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疏与正义：唐初义疏学视域下的杨士勛《谷梁疏》研究

作者：许超杰

来源：《人文论丛》2023年第1辑（总第39卷）

作者简介

许超杰，浙江慈溪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经学史、文献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社科基金4项，在《哲学与文化》《中国哲学史》《文献》《史学月刊》《史林》《孔子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整理古籍：《春秋谷梁传集解》、《复礼堂述学诗》等多部。

内容摘要

范甯注、杨士勛疏的《谷梁注疏》是《谷梁》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注释。由于范甯《谷梁集解》主合汇三传而不守《谷梁》一家之学，故杨士勛《谷梁疏》虽以《谷梁集解》为底本，但杨士勛并未恪守“疏不破注”的义疏学传统，而是以《谷梁传》为核心，在补苴范甯注之缺失与违背《谷梁传》的基础上，试图建构一套《谷梁》学释经体系。杨士勛《谷梁疏》可谓目前尚存的第一种恪守《谷梁》一家之学的著作。对于《谷梁》而言，杨士勛疏或许比范甯注更为重要。

文章目录

一、未通此传之意：唐初义疏学与杨士勛之“疏亦破注”

二、疏以破注：杨士勛疏对范注之梳理与补充

三、重探《谷梁》体系：杨士勛《谷梁疏》对《谷梁》脉络之梳理

关键词

《谷梁》；杨士勛；范甯；义疏学

《四库全书荟要·<春秋谷梁传注疏>提要》曰：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甯集解，唐杨士勛疏，宋邢昺等奉诏订正，令太学传授。《谷梁》主于说经，多得精义。魏晋以来，尹更始、唐固等说者共若干家，甯据经诘传，较之何休之注《公羊》，不啻数倍过之。士勛此书颇能疏通范氏之旨。【1】

此条《荟要》提要与《总目》颇不相同，其言“甯据经诘传，较之何休之注《公羊》，不啻数倍过之”，盖以范甯据经驳传为是。《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春秋谷梁注疏》即曰：

自后爲其学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衍、江熙、段肃、张靖等十余家，而甯采集之以成是传。……沈思是传，其义精审，为后儒所称。盖杜预注《左氏》、何休注《公羊》皆独主其说，不敢稍有异同，是多所回护；甯治《谷梁》而能知其非，较他家为最善矣。【2】

由是可知，四库馆臣盖将范甯能够注《谷梁》而不回护《谷梁》为其善。但就注经之学而言，其注一家而不守其学，似非注书正体。故四库馆臣有以善之者，亦是历代《谷梁》家所以短范甯者。即便是杨士勛为范甯《谷梁集解》作疏，亦多有不从范甯，甚至明确驳斥之者。所以然者，盖范甯非恪守《谷梁》学者，而杨士勛则以《谷梁》为鹄的。是以《荟要》提要言“士勛此书颇能疏通范氏之旨”，似亦有不尽相符处。易言之，杨士勛虽为范甯注作疏，然要其归则在建构一套符合《谷梁》传义的《谷梁》学体系。

范甯《谷梁集解》虽然并非恪守《谷梁》的专门之学，但相较于其他《谷梁》注本，仍是较胜一筹，是以成爲东晋之后最爲流行和最爲重要的《谷梁》注本。以是之故，杨士勛于唐初爲范甯《谷梁集解》作疏，合爲后世所谓《谷梁注疏》，是爲《谷梁》学最爲重要的著作。

经学义疏体起于六朝，唐初《五经正义》之编撰，是后遍疏十三经，可谓义疏学发展之顶端，但同时也是义疏学走向衰亡之标志。【3】今存义疏之书，自当以唐初《五经正义》最爲重要，也正是《五经正义》奠定了“疏不破注”的疏体特点。【4】孔颖达《礼记正义序》述其作疏之体曰：

去圣逾远，异端渐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其爲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等。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爲得也。【5】

孔氏对皇、熊二家之分析，实即关乎义疏学师法家法之论。其言熊氏“违背本经，多引外义”即违背家法，而皇氏“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之说则有违注家之家法。其论皇氏之疏爲“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可见其于“疏以合注”之强调。就此点而言，孔颖达于《春秋正义序》亦有相似之论：

其爲义疏者，则有沈文何、苏寛、刘炫。……刘炫于数君之内实爲翘楚，然聪慧辩博固其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6】

