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

——《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研究》评介

作者：孔祥安（孔子研究院传承发展部部长、研究员）

来源：《武陵学刊》2024年5月第49卷第3期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范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德目，在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变迁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忠”成为忠君的代名词，遭受近代以来人们的强烈批判。尽管一些专家学者对“忠”做了研究与解读，但仍存在许多误解与成见。桑东辉教授对忠德有着独特思考，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的《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研究》一书，是他多年来对忠德思考研究的集中体现。我作为其未曾谋面神交多年的朋友，有幸拜读该书，受益匪浅。该书是一部系统研究忠德历史变迁的精品力作，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辨析字形，揭示内涵

作者没有一下笔就直接对忠德溯源问题展开探索与讨论，而是在《绪论》中辨释忠之含义，以揭开忠德的面纱，打破长期以来人们对忠的误解与偏见。他通过分析“忠”字的字形结构，指明了“忠者中也”的基本含义，认为“忠”字上半部分之“中”不仅起到声符作用，而且指示了不偏不倚的中正、公正、公平之寓意，并且通过《左传》关于“无私，忠也”“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等记载，指出忠有着“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公忠体国精神和奋不顾身、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忠”字的形符“心”出发，阐释了忠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敬，即“尽心竭力”，进而指出忠之要义是一种发自内心、表里如一、尽心竭力的道德追求。他还通过忠与孝、信、义、节等德目的比较，深入探讨了忠的丰富内涵。作者这种巧妙构思，可谓匠心独具，使读者对忠有了一个相对宽泛的认识与理解，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并且打破了传统观念上忠即忠君的狭隘、片面认识，揭开了忠德的面纱。

二、明辨概念，追根溯源

首先，作者敏锐地认识到意识、观念与概念既相联系又有着本质不同。此前，有学者注意到了观念与概念的不同，却忽视了意识与观念的不同。所以，作者在辨析意识与观念的基础上，对忠的起源进行了探讨。作者爬梳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参考相关研究成果，依据古人“忠”与“中”相通的普遍认识，即“中自忠”（《国语·晋语八》）“忠者，中也”（《忠经·天地神明章》）等认识，提出“忠意识应该在原始社会中后期，特别是炎黄到唐尧虞舜时期已经出现萌芽，而忠观念应该在夏、商、西周时期逐渐产生和发展”（第24页）的观点，得出“应该先有忠意识，后有忠观念，最后发展成为道德规范的忠德”（第24页）的结论。

其次，作者分析了炎黄文化的象征意义，认为炎黄时期已经出现“尚忠”的观念；通过梳理五帝时代后期最高权利交接所奉行“执中”的最高标准和原则，明确了五帝时代是忠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期。

最后，作者以三代文化特质为切入点，通过解读“夏政尚忠”“夏尚忠”的观念，认为忠在夏代已成为主导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殷商文化是对夏文化的发展，强调的是“敬”，忠又与敬相通，即“忠，敬也”（《说文解字》），故“殷人的尚敬文化推动和催生了忠观念的发展和成熟”（第47页）。西周礼乐文化的兴盛是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时期，至此忠德开始由一种道德观念加速向道德规范转变，“忠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最晚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当为确论”（第52页）。这样，经过作者的梳理解析，忠德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考究流变，析理透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也是忠之变迁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忠德”是当之无愧的“令德”。其实，作者在论述忠之“与人忠”以及“忠于国家”“忠于事业”等丰富内涵的同时，明确指出战国时代之忠开始向片面化忠君转向，为论述秦汉及其以后时代忠君的变迁埋下了伏笔。

作者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忠君作为忠德变迁史研究的重点和主体，立足于广阔社会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的演变，从道德哲学的视角，从浩瀚的忠德史料中搜寻梳理忠的变化线索，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忠德状况。如，随着汉代“三纲”的确立，忠君随之成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的首要政治道德。又如，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理学家将“三纲”视为天地之理、自然之道，“三纲”成为人们无可置疑的道德法则，忠君成为天理所规定的绝对、神圣的人生之大节，忠德成了维护君尊臣卑等级秩序的第一大法。宋元明清时期，忠德逐渐发展成为钳制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枷锁。近代以来，传统忠德遭到猛烈批判，不过，批判主要集中在“三纲”、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愚忠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那种对国家、人民、事业以及对他人之忠，才是忠的真正意蕴。作者理清了忠德的发展脉络，使读者对忠德有了辩证的全面的认识。

四、立足“两创”，守正开新

科学辩证地对待传统忠伦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并予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作者开展忠德研究的根本目的。

首先，作者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论述了对传统忠德“两创”的必要性。“传统忠德所提倡的‘忠于社稷’‘杀身赎国’等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道德基因，可以转化为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308页）。只有继承忠德的合理内核，才能真正做到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保护民族利益，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论述了对传统忠德“两创”的可行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剔除传统忠德不合理的成分，汲取其友善忠恕、公忠体国、忠信诚实等精华，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最后，从培养爱国主义、奉献敬业、诚实守信等品质方面论述了对传统忠德“两创”的具体路径。中国古代社会，尽管出现了“愚忠”，但是总体上将忠于国家社稷置于忠君之上，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成为涵养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不竭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公忠体国和清正廉洁等政治道德为我们今天强化国家公职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提供了精神基因”（第314页）。这些论述不仅有利于重新审视忠德的现代价值，而且有利于帮助人们理清认识与践行忠德，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总之，作者将传统忠德的起源、发展、流变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娓娓道来，忠德变迁的历史脉络梳理得一清二楚，尤其提出了忠德在新时代的“两创”路径，这不仅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展现了其关注社会现实的理性精神，诚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我们今天研究传统忠德的历史变迁绝不只是为了好古敏求，探赜索隐，更不是为了敝帚自珍，缅怀陈迹，而是为了立足当下，造福将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正是这种情怀与担当，作者才能写出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精品力作。我想，这应该是对该书最好的肯定与评价。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