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集解、集说和长编

——由《礼记注疏长编》引起的思考

作者：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廿九日庚子

          耶稣2024年6月5日

    《曲礼注疏长编》《檀弓注疏长编》《王制注疏长编》，王锷等编纂，广陵书社出版

回溯集说、集解、长编、经解的历史及其体式演变，可以了解汇集诸家学说的经学体式，无论其名称同或异，都是经学历史发展所必然，是将文本和经义推向更深一层研究所必须，这就是我对《礼记注疏长编》认可和赞赏的原因。       

——虞万里

通过跨学科的研究，通过经学文献的校勘与阐释，都有助于把握经学的主体性，但是当我们翻开《礼记注疏长编》，才可以直观地发现，经学的阐释传统才是经学主体性的真正所在，才是我们应该自觉继承和发扬的学术传统，才是我们超越分科治学，重新确立现代经学主体性的起点。     

——徐兴无

王锷教授主编的《礼记注疏长编》已经出版了《曲礼》《檀弓》和《王制》三种，初步估计，《长编》全部出齐，约有60册左右。承他先后都第一时间寄赠，使我得以较早拜读学习。有感于当今传统文化研究的热度，经学尤其是礼学的专著和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故《长编》的编纂和出版，引起我对当前礼学乃至经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些思考。

一、《仪礼》《礼记》之难易

经学难，礼学尤难，礼学之难，莫过于《仪礼》，这似乎是一种共识。确实，《士丧礼》自孺悲见孔子，受教写出之后，其他篇章也逐渐形成。由于《仪礼》的仪节是一种行礼的过程，每个仪节的含义，不见于十七篇正文，研习者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七十子及后学已有懵然不解，必须师弟子传授和师友间互相切磋讨论方始得其谛义，这从《丧服传》的传与旧传以及《荀子·礼论》等文献中可以得到启悟。汉初高堂生传授时的训解是否为仪节的原意，已难印证，至多只能说大致正确。加之汉魏六朝隋唐以来，上自朝廷礼仪，下至民间婚丧，不断因革变易，所以歧说纷繁。好在《礼记》和其他典籍中还有一些解释《仪礼》的短篇，如《冠义》释《士冠》，《昏义》释《士昏》，《问丧》释《士丧》之类，可略窥西周制作和孔门师传之意。

至于《礼记》四十九篇，系七十子或七十子后学先后传授，由口授笔书递相记录，以不同文字辗转传抄，文本不一，来源各异。逮及汉初汇集于天禄石渠，尘封百年之后，简牍残泐断烂，交互相错，时亦有之。今就小戴编集四十九篇之文本，论其文字，则古文今文混杂，断烂错简纷糅。观其内容，诠解《仪礼》之仪节外，更涉三代制度因革，周初制礼作乐及春秋、战国各种制度文为，其中有实录，有传闻，亦有误解。以《王制》言之，郑玄谓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尚不足尽其内容。细分归类，有班爵、禄田、任官、巡狩、朝聘、教学、养老、国用、丧祭、职方十类。其中有一代之法，有四代沿革损益之制，若欲征文献以证，已有史文缺失之叹。以《檀弓》言之，有错简，如孔子少孤章；有脱文，如叔孙武叔之母死章。全篇采择七十子门人记闻，间夹杂逸礼经记，虽多言丧礼，而求义者多，陈数者少。以《曲礼》言之，包容更广。郑玄谓其篇记五礼之事，殆以有祭祀之说，有丧荒去国之说，有致贡朝会之说，有兵车旌鸿之说，有事长敬老执贽纳女之说。其内容虽可分析归类，但其内容与篇名“曲礼”有何联系？陆德明说《曲礼》是《仪礼》旧名，是委曲说礼之事。孔颖达认为是以其屈曲行事则曰“曲礼”，见于威仪则曰“仪礼”。历来各家，众说纷纭，至今也未有定说。其他各篇内容混杂，篇旨不一者所在多有。如《燕义》一篇，顾名思义，殆记君臣宴饮之礼，但篇首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节，系《周礼·诸子》之文，与宴饮浑不相干，盖是小戴整理时误将其他简牍窜入。细察四十九篇，诸如此类者，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要梳理《礼记》内容，溯其来源，别其条理，殊非易事。昔韩昌黎尝谓《仪礼》难读，不知《礼记》尤为难读，所以尤难者，以其背景深广，来源不一，简牍错杂，内容驳杂也。