即以刘炫义疏不守杜氏家法爲非。“疏不破注”，是可谓唐初义疏学之特点，亦唐初官修《五经正义》与六朝义疏学之差异所在。是以，孙诒让《周礼正义略例》曰：“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义疏家则不尽然。”【7】皮锡瑞亦曰：“著书之例，注不駮经，疏不駮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爲病。”【8】在皮锡瑞看来，爲了贯彻“疏不破注”的原则，即使是注文有误，仍然要“曲爲之说”。易言之，“疏不破注”的核心是以“注”爲一家之学，必须以其爲准则。经传让位于注，对于疏而言，注是其最爲核心之准则与对象。“自《五经正义》颁行，而后贾氏疏《仪礼》《周礼》，徐氏疏《公羊》，杨氏疏《谷梁》，亦用孔氏之例，执守一家之言，例不破注。”【9】可见“疏不破注”可谓唐初以降疏体之重要标准。杨士勛与编《左传正义》【10】，故其必明了“疏不破注”之原则。但上文已述，因爲范甯虽注《谷梁》，但其注之核心却是《春秋》，是以《谷梁集解》更象是《春秋》学而非《谷梁》一家之学。在范甯合汇三传、择善而从的注释下，疏不破注就会存在较多矛盾，即《谷梁传》与范甯《集解》之间，存在着《谷梁》与二传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惟有《春秋》三传才会出现的问题。孔颖达《春秋正义序》曰：

汉德既兴，儒风不泯。其前汉传《左氏》者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衆、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爲诂训。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此乃以冠双屦，将丝综麻，方凿圆枘，其可入乎？晋世杜元凯又爲《左氏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爲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11】

▴《春秋左传正义》，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

是以，孔颖达之疏《左传》，其之所以选择杜预《集解》，正是因爲杜预恪守《左传》一家之学。而无论是前汉之张苍、贾谊、尹咸、刘歆，还是后汉的郑衆、贾逵、服虔、许惠卿，都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孔颖达认爲是“以冠双屦，将丝综麻，方凿圆枘”，故不可入。也就是说，孔颖达在《左传》上的“疏不破注”是建立在注与传相合的基础上，或者说注以释传的基础上的。以是而论，范甯《谷梁集解》就属于“以冠双屦，将丝综麻，方凿圆枘”之列。由于《谷梁》无善释，故杨士勛不得不选择范甯注以爲义疏之底本，但这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正是这种选择背后并不符合唐初义疏学对注本恪守一家的原则，所以，杨士勛虽然明了“疏不破注”的准则，但其释范甯《集解》则多有“破注”之处。盖当《谷梁传》与范甯注相违背之时，杨士勛仍以《谷梁传》爲准的，而以之驳范甯之说。如僖公四年，“夏，许男新臣卒”，范甯注曰：

十四年冬蔡侯肸卒，传曰：“诸侯时卒，恶之也。”宣九年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传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则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恶也。

杨士勛疏驳此注曰：

宋公和卒，传曰“诸侯日卒，正也”，则日卒由正，不由善恶。蔡侯肸卒，传曰“时卒，恶也”，则似不日卒由善恶，不由正者。凡诸侯虽则正卒，有恶者亦不得书日，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僖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是也。身既是庶，虽则无恶，亦不得书日，故传云“日卒，正也”，明不日是不正，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定十四年夏五月“吴子光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负刍卒”是也。日卒有二义，故传两明之。是诸侯正而无恶，纵在外在内卒书日，不正无恶则书月。但有大恶，不问正与不正皆时也。“宋共公卒”书月者，彼爲葬日，表其违例，故不得书时也。虽例言之，则此许男新臣亦是不正也。故范直以“非恶”解之，不云正与不正。又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范云“不日，在外也”，则此新臣亦在外，故不书日。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许男甯卒于楚”，彼亦在外而书日，则甯是正可知也。然则庶子逾竟未逾竟并皆不日，嫡子在外在内并皆书日，则新臣由不正而不书日。注云“卒于楚，故不日”者，以新臣非直不正，又兼在外，传例云“其日，未逾竟”，故顺传文书之。其实由正与不正，不论在外在内也。其襄公二十六年传注云“在外已显”者，彼甯实是正，经言“于楚”，则在外之文已显，必不须去日，故亦顺传文言之。必知由正不正，不由在外在内者，宣九年范注云：“诸侯正卒则日，不正则不日。而云未逾竟者，恐后人谓操扈是国，故发传日未逾竟是也。”知新臣无罪者，以薨于朝会，乃有王事之功，明无罪。或以爲许男新臣亦正也，但爲卒于楚，故不日。“许男甯卒于楚”书日者，以“新臣卒”无“于楚”之文，故去日以见在外而卒也。许男甯经有在外之文，故书日以明其正。“晋侯黑臀卒于扈”，是正未逾竟，故亦书日，与许男异。故范以爲“其日，未逾竟”者，表其非国，不释日与不日。范氏之注，上下多违，纵使两解，仍有僻谬，故并存之，以遗来哲。【12】

