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家训》中的廉洁文化理念

作者：王鹏程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初五日乙巳

          耶稣2024年6月10日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人称“包公”“包青天”。他自幼以孝闻名乡里，在地方上，曾做过知县、知州、知府；在中央，曾任监察御史、知谏院、三司使等，“强志尽瘁，夙夜匪懈”，最后在枢密副使职位上去世。

《包拯家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前37字训辞、后14字押字，可谓字字珠玑，核心要义是告诫后世子孙要遵从其志，做官不得贪赃枉法，做人要清白廉洁，鲜明彰显了“廉为官之本，贪为政之蠹”的廉洁文化理念。

严以治贪

《包拯家训》训辞主要围绕“赃滥”展开，充分体现了包拯对贪赃枉法的痛恨。包拯惩治贪腐以严著称。朱熹说，包孝肃公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包拯在任职开封府期间，发现其辖区内的达官显贵沿惠民河修建了许多楼舍亭榭，导致河道变窄、河水不时泛滥，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对此他不畏权贵，下令将违法建筑悉数拆除。在任监察御史、知谏院等期间，包拯多次上疏严劾贪官酷吏，综观《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他先后上疏弹劾张若谷、王逵、张尧佐、张方平、郭承祐、宋庠、李淑、刘兼济、宋祁等人。他弹淮南转运使王逵“苛政暴敛，殊无畏惮”“非理配率人户钱物上供，以图进用”“害民蠹化”；弹三司使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弹雄州知州刘兼济“材庸识暗，素无廉节”；弹吏部侍郎宋祁“在益都多逰宴”等，希望对这些毫无廉洁操守的贪官污吏予以降黜。

为促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包拯还提交了“乞不用赃吏”“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废锢赃吏”等众多奏议，希望朝廷“精选廉干中正之人”为官从政，力图从选人用人上断绝赃滥者从政的幻想。包拯主张澄清吏治，选任贤才，裁抑特权，其上疏治贪之多、执法治贪之严，从当时京师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即可显见。

廉以用权

《包拯家训》训辞虽然主要围绕“赃滥”展开，但训示的本义在于告诫后世为官的子孙要“廉政亲民”。亲民之官，以廉为基。廉洁是一个官员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包拯重言教更重身教，自入仕伊始，他就一直倡导和躬行清正廉洁。包拯在《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一生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务求做到廉以用权、权为民用。

在泸州当知州时，包拯的亲戚非常高兴，想借着他的威风徇私枉法，其中就有他的舅舅，包拯对此毫不姑息。他亲自开庭审讯他的舅舅，并杖责数十大板，“自是亲旧皆屏息”，其亲朋好友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为非作歹了。在任职开封府之初，当时有所谓的牌司制度，即“凡诉讼者不得直入衙内，府吏守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为了防止门牌司收转状纸时向告状人索贿受贿，包拯上任即改革此项制度，裁撤门牌司，大开正门，允许告状人直接上庭递交状纸，“自道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实现了官民“无复隔阂”。

《包拯家训》要求后世子孙如果做官，当廉以用权，若贪污违法而被撤职，则不允许回老家走进包家大门，死后也不能葬于包家世代的坟茔之中。如此严厉的家训，是包拯人生道德准则的体现，反映了他高尚正直、廉洁奉公的操守，体现了惩恶扬善、公正廉明的清官形象。

洁心自律

《包拯家训》训辞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8字，既是对后世子孙为官者的要求，又是对子孙中非仕之人的垂诫。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包拯初任扬州天长县令时，就写戒廉诗一首作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诗的首句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自始至终，他初心不改、洁身自好。

在出任端州之时，当时端州因出产名贵的砚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一定的数额。此前历任郡守常以进贡的名义向老百姓多敛取数十倍以馈赠权贵。包拯到任后，严令按进贡的定额征收，多一个也不行。包拯自己很喜爱书法，对文房用具也情有独钟，但他在此地期满卸任，“不持一砚归”。后人对此评价说：“此其律己之义，凛乎严凝，盖有肃于秋霜而寒于冬雪者。”

包拯一生多次拒绝他人送礼，在他60岁生日之际，仁宗皇帝也曾送其贺礼，并在纸上写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拯看后，立即挥毫题诗回诏：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此诗可谓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生动写照。《宋史》记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为家国大事计，包拯修身正心、廉洁自律令后世敬仰。

化廉成风

《包拯家训》14押字，既是以石刻方式对后世子孙的严明要求，也反映了包拯冀望出现“风化日益美，贤杰日益耸”的盛世美景。好家风推动形成好民风好政风。包拯特别注重弘扬历史名臣的真善美事迹，强调应以他们为榜样，以此化风成俗。他因宋太宗时期礼部侍郎王明“节义端劲，功烈卓伟”而感动，特缮写王明曾孙王临所著《家传》，并上疏仁宗皇帝《请谥王明》。在他去世后，仁宗皇帝也因其孝闻天下及廉政威名而“幸其第临奠，辍视朝一日，赠吏部尚书，谥孝肃”。

在《包拯家训》影响下，包拯之妻董氏“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其子包绶在赴任潭州通判的路上病故，人们打开他的行李发现“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后人对此评价说：“益知公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公可谓能克家者，孝肃之风，至于公而益炽也”；其孙包永年历任县主簿、县尉、县令等，“廉勤自守，蔚有政声，吏民爱思”“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在死后也“了无遗蓄”，连丧葬费用都是由两位堂弟资助的。后人对此评价道：“孝肃公之遗风余烈犹在也。”包拯的后世子孙大都传承了“孝肃家风”，继承了包拯遗志，他们的墓也多归葬于合肥县公城乡公城里包拯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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