是多人合祭，如常德澧县有三贤祠，常德的武陵区有四贤祠，益阳桃江县有五贤祠，台南的水仙宫。祭祀建筑中既有屈原的雕像，也有屈原的神主牌位。但这些建筑中，还往往通过楹联、碑廊、画像、遗迹来弘扬和传承屈原精神。

3.宗庙祭祀，屈原进入官方风化大义的神坛

民间祭祀屈原秦末已经开始，官方正式将屈原列入公祭的行列，从现存文献来看，起始在唐玄宗天宝年间。

《唐会要》载：“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楚三闾大夫屈原，长沙郡……并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到了唐代天祐元年（904），唐哀帝李柷应地方节度使上表所请，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人依此将三闾大夫祠改为“昭灵祠”。

屈原从民间的精神偶像上升为国家政治伦理建构的楷模，作为人格神世世代代加以祭祀，这既是统治者对民间“神灵崇拜”的承认，也是统治者敦风化俗，凝聚民心的政治策略。从此，历朝历代，都把祭祀屈原列为各级政府大小官员的例行供奉大典中。

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937）五月，前湖南节度使马殷之子马希范修缮庙宇，恳请新皇帝敕封屈原新的头衔。这一次，屈原由昭灵侯进封为“威显公”。屈原的爵位由“侯”升为“公”，是屈原地位的再次提升。到了北宋时期，屈原有两个封号，一曰“清烈公”，一曰“忠洁侯”。后来秘书监大臣上书，认为一人前后封爵不同，各地祭祀有出入，不如取一高爵为定，后来统一为“清烈公”。

到了元代，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加封屈原为“忠清节烈”公（《元史·仁宗本纪》）。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敕封屈原为“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三）清代基本没有再加封屈原封号，但要求各地官员春秋二季，按例祭祀屈原。

4.敦风化俗，端午节成为纪念屈原的法定节日

端午节本是中国南方一个古老的节日，又称重五节，菖蒲节、龙舟节、浴兰节，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因为南方气候转暖，害虫病毒增多，民间普遍认为五月是一个恶月。因此，到了五月五日这个“恶月恶日”，要采艾草悬于门上，“以穰毒气”。并用“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有些地方还饮雄黄酒，挂五毒图，拴葫芦、扫把，给孩子穿老虎鞋，挂小辣椒等，都有驱除灾害、瘟疫，祈求安康、吉祥的意思。

端午节除了前面提到的挂艾叶、喝雄黄酒，佩香囊，戴五丝长命缕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项目，一是吃粽子，二是赛龙舟。这两个项目本来都是很古老的沿袭以久的保留项目，如类似于粽子的这种食物，史载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时期就有了。宋罗愿《尔雅翼·黍》载：“黍又捣以为饧，谓之（米长）（饣皇）”。《楚辞·招魂》中，屈原便描写了楚地招魂时所使用的这种让人喜欢的食物，“粔籹蜜饵，有（米长）（饣皇）些”。不过那时这种食物主要是用来祭祖拜神的贡品。但这种食物是否后来人们常提到的用竹叶、茭白叶等材料包裹黍或糯米而煮熟食用的粽子呢？目前还没有实证。晋太守周处在《风土记》中记载了端午节吃“角黍”或“粽子”的饮食习俗。这说明，到了晋代，粽子已经成为端午节必用的食物了。

但是从何时开始，端午吃粽子这个习俗与纪念屈原开始挂上钩的呢？

南朝吴钧《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后因屈原托梦，言蛟龙窃所投之物，遂改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唐代《襄阳风俗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从这些文献和传说中所看，屈原死后，汨罗一带就有人在湘水中投粽子祭祀屈原，后来为避免被蛟龙抢夺，就改变了包装。屈原妻子投食于水祭祀屈原，说明用粽子祭祀屈原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这种习俗。当然，无论是《续齐谐记》还是《襄阳风俗记》，都是民间传说，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民间的愿望。不过，从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和周处的《风土记》的记载来看，至迟在晋代，将吃粽子与纪念屈原挂起钩来，已是确定无疑的了。这种南方的风俗不断北移，唐代宫廷端午食角黍已经十分盛行。“唐宫中端午日，造粉团角黍贮盘中，以小角弓射之，中者得食。都中盛行此戏。”（《【清】陕西通志·风俗》卷四十五）宋欧阳修《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中写道：“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美酒清尊共。”