杨士勛以《谷梁传》推诸侯卒书日、书月、书时之例，以爲《谷梁》当以“诸侯正而无恶，纵在外在内卒书日，不正无恶则书月；但有大恶，不问正与不正皆时也”爲例。但范甯以在内在外、踰竟与否爲书日、书月、书时之标准，故与《谷梁》传例不符。以《谷梁》传例论之，则“范氏之注，上下多违”。杨士勛言“纵使两解，仍有僻谬”，事实上，更重要的并不是范甯之解不够圆融，而是其说与《谷梁》传例不符，故杨士勛驳注以从传。又如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谷梁》曰：

莒无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获之，目之也。内不言获，此其言获，何也？恶公子之绐。绐者奈何？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处下，左右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也，公子友以杀之。然则何以恶乎绐也？曰：弃师之道也。

▴《春秋谷梁集解》，清光绪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刊本

范甯注曰：

江熙曰：“经书败莒师，而传云二人相搏，则师不战，何以得败？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贵在爰整，子所慎三，战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岂当舍三军之整，佻身独鬭，潜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虽千载之事难明，然风味之所期，古犹今也。此又事之不然，传或失之。”

杨士勛疏曰：

《老子》云：“以政治国，以奇用兵。”季子知莒挐之可擒，弃文王之整旅，佻身独闘，潜刃相争，据礼虽乖，于权未爽。纵使礼违，犹须申传。况传文不知，江生何以爲非乎？又且季子无轻闘之事，经不应书获，传不须云“弃师之道”，既经传文符，而江熙妄难。范引其说，意亦同之，乃是范失，非传失之。又经书获，所以恶季子之绐。今江熙云季子令德也，则是非独不信传，亦是不信经。【13】

《谷梁传》言鲁公子季友帅师与莒师战于丽，季友与莒挐屏左右而相搏，季友杀莒挐。范甯引江熙之说，认爲“季友令德之人，岂当舍三军之整，佻身独鬭，潜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即不认爲季友与莒挐相搏而杀之。同时，通过经文“经书败莒师”，更证当爲师战。是即疑《谷梁》之记载也。范甯引江熙之说，亦即认同江熙之论，亦有以疑传也。但杨士勛则认爲，“季子无轻闘之事，经不应书获，传不须云‘弃师之道’”，既然“经传文符”，则江熙之难传爲妄论。更进一步说，“又经书获，所以恶季子之绐”，即所谓经传相符，而“江熙云季子令德也，则是非独不信传，亦是不信经”，则进一步推论江熙、范甯疑传亦疑经。江熙之说是否符合《春秋》经义可以再论，但江熙明确疑传，以爲“传或失之”，“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之事必不如《谷梁》所载，则无疑义。在《春秋》学视域中，《春秋》是最终标准，则如范甯所言，“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谷梁》解经固有所不达经义者，故亦可据经以驳传。但就《谷梁》专家之学而言，则固当恪守《谷梁》一家之学。就此条而言，范甯、江熙之说显然是驳传之说，杨士勛爲《谷梁》作疏，虽以范注爲注本，但其核心在于《谷梁》学，固不能驳传以释传也。由是而论，江熙、范甯之说是否符合《春秋》容可再议，但其不符《谷梁》之学则无疑问也。杨士勛以《谷梁》家学而驳之，可谓的当。