二、今古文混杂的《礼记》

《汉志》于《礼经》十七篇之后，载“记百三十一篇”，师古以为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其中杂糅古文逸礼，知其文字亦多古文。小戴所编，是纯取百三十一篇，抑或兼编《明堂阴阳》《王史氏》和《曲台后仓》等记，历来都无定说，但无论如何，《礼记》四十九篇是一部今文、古文夹杂的有关礼制的传记资料汇编。其中今文用隶体书写，古文则用六国古文书写。汉代经师对于古文，大多无法读懂，或者说无法全部读懂。刘向《别录》说：“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所谓“读说”，就是将不认识的古文字，通过对前后文义的理解，读成可以贯通文义的字，并将前后文义串讲成说。因为不同经师对同一经文体会不同、理解不同，所以各自的“读”和“说”也会不同，因而形成异说。如《汉志》列当时《孝经》有五家，经文相同，即都是隶书今文本，它与古文本《孝经》相较，有四百多个异文，平均四个字中就有一个异文。班固说“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可见凡有古文，经过不同经师的理解读说，必会产生异读、异文、异说，所以“汉读”是造成经典众说纷纭的源头之一。《礼记》既然是今古文杂糅的一部经典，那么它存有异文异说就无可避免。戴圣之后，郑玄之前，传《礼记》者有桥仁、杨荣、景鸾、曹褒、挚恂、马融、许慎、张恭祖等十余位经师，因为所传是一部古今文杂糅的经典，几经传抄又形成不同的文本，所以郑玄在注释时，无法像注《仪礼》一样，分清古文作某、今文作某，只能说某或为某，某或作某，经统计，这些异文有近二百个。他虽没有像注《周礼》一样引录某经师作某说，但各家因不同异文而有不同解说是必然的。郑玄之后至汉末，传《礼记》经师可考者有二十多家，魏晋以后，《礼记》地位上升，初唐孔颖达为《礼记》撰正义，传习讲解人数更在《仪礼》之上。宋代理学兴起，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又有全新的、系统性的理解，卫湜汇集各家学说，居然有一百六十卷之多，异说之多，与传习、讲解人数和时代都有很大关系。清代偏重考据，又对《礼记》的汉注、汉读、汉说作了大量考订，《礼记》著作数量更胜于前。

三、集解、集说、长编与经解的意义

六艺经典异说在韩非所说“儒分为八”时就已萌芽，汉代经师秉承师说，读说文本，反映在简牍中，歧说矛盾已充分展现。要追本溯源，必须并陈众说，集解、集说体式的经解便应时而生。东汉初年贾逵的《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三卷，是现今所知最早的比较著作。郑玄《周礼注》集杜子春、郑兴、郑众三家，还未用“集”字名。何晏《论语集解》录孔安国、马融、包咸等八家之说，始题作“集解”。六朝以还，注家越多，“集注”“集解”类著作也就越多，如李颙《集解尚书》十一卷，姜道盛《集释尚书》十一卷，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卷，崔灵恩《集注周官礼》二十卷，以及至今尚存的李鼎祚《周易集解》。即如《系辞》仅上下两篇，竟然也有《周易集注系辞》二卷。集注、集解著作的盛行，昭示着某部经典注解繁夥、解说歧出已到了不得不总结清理的时候，因而是经典诠释发展史上必然产生的形态，是评判众说、扬弃讹误、追求正解的必要手段。