龙舟竞渡也是一个古老的体育项目，或者说是一个祭祀的活动。

吴越一带很早就有龙舟竞渡的习俗。一说是从勾践操练水军而来，一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还有说是祭曹娥，祭水神或龙神，但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梁吴均《续齐谐记》，晋葛洪《抱朴子》等书的记载来看，端午竞渡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被阐释为纪念屈原的活动了。

唐杜公瞻在注释《荆楚岁时记》“竞渡”一条时道：“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面而观之。”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竞渡曲》中描述湖南武陵地区沅水上竞渡的盛况。“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龙舟竞渡的风俗，起于湖南，在隋代已开始遍及全国。《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士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端午龙舟竞渡因此成为全国，特别是南方纪念屈原的一项重要活动，影响甚巨。宋清两代对荆楚地区这项“废业耗民”的活动一度曾明文禁止，但由于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群众基础，赛龙舟纪念屈原的活动禁而难止，以至发展成南方端午节的重头大戏。台湾诗人余光中一生写下了九首关于纪念屈原的诗歌，其中描述了台湾淡水河、汨罗江、秭归长江上龙舟竞渡纪念屈原的盛况。1951年，他在《淡水河边吊屈原》一诗中描写台湾淡水河龙舟竞渡时写道：“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子兰的衣冠已化作尘土，郑袖的舞袖在何处飘舞？听！急鼓！可爱的三闾大夫！滩滩的龙舟在为你竞渡！我遥立在春晚的淡水河上，我仿佛嗅到湘草的芬芳；我怅然俯吻那悠悠的碧水，它依稀流着楚泽的寒凉。”

4.千古传诵，诗词歌赋塑造出完美的屈原形象

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贵族，一员重臣，一名诗人，两千多年来，在时间的长河中不仅没有被湮没，其人格魅力，社会影响，反而愈来愈大。究其因，屈原以身殉国的壮举、不与小人为伍的高尚人格，瑰丽浪漫的文风、以及丰饶的文学成就是重要因素，另外，也与两千多年来数以千计的文人骚客持续不断的对屈原作品及其作者身世的研究、阐释乃至再创作，促使屈原作品广泛传播，屈原精神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

屈原作品的搜集、整理及传播，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主要得益于汉代的刘向，他的努力使散佚在民间的屈原作品得以与世人见面并传之后世。除此之外，两千多年来士子对屈原作品的阐释及解读，帮助后人对屈原作品价值的认识，起到了学术启蒙与考镜源流的功能，对屈原作品的经典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作家诗人对屈原形象的塑造与再书写，则让屈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可感可触的人格神，其风范潜移默化地铺陈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

考查历朝历代传写歌咏屈原之作品，不包括研究性文章，有赋、传、赞、序、颂、祭、铭、联、诗、词、曲、叙、说、文、图等多种文学形式。

对屈原的理解和描述，如果溯源的话，应当从宋玉、唐勒、景差开始。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均已散佚，只有宋玉的三篇“骚体诗”，收在刘向纂辑的《楚辞》中。宋玉的《九辩》，朱熹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之所作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离骚》是楚人为亡者招魂复魄的一种仪式。屈原写《招魂》，以招怀王游荡在秦之魂，宋玉招屈原之魂，“哀悯屈原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而复还，遂因国俗，託帝命，假巫语以招之。（朱熹语）”

两汉时期的赋承袭了屈骚的风格，同时又通过铺排华丽的辞藻和细腻的描绘，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志向。公元前177年，贾谊被贬谪赴长沙就任途中，途经汨罗，写下了充满感情，气势激荡的《吊屈原赋》。这是汉人最早的吊屈原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董仲舒的《士不遇赋》虽然写到屈原的文字并不多，但董仲舒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他对屈原的肯定和同情，对后世儒家认识屈原有启发作用。“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古。”据不完全统计，历朝历代著名诗人学者吟咏屈原的名篇有，班固《离骚赞序》，马融《长笛赋》，蔡邕《吊屈原文》，韩愈《黄陵庙碑》，柳宗元《吊屈原文》，蒋防《汨罗庙记》，戴叔伦《过三闾庙》，司马光《屈平》《兰》，梅尧臣《五月五日》，欧阳修《端午帖子诗二首之一》，苏轼、苏辙兄弟《屈原庙赋》《屈原塔》，黄庭坚《书幽芳亭》《长短星歌》，宋祁《屈原祠》，陆游《屈平庙》《楚城》《哀郢》，杨基《经汨罗庙》，王士祯《题三闾大夫庙四首》，张之洞《屈大夫庙》，越南诗人黎光院《过屈原庙》等。这些诗词歌赋，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仰望先贤。如李白的《江上吟》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戏为六绝句》曰：“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中唐时，韩愈在《进学解》中，将屈原与孔子、孟子并称，高度评价从《尚书》《春秋》到《楚辞》的思想价值与文学贡献。古往今来，这些文人骚客赋予屈原“忠贞、爱国、高洁、特立”的徽章，并与自己的追求与命运相联系，谱写了彪炳千古的华美乐章。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也为屈原成为精神偶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纪念屈原文化节表演现场