由是而论，杨士勛《谷梁疏》所守之一家爲“谷梁”而非范甯，“疏不破注”的原则在《谷梁疏》中并不成立。易言之，杨士勛更象是“疏以释传”“疏不破传”，而非“疏不破注”。如果说孔颖达等所撰《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疏》《周礼疏》、徐彦《公羊疏》等，都是恪守注家一家之学，疏是以注爲中心而存在的，那么，《谷梁》因爲范甯注并不守《谷梁》学，而使杨士勛疏成爲了一种特例。虽然无论是孔颖达还是贾公彦、徐彦，都难免有破注之处，但像杨士勛疏这样“以传爲宗”，不惜“守传以破注”，则使杨士勛《谷梁疏》在一定程度上成爲《谷梁》的一种“以疏爲注”之新体，而非仅仅守范甯一家之注。在“疏以释传”“疏不破传”的模式下，杨士勛所作之疏，主要涉及梳理范注、补释范注所未及者、提炼《谷梁》传例以及比较三传异同四个方面。而杨士勛也通过这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谷梁》学体系与脉络。

虽然范甯《谷梁集解》不谨守《谷梁》家学，但杨士勛既以范注爲底本，则其疏自当以范注爲中心。是以，杨士勛虽多有驳注、破注之处，但更多的则是对范注的梳理，通过梳理范注阐发其义。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范甯注曰：“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谨而月之。”杨士勛对范甯此条注文作了颇爲细致的分析，其言曰：

案下四年“九月，卫人杀祝吁于濮”，传曰：“其月，谨之也。”范云：“讨贼例时也。卫入不能即讨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谨其时月所在，以着臣子之缓慢也。”此云“爲害必深，故谨而月之”。彼祝吁以二月弑君，卫人以九月始讨，传云“其月，谨之也”，明知谨臣子之缓慢。此无历时之事，传云“段之有徒衆也”，故知爲害必深，故谨而月尔。庄九年“齐人杀无知”，不书月者，无知虽复历年，时月尚浅，又无重害，故直书时也。宣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书月者，爲陈不能讨而藉外楚力，故祸害深也。【14】

范甯言“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谨而月之”，但就讨贼之例而言，“郑伯克段于鄢”实爲特例，故杨士勛引下文“九月，卫人杀祝吁于濮”“齐人杀无知”爲比，以见“讨贼”书时书月之体例。是以，杨士勛此条可以说是真正的“疏”，即梳理注文之义。又如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范甯注曰：“大事，祫也。时三年之丧未终，而吉祭于大庙，则其讥自明。”杨士勛疏曰：

旧解范云其讥自明者，谓吉禘于庄公书吉，此大事于大庙不书吉者，以同未满三年，前已书吉，则此亦同讥，故云其讥自明。此解取杜预之意也。然杜云其讥已明，故得以吉禘并之，范云其讥自明，焉知远比吉禘？盖范意以丧制未终，不待讥责，其恶足显，故云自明也。【15】

杨士勛此条疏文梳理了旧解对于范甯此注的理解，指出其出于杜预之意。同时辨析杜注与范注之差异，辨明范甯“其讥自明”之说与杜预不同，而是来自对丧制的不同理解。这就爲我们理解范注提供了更爲深层、细致的梳理，利于把握范注之内涵。又如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郭公”，《谷梁》曰：“赤盖郭公也，何爲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范甯引徐干之说曰：

徐干曰：“郭公，郭国之君也，名赤，盖不能治其国，舍而归于曹。君爲社稷之主，承宗庙之重，不能安之而外归他国，故但书名以罪而惩之。不直言赤，复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谁，将若鲁之微者故也。以郭公着上者，则是诸侯失国之例，是无以见微之义。”【16】

对于范甯引徐干说以注此条，但就此而言，似实有异说，故杨士勛疏曰：

薄氏驳云：“赤若是诸侯，不能治国，舍而归曹，应谓之奔，何以诡例言归乎？”徐干又云：“不言郭公，疑是鲁之微者，若是微者，则例所不书，何得以微者爲譬？”二事俱滞，而范从之者，凡诸侯出奔其国者，或爲人所灭，或受制强臣，迫逐苟免，然后书出。今郭公在国，不被迫逐，往曹事等如归，故以易辞言之，不得云出奔也。凡内大夫未得命者，例但书名。若使赤直名而无所系，别文同侠等，故又云郭公也。徐干之说理通，故范引而从之。【17】

▴《影宋绍熙本谷梁传》，日本东京木村嘉平刻本

即对范甯引徐干说之脉络予以梳理，以使后人明了范甯之注何以如此。与此相仿，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条亦是对范注之梳理；但不一样的是，杨士勛在范注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理解，可谓是对范注之补充。《谷梁》此条发传曰：