长编一词，仿自李焘。稍后卫湜《礼记集说》一书，在并陈众说的层面上，已有“长编”的性质。明胡广领衔纂辑《礼记大全》，集四十余家之说，蒙“大全”之名而有“集说”“长编”之实。《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采择更广，条例更密，既有长编之实，又兼裁断之判，是一经之总结，也是一时代标志性的经典。嘉庆初年，阮元命陈寿祺等纂辑《经郛》百余卷，后又循陈寿祺《经郛》汇辑古注条例，发愿纂辑“大清经解”，思将所有清代学者对一经一句一字之考证解释，分别汇集于一句之下，其相关者两见之。如戴震解“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系之于《尧典》；刘台拱解《论语》“哀而不伤”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八佾》《周南》互见，如此毕陈众说，俾一览无余。只因老成凋零，人手缺乏，最后不得已而汇辑成现今丛书性质的《清经解》三百六十册。《清经解》虽造福学林，但欲检某经某句各家之说，必须翻阅多部、十几部甚至更多的著作，极为不便。沈豫率先着手改为“经解辑说”“经解汇纂”形式，思欲副阮元当时的意图，因个人势单力薄，无法完成。其后学者和书坊为便于利用《清经解》，想方设法编辑分类经解目录，希望便于利用。光绪年间，抉经心室主人赵贤经二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完成《皇朝五经汇解》，然亦仅部分实现了阮元的愿望。石印《五经汇解》，一展卷而清人诸说毕陈，曾为笔者所倚重，唯字小如蝇，颇伤目力，流传不广，故亦少为今人所知。

有鉴于经解著作繁夥而搜罗不易，翻检不便，近一二十年来，按经、篇、句汇纂、汇解形式，而不以“长编”名的著作亦时有所见，如《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诗经集校集注集评》等，凡此都是企望一编在手、众说毕陈的心理驱使下的产物。

四、《礼记注疏长编》编纂方式与意图

回溯集说、集解、长编、经解的历史及其体式演变，可以了解汇集诸家学说的经学体式，无论其名称同或异，都是经学历史发展所必然，是将文本和经义推向更深一层研究所必须，这就是我对《礼记注疏长编》认可和赞赏的原因。

《长编》汇集了卫湜《礼记集说》以下至郭嵩焘《礼记质疑》共十三家，虽说只是十三种著作，因为《礼记集说》汇集了郑注以下的一百四十四家之说，甘汝来等《钦定礼记义疏》于卫书外兼采元明诸儒之说，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更搜采卫湜所漏略者，益以元代十一家，明代三十七家，清代四十六家，故《长编》所集，当在二百五十家以上。尽管杭书所略及杭书之后，尚有数十百家之多，但此一编在手，已足备研究之资。

卫湜《集说》、甘汝来《义疏》、杭世骏《续集说》诸书互有重叠，为方便读者，不让篇幅过分冗长，《长编》在编纂过程中略有调整安排。需要说明的是，《长编》是汇集众说，提供资料，而不是要成一家之言。这对于求省便而欲得真知的学者而言，可能不厌所望，不免略有微词。其实，集说、集解、长编，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方式。郑玄囊括大典，以著为目的，所以兼采诸家之后，往往给出自己意见；《义疏》为显示“钦定”，亦多加“余论”和“辨证”：但并非所有集说之后都有评判。何晏、李鼎祚、卫湜之书，唯列诸家之说，极少按断。杭书《续集说》明言“不施论断，仍卫例也”。近出的《尚书章句集解》和《诗经集校集注集评》亦不加按断评判。这是因为，有的经义，罗列诸家之说，已经明白，无须赘辞；有的经文，诸家歧说不一，各有理据，无法作左右之袒。更有一些难解的经文，前人亦未有明确之说，简短的按语也无法解释清楚。所有这些，作为王锷教授团队在汇读《礼记》，纂辑《长编》过程中，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们采取专门研究的路径，即在汇读过程中，碰到疑难仪节和经文，由有兴趣的人承担作专题研究，如《曲礼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曾子问》“丧慈母如母”等等，都有专门的讨论文章，此将汇编成书另行。这种方式，是既不将不成熟的想法轻易加在《长编》之后，误导读者，徒增篇幅，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参与的学生综合分析材料，形成独立研究的能力。

我在阅读《长编》，理解《长编》体式过程中，时与王锷教授进行交流，得悉其组织学生，引导学生汇读《礼记》、纂辑《长编》、研究问题的形式与意图，似乎比单纯抄撮、汇编《尚书》《诗经》资料的意义更大，深感这是一条研究经学和教授学生，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切实有效途径，值得效法与推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