5.从自然人到人格神，屈原形象演变的思想文化背景

今天，屈原已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了，而是以一个光芒万丈的文化符号，一个人神同体的偶像，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天空。他的精神风范，成为炎黄子孙的集体无意识，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那么，屈原从一个自然人怎样演变为人格神，我在前面已经谈到几个因素，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两千年来不同时空里思想文化演变与政治伦理需要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楚地最早将屈原作为神灵，修筑祭祀和纪念屈原的建筑，这与楚地崇神信鬼的传统密不可分。屈原在《招魂》、《九歌》中对楚地巫风有过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当屈原沉江后，楚人感念屈原，将端午习俗与屈原联系起来，在屈原沉江的地点和他的家乡修建祭祀屈原的神庙和各种建筑物。当然，仅仅有民间的祭拜还不够，官方的加持十分重要。

西汉时尽管班固、杨雄、司马迁等对屈原的认知尚有微辞，但官方对屈原的评价却日渐肯定。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将其与儒家经典《诗》并举。朱买臣、严助因通解《楚辞》而被擢用为太中大夫（《史记·张汤列传》）。枚乘、王褒等人因此也得到重用。九江被公因能诵《楚辞》被征召入朝（《汉书·王褒传》）。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逸以《诗》的“比兴”理论来解读屈骚，认为屈骚与儒家诗教相通，并一一辩驳班固，屈骚才最后确立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儒家思想同等的正统地位。

汉代人对屈骚的激烈论争，对塑造屈原的形象，为后代的接受提供了接受和阐释的可能。唐宋关于屈原及屈骚的阐释，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赞美屈原忠贞的节操，推崇他的高尚人格，对《楚辞》独特的审美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仰，是唐宋屈原形象塑造的主流观。

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六朝败亡相续的历史教训时，在列举古代人臣忠奸之别时，赞扬屈原“孑身而执节，孤直而自毁。”魏征等人所撰的《隋书·经籍志》曰：“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抒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李世民与魏征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屈原忠贞不二，坚持正义的人格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北宋时期，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内忧外患交织，社会矛盾始终没有平息。靖康之变，加剧了国家的动荡与衰弱。但在这种背景下，融汇佛道的理学思想却诞生了。理学家朱熹从时代大背景出发，首次明确地指出屈原除忠君之外，更是一位爱国者，对“三纲五常”之政治伦理有所裨益。这与洪兴祖的屈原“忧国”说相比较，更进了一层。

明清时期对屈原的肯定达到“千古忠君唯一人”的绝对高度。明人黄文焕在《楚辞听直》中曰“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离骚》中说屈原为“千古独绝之忠”。李贽《屈原传赞》说屈原之死是因宗国颠覆，君主愚于贼臣，不忍坐视，又不能改，于是不得不死。因而屈原之死，死于爱国、爱君，何尝有“怨”。随后，赵南星更是激情充溢，认为屈原之死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而蹈东海。明清学者通过对屈原投水动机与价值的考察，将屈原由一个忿忍自沉的狂狷之士变成了一个殉于社稷的千古忠臣，从而实现了对屈原形象的完美塑造。屈原的行为被伦理化，屈原形象圣贤化，屈原从一位普通诗人终于完成了由自然人、神格人到人格神的彻底升华。

民国时期，闻一多先生站在历史、文化、政治的高度，重新发现了有怨愤情绪的屈原，实际上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与此同时，郭沫若将屈原忠君、爱国思想进一步发展，肯定屈原之死是“殉社稷”。抗战时期，他在话剧《屈原》中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呼应了时代的需要。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屈原“世界文化名人”称号，将他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2009年，祭祀屈原的赛龙舟活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两千多年来，屈原从一位诗人成为万民景仰的人格神，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闻一多在《读骚杂记》中说：“一个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考察屈原从自然人到人格神的历史演化过程，需要将其放到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美学等多学科中去研究分析。华夏万民颂屈骚，千古一节怀灵均。本人不揣浅陋，借整理出版《楚辞》系列著作之机，将学习心得奉献给诸君，祈有关方家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