孙之爲言犹孙也，讳奔也。接练时，录母之变，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贬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絶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范甯注曰：

臣子则受君父之命，妇受夫之命。若，顺。言义得贬夫人。

杨士勛疏曰：

天之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也。夫者妻之天，故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谓事夫之道也。臣子之法，当受君父教令，故曰“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絶之也”，谓文姜杀夫，是不顺于道，故天当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絶之也”，谓臣子不顺君父之命，则君父当绝之。“臣子大受命”，谓君父既绝天人，臣子受君父之命，故不得不贬也。其注云“臣子则受君父之命”者，解经中“以言受命”也。云“妇受夫之命”者，解“以道受命”也。恐此说非也，但旧爲此解，不得不述。或当“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谓顺天道以事夫也。“于人也，以言受命”，谓臣受君命也。“不顺于道者，天绝之”，天道妻当事夫，今夫人反弒公，是不顺天也，故“天绝之”。“不顺于言者，人绝之”，谓妇当受夫之命，夫人不受夫命，是不顺人也，故“人绝之”。“臣子大受命”者，臣谓群下，子谓庄公，上受命于天，下受命于君，是大受命也。以其受君之命，故臣子得贬退夫人也。【18】

范甯以“臣子则受君父之命，妇受夫之命”解传文“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但杨士勛在详细分疏“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絶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絶之也”的基础上，对旧解提出质疑，认爲“恐此说非也”。即对范甯注予以梳理，从而提出对此条传文的两种不同理解。但其并未明确驳注，仅仅只是提出两种可能，以供读者参酌。事实上，杨士勛对范注之补充颇多，更多的则是在范注之外，补充与范注不同之旧解与他说。如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谷梁》曰：“执不言所于地，緼于晋也”，范甯注曰：“时虞已包裹属于晋，故虽在虞执而不书其处。”杨士勛疏曰：

旧解云执人例不书地，此云“不地，緼于晋也”者，凡执人不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若晋会诸侯于溴梁，执莒子、邾子，楚合诸侯于申，执徐子，皆因会而执之，则在会可知，故不假言地。至如灭人之国，执人之君，则亦是就国可知也。经若书晋灭虞，则是言其地。今不书灭虞，即不举灭国之地，不谓执人当地也。所以不言灭虞者，晋命先行于虞，虞已属晋，故不得言之也。或以爲“执不言所于地”，谓不书执虞公于虞也；“缊于晋也”，谓虞已苞裹属晋，故不得言也。理亦通耳也。【19】

杨士勛提出旧解以不书地爲执人之常例，但《谷梁》此言，“执不言所于地，緼于晋也”，那么，《谷梁》之说与旧解似乎存在矛盾。范甯仅仅是围绕传文书注，而未提及旧解；杨士勛则是在提出旧解的基础上，对旧解“执人例不书地”之义予以分疏，从而认爲二者并不矛盾。在解决此矛盾的基础上，又提出“或说”，即在范甯注之外，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杨士勛认爲这种解释也符合《谷梁》之说，即所谓“理亦通耳”。从而爲此条传文的解读提供了更爲丰富的解释与可能。而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条，则是在范甯未注的情况下，提供了旧解与徐邈说两种解读指向。《谷梁》曰：“绩，功也；功，事也。日，其事败也。”杨士勛疏曰：

旧解此战事书日者，爲败之故也。特于此发之者，二国兵衆，不同小国之战，故特发之。徐邈云：“于此发传者，深闵中国大败于彊楚也。今以曰爲语辞，理足通也。”但旧解爲日月之日，疑不敢质，故皆存耳。【20】

▴《春秋谷梁传注疏》，明嘉靖李元阳刻本

范甯此条无注，杨士勛提出旧解和徐邈二说，不但补充了前此《谷梁》家对此条之理解，亦让我们看到此文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可以说是保存了不同的异说，更是对范甯注缺略之补充。就杨士勛对范甯注之补充而言，不但包括范甯未注而杨士勛疏补之者，亦包括范甯已注而杨士勛以爲未完而补说者。如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范甯注曰：“失礼宗庙，功重者月，功轻者时，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是也。”杨士勛疏曰：

