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苏轼的“仁统”与韩愈的“道统”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7-01 09: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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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仁统”与韩愈的“道统”

作者: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二日壬子

          耶稣2024年6月17日

 

苏轼的“仁统”是效韩愈的“道统”提出来的。韩愈的“道统”是老话题,但少有人说苏轼的“仁统”。

 

“仁统”与“道统”。韩愈的“道统”之“道”,内涵是儒学的仁义,即其《原道》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随之将这与佛、老之“道”严格地区分开来:“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从尧、舜到孔、孟,构成儒学道统的源流,传至荀子、扬雄不再完美。韩愈在中唐续孔孟之道,终生游于三代两汉之书,存圣人之志,行仁义之途,且以古文传道,他的执着在《原道》与《论佛骨表》里有充分的表现,故后世认为他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作了类似的梳理,说扬雄死后,继承儒学道统的是韩愈。

 

北宋欧阳修敬韩,在《记旧本韩文后》里称道韩文深厚雄博,浩然无涯,万世共尊,天下共传。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曾说欧阳修为人如孟轲、韩愈之徒。他在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为表达对主考官欧阳修的谢意,写了《谢欧阳内翰书》,其中说“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这是他自我的见解,韩文之传不论,可知苏轼出川前就学了韩文;而他给梅尧臣的信说,七八岁时就读欧阳修之文而知其人,故苏轼文章得韩文的朴实与气势,又得欧文的委婉与从容。

 

苏轼有《韩愈论》,批评韩愈好圣人之道的名,未乐其实,不当混言孔子说的一视同仁,认为仁义礼乐出于情而非性;又在《扬雄论》里批评韩愈的性三品论,说他流入佛、老而不自知。但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盛赞韩愈,称其“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以及“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成为关于韩愈的经典评价,其“文道说”将扬雄之后“道”的传播与韩愈相接。

 

苏轼没直说自己的道统,他解《虞书·大禹谟》的“皋陶迈种德”时说:“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出于礼,而仁不可胜用矣。舜、禹、皋陶之微言,其传于孔子者盖如此。”(《三苏经解集校》)这说明礼、仁相与为一,礼表仁里;仁的传播从舜、禹、皋陶至孔子,由此构成苏轼的“仁统”。这里没有韩愈提及的尧,但苏轼解《夏书·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乱其纪纲”时说:“大曰纲,小曰纪,舜、禹皆守尧之纲纪。”据此可知舜之仁得于尧;没有提及孟子,但苏轼《孟子论》说,孔子死后,得其思想的唯有孟子,据此可以说孟子得孔子之道。而在《子思论》里,苏轼对荀子和扬雄“务为相攻之说”有批评,可见苏轼“仁统”与韩愈“道统”的轨迹从尧至孟子几乎呈叠合状态,虽说他还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其儒学不及韩愈纯粹。

 

自视成就为经学。苏轼自我人生的总结最值得关注的有三:

 

一是关乎命运的性格。苏轼晚年居儋时说:“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书谤》)这“遭口语无数”,乃因他“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言为尽性,不顾命运所之,结果和韩愈一样因言遭祸。苏轼性格受母亲程夫人的影响,少欲学东汉范滂,及长刚直不阿,《上神宗皇帝书》批评王安石变法,坦言自己平素讥刺甚众,怨仇实多,难免有性命之危。但为天下之事,耿直进言,死亡亦可不辞。

 

二是功业。苏轼北归途中路过镇江金山寺,写了六言小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时他已老迈,朝廷风波未平,仕途无望。论平生功业即事功,他说了三个流贬地:黄州、惠州、儋州。其实他在三州均无自我期望的功业,黄州时说周公瑾而酹酒江月,感叹自己功业未成;惠州时观白水苍山,自吟“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离开海南之际,高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夜渡海》)。因此这“功业说”更像他《洗儿戏作》自道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悲愤之际诙谐自嘲。

 

三是成就。苏轼北归时对李端叔说,我65岁了,体力毛发与年龄相称,不知能否与你相见。这且不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答李端叔其三》)。这“了得”的《易》《书》《论语传》,合称“经学三书”或“海南三书”,即《易传》《书传》《论语说》。《易传》之作,他承父苏洵遗命而为,故又称《苏氏易传》。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贬居黄州后从事《易传》《论语说》的撰述,并在黄州基本写就。元符三年(1100年)三书才告最终完成,前后近二十年。他还对苏伯固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答苏伯固其三》)。三书在他生前未刊行,最后托付给钱济明,说三十年后当有知道这三书者。他绝口不提使自己名满天下的诗文词赋,只说“经学三书”让他人生没有虚度,三书的《论语说》散佚,《易传》有其父其弟之功,《书传》最集中表达的是他的仁义思想,劝人志于仁义,积学以成。显然,他自认一生的成就是经学而不是文学。

 

关于仁义的表达。苏轼受庄子和陶渊明的影响很深,苏辙为他写墓志铭,提到少年苏轼读《庄子》甚合己心,居惠、居儋的随缘委命,来自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集释·人间世》)。他在黄州时,自称前生是陶渊明,筑雪堂,躬耕东坡,完成从士大夫苏轼向“东坡居士”的转化。居儋以《陶渊明集》为友,遍和陶诗。苏轼深得庄、陶的人生精神,故能在流贬地化困窘为平淡、化忧伤为快乐。但他思想的主导不是庄子的逍遥,也非陶渊明的静穆,而是儒学的仁义。

 

他省试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为《尚书·大禹谟》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作解,说为政“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体现了他仁政的主张。他在《上神宗皇帝书》提出社会变革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主张不以新政伤民之利,根子是仁义。

 

苏轼晚年著《书传》,为《商书·咸有一德》的“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作解:“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不斁。”还在《始终惟一时乃日新》一文中引用《周易》“天下之动,正夫一者”时说:“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并从孟子的天下定于一、不嗜杀人者方能一,推论出“圣人一于仁”,仁为治天下之本,与“天不违仁”相合。

 

他又解《虞书·尧典》的“钦明文思安安”,然后说:“夫惟天下之至仁,为能安其安。”把仁提升为“至仁”,强调仁的完善,用之以安天下。在为《周书·梓材》作解时,说《大诰》《康诰》《酒诰》《梓材》“虽古语渊慤,然皆粲有条理,反复丁宁,以杀为戒,以不杀为德。此《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故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之王者,以不杀享国,以好杀殃其身及其子孙者,多矣”。并举了唐末五代时后汉隐帝的例子,称欲享国长远,福及子孙,应该施行仁义。苏轼对仁义的表达如此,其用当符合韩愈说的“行而宜之”的法则。至于仁义的修养则在个人,故其《仁说》说君子志仁,求仁不获则反求诸身,进而以仁义兼济天下。

 

苏轼一生遭流贬,始终达观面对生活,在黄州乐于做黄州人、在惠州乐于做惠州人,在海南干脆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寄海南黎民表》),无论怎样颠沛,始终不违仁义。他的“仁统”表现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对社会治理的深切关怀,与韩愈的“道统”相似,只是未冠以“道”。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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