考者谓立其庙祭之，成爲夫人也。此所以书之者，仲子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惠公虽爲君，其母唯当惠公之世得祭，至隐不合祭之，故书以见讥也。不言立者，不宜立。爲庶母筑宫，得礼之变，但不合于隐之世祭之，故止讥其考，不讥立也。《公羊》《左氏》妾子爲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礼。今《谷梁》知不然者，《丧服记》云：“公子爲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既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郑玄云：“子，君之庶子。”是贵贱之序，嫡庶全别，安得庶子爲君即同嫡夫人乎？故谷梁子以爲“于子祭，于孙止”。【21】

范甯注只是就经文书时书月之别出注，而其所以讥者，虽下传文有述，但范甯并未详论。杨士勛则就“考仲子之宫”与“立仲子之功”予以梳理，提出在传文“礼，庶子爲君，爲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孙止”的脉络下，惠公立仲子之宫合礼，而隐公祭之则不合礼，故“止讥其考，不讥立”了。而其所以如此者，则在礼制所规定之贵贱之序、嫡庶之等。谷梁子之说与郑玄等礼家之说相符。如果没有杨士勛的梳理、补释，我们就无法明了《谷梁》何以讥其“考仲子之宫”，亦不知其所讥之依据爲何。

简言之，杨士勛无论是就范注予以梳理，还是对范注的补充与补释，抑或是对经传的补诠，要在疏通《谷梁》之内涵与脉络，使《谷梁》之诠释从范甯《春秋》学的视角重新回到《谷梁》体系中。

既然杨士勛的目的是要使《谷梁传》的诠释重新回到《谷梁》体系之中，那么，对于《谷梁》义例之梳理即成爲首要任务。杨士勛在梳理《谷梁》传文和范甯注文的基础上，提过概括，对《谷梁》体例作了颇多提炼。如对于日食，杨士勛于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条下曰：

《谷梁》之例，书日食凡有四种之别，故此“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传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云：“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彼是二日食矣。又庄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传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又桓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传云：“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是有四种之别。【22】

对《春秋》所记日食，依据《谷梁传》予以梳理和区分。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谷梁》曰：“以者，内爲志焉尔，公爲志乎成是乱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辞而加之焉，于内之恶而君子无遗焉尔。”杨士勛曰：

十四年传云“以者，不以者也”，僖二十一年传云“以，重辞也”，此传云“以者，内爲志焉尔”，则“以”有三种之义。范于僖二十一年注云“以有二义矣”者，以“内爲志焉”与“不以”者正是一事耳。“以成宋乱”者，公也，非诸侯故也，是以云“内爲志焉尔”，其实以者仍是不以之例，故注彼爲二事焉。【23】

杨士勛在范甯注的基础上，对《谷梁》书“以”之例予以梳理和分析，从而对《谷梁》“以”例予以概括。杨士勛对《谷梁》传例之概括、梳理颇多，可见杨士勛实可谓已成《谷梁》一家之学。但对于《谷梁》学而言，除了对本传的梳理，或许更爲重要的是，如何在三传异同中展现《谷梁》之义。要达到此一目的，杨士勛必当逸出范注之外，在辨析《谷梁》脉络的基础上，比较三传异同，探寻《谷梁》传之脉络与意义。

可以说，杨士勛《谷梁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辨析三传异同的基础之上的，盖惟有辨清《谷梁》与二传脉络之异同，才能谈《谷梁》之去取与义例。如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范甯注引刘向曰：“石，阴类也；五，阳数也。象阴而阳行，将致队落。”杨士勛疏曰：

何休云：“石者，阴德之专者也。鹢者，鸟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宋襄欲行霸事，不纳公子目夷之谋，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见执，六年终败，如五石六鹢之数。天之与人，昭昭着明，甚可畏也。”贾逵云：“石，山岳之物。齐，大岳之胤。而五石陨宋，象齐桓卒而五公子作乱，宋将得诸侯而治五公子之乱。鹢退，不成之象，后六年，霸业退也。鹢，水鸟，阳中之阳，象君臣之讼阋也。”许慎《异义》载《谷梁》说云：“陨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国小，阴类也。而欲行霸道，是阴而欲阳行也。其陨，将拘执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诸侯行天子道也。”六鹢退者，郑玄云：“六鹢俱飞，得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进，以致败也。得诸侯，是阳行也。被执败，是阴行也。”是二说与刘向合耳。其何休、贾逵之言，并是《公羊》《左氏》旧说，非《谷梁》意也。【24】

杨士勛此疏实是紧扣范甯注而发，其言许慎引《谷梁》说、郑玄说与刘向说合，实以刘向爲《谷梁》家，许慎引《谷梁》家说，而郑玄之言亦爲《谷梁》之说，即皆《谷梁》家言。其引许慎、郑玄之说，实可视爲对刘向说之深化与细化。而同时提出何休、贾逵说，则是意在辨析此条存在三传异说，而《谷梁》与二传不同。事实上，就此条而言，何休、贾逵之言虽与刘向、许慎、郑玄不同，但似仍有可通之处。但杨士勛之所以定要予以辨析，即是要指明三传不可通说之意。就此点而言，更爲明显的是，三传明显存在解释歧异之时，杨士勛对不可用二传之说的强调。如文公四年，“夏，逆妇姜于齐”，《谷梁》曰：

其曰妇姜，爲其礼成乎齐也。其逆者谁也？亲逆而称妇，或者公与？何其速妇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礼于齐也。曰妇，有姑之辞也。其不言氏，何也？贬之也。何爲贬之也？夫人与有贬也。

杨士勛疏曰：

宣元年已有传，今故深发之者，彼书夫人，此直云妇姜，嫌文异也，故彼此明之。以彼称夫人，又书至，此不然者，《公羊传》曰：“其谓之逆妇姜于齐何？娶于大夫者，略之也。”徐邈亦以爲不书至、不称夫人，下娶贱，略之。若以诸侯下娶大夫便爲略贱，则大夫亦不得上娶诸侯，且天子得下婚诸侯，何爲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盖不称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妇礼成于齐，故异于余称。传云“夫人与有贬也”者，解不称氏之意，非释不称夫人也。【25】

杨士勛首先梳理《公羊传》对于经文此条不书夫人而称妇姜的脉络，从而引出作爲《谷梁》家的徐邈说，即将徐邈说的依据指向《公羊传》。进而指出，“若以诸侯下娶大夫便爲略贱，则大夫亦不得上娶诸侯，且天子得下婚诸侯，何爲诸侯不得下娶大夫”，即《公羊》之不合理处。故就《谷梁》脉络而言，必不能引《公羊》以解之。从而，在解读《谷梁》与《公羊》之异的基础上，提出其理解的《谷梁》学解读。事实上，就是在诠释此条的《谷梁》学脉络。【26】

▴监本《春秋谷梁传注疏》，元刻元印本

因爲杨士勛《谷梁疏》的目的在于梳理《谷梁》诠释脉络，是以，三传异同之比较仅可谓是第一步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比较之后，对《谷梁》学脉络予以梳理与诠释。上文“逆妇姜于齐”条实即指向了对《谷梁》学脉络的梳理，但此条之梳理并不算典型，我们可以来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条。《谷梁》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对于“夫人子氏”之身份，范甯并非出注，但此条三传之解读皆异。杨士勛疏曰：

《左氏》以子氏爲桓公之母，《公羊》以爲隐公之母，《谷梁》知是隐公之妻者，以隐推让，据其爲君而亦称公，故其妻亦称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以经文上下符合，故爲隐妻。而《左氏》桓未爲君，其母称夫人，是乱嫡庶也。《公羊》以爲隐母，则隐见爲君，何以不书葬？若以让不书葬，何爲书夫人子氏薨？故谷梁子以爲隐妻也。【27】

对于“夫人子氏”，《左传》以爲桓公之母，《公羊》以爲隐公之母，《谷梁》则以爲隐公之妻。对于这种明显的三传异说，杨士勛对《谷梁》何以认爲其爲隐公之妻予以梳理。其以“以隐推让，据其爲君而亦称公，故其妻亦称夫人”，同时以“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爲证，认爲《谷梁》之说爲确。杨士勛的诠释，或者说《谷梁传》的解读，是否就是《春秋》之义可以再论，但就杨士勛而言，其疏确实是梳理了《谷梁》此条之脉络，让我们理解了《谷梁》文本背后的深层内涵，可谓的当。隐公七年“滕侯卒”条亦复如是。《谷梁》释曰：“滕侯无名，少曰世子，长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杨士勛疏指出三传之别，并予以诠释曰：

《左氏》以滕侯无名爲未同盟，故薨不得以名赴。《公羊传》云：“滕侯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今《谷梁》以爲用狄道也，故无名者。若《左氏》以爲未同盟，故不名。何爲《春秋》之内，亦有不盟而书名者？若《公羊》以爲微国不名，则邾子克、许男新臣何以名？故谷梁子以爲用狄道也，本来无名字。【28】

对于滕侯无名之缘由，《左传》以爲“未同盟，故薨不得以名赴”，《公羊》以爲“微国”，而《谷梁》则以爲滕用狄道而本无名字。杨士勛通过反推，即“若《左氏》以爲未同盟，故不名。何爲《春秋》之内，亦有不盟而书名者”，则《左传》之说不能成立；“若《公羊》以爲微国不名，则邾子克、许男新臣何以名”，则微国之君亦书名，故《公羊》说不能成立。通过排除《左传》《公羊》二说，事实上并不能就证明《谷梁》之说即爲确解。如范甯所言，“凡传以通经爲主，经以必当爲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左传》《公羊》解读之误并不能就指向《谷梁》之确。但杨士勛与范甯之异就在于，范甯是《春秋》家，其虽以《谷梁》爲注释底本，但其目的在于通经；但杨士勛则是要抉发《谷梁》一家之学，故其重在比读三传之异同，而异中唯以《谷梁》爲准的。是以，也可以认爲，杨士勛比读三传以诠释《谷梁》脉络之真确，事实上就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谷梁》善于经”的字面意义，即《谷梁》较二传所释更符合《春秋》之义。

可以说，就目前存世之《谷梁》学著作而言，杨士勛《谷梁疏》可谓是第一本真正意图恪守《谷梁》一家之学的著作。如范甯所言不虚，其注《谷梁》之前，《谷梁》注本多引据二传以爲说，而范注亦复意在《春秋》而非《谷梁》，那么，杨士勛实可称得上第一位真正的《谷梁》学专家，而其《谷梁疏》亦可谓第一本真正的《谷梁》一家之书。以是而论，杨士勛《谷梁疏》亦可谓是“《谷梁》正义”。

【注释】
 
①《四库全书荟要·<春秋谷梁传注疏>提要》，《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三十三册《春秋谷梁传注疏》，世界书局1988年2月版，第3页。《谷梁注疏》之《荟要提要》与《总目》存在较大差异，故此用《荟要提要》之说，而非《总目》。
 
②金毓黼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2014年7月版，第472-473页。
 
③参见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第88-155页。关于南北朝唐初之义疏学，亦可参看乔秀巖《义疏学衰亡史论》，三联书店2017年12月版。
 
④“疏不破注”一直作爲唐初以降疏体的基本特点被学界所接受，近年吕友仁对此观念予以检讨，认爲《五经正义》之疏皆可破注，爲学界提供了更爲精确的认识。但笔者以爲，《五经正义》中自然存在所谓“疏以破注”的情况，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而只是当经、传、注不合时的特殊处理。详见吕友仁《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版。
 
⑤孔颖达：《礼记正义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五册，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4页。
 
⑥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六册，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3-4页。
 
⑦孙诒让撰，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版，第9页。
 
⑧皮锡瑞撰，吴仰湘整理：《经学历史》，《皮锡瑞全集》第六册，中华书局2015年9月版，第66页。
 
⑨刘师培撰，万仕国点校：《国学发微》，《仪征刘申叔遗书》第四册，广陵书社2014年2月版，第1416页。
 
⑩《春秋正义序》曰：“虽课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勛、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左传注疏》，第4页）就是而言，则杨士勛当爲《左传正义》之主要编撰者。
 
⑪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六册，第3页。
 
⑫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第七册，艺文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72-73页。
 
⑬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70页。
 
⑭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0页。
 
⑮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十，《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99页。
 
⑯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60页。
 
⑰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60页。
 
⑱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五，《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44页。
 
⑲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75-76页。
 
⑳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21页。
 
21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21页。
 
22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4页。
 
23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29页。
 
24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八，《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84页。
 
25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十，《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00-101页。
 
26当然，杨士勛《谷梁疏》并不是完全不用二传之说，而是二传之说不能与《谷梁》相矛盾。如僖公三十年，“夏六月，公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谷梁》无传，杨士勛疏曰：“何休注《公羊》云晋文德衰，故微者往会。今《谷梁》既无传注，或如何说，‘王人’以下皆是微也。”即用何休之说。杨士勛用《左传》、《公羊》、何休、杜预之说亦不少，但要在不与《谷梁》相违爲前提。
 
27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14页。
 
28范甯注，杨士勛疏：《春秋谷梁注疏》卷二，《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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