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会议纪要（四）：【论坛三】《谷梁》学及《春秋》学史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九日己未

          耶稣2024年6月24日

第二届春秋学学术会议论坛三

论坛三

-第一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袁晓晶

（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评议人：刘俊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发言人：

李伟荣（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

题目：由约而丰的西方《春秋》学研究

西方《春秋》学研究有着由约而丰的趋势，这当然也是中国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一种体现。本讲拟以上述著作为中心，对西方《春秋》学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其内在理据，以及西方《春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及代表性成果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促进国内外《春秋》学的发展和互动，进一步推动《春秋》学在全球的发展。

评议：首先，李伟荣教授对西方《春秋》学研究进行了深入地维护和评论，学术价值颇为突出。这篇文章是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清晰地梳理了西方《春秋》学研究的起源，对于国内的《春秋》学研究也有相应的比较，还有借鉴。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西方《春秋》学者研究内容，也为全球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和新视角。总体来讲，论文分析比较深入，资料也比较详实，展示了西方《春秋》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闫春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学院教授）

题目：孔子“作”《春秋》的汉唐推衍

先秦“孔子‘作’《春秋》”的命题，多被汉唐接受、深化乃至过度蕴意及其治世功能的衍义，在两汉更是进一步衍生出极具神学意义的“孔子受命‘作’《春秋》”。汉唐这一推衍“孔子‘作’《春秋》”的内在发展理路，有其深刻的思想动因。汉唐“孔子‘作’《春秋》”的文化认定，其实是起因于最初的天命、圣言崇拜和其后两汉孔子的渐次圣化与《春秋》渐次经典化甚至是“神化”。魏晋至于隋唐大都在接受圣化孔子为经学共识的基础上，有部分修正与引申。

评议：闫春新教授这篇论文围绕“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展开，大致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部分，认为“孔子作《春秋》”这一问题的提出，源自《孟子》。孔子所作的《春秋》，的确存在着微言大义。第一部分就是对于这个命题的起源梳理。第二部分则是汉唐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从文本内涵、知识等两方面进行解说，其中对于董仲舒还有司马迁的相关论证，也验证了鲁史《春秋》与孔子所作《春秋》的不同。

简逸光（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副教授）

题目：范甯《春秋谷梁传序》及其影响

注疏是诠解经书的著作，里面包含传例的整理，也有义理的阐发。注疏虽然是作者所书，但它主要依循经典文字进行阐述，鲜少脱离经典，故虽有其人，徬若无人。实际上，注疏作者也会在著作中留下一些个人的背景与相关讯息。论文以范甯《春秋谷梁传集解》为对象，说明读者如何建立与作者、书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春秋谷梁传序》对后世的影响。

评议：简老师在论述过程当中，从文本细节，即通过对范甯关于《谷梁传序》的细节剖析，揭示了范甯注疏工作的背景和动机，借助经典表达了对现实的感受、情绪。这样的论述，不仅丰富了对范甯个人的理解，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透过注疏了解历史人物的独特视角，特别新颖。其次，简教授通过对《春秋谷梁传序》及其中按语的详细解读，展示了在注疏工作当中如何处理个人观点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此外，简教授还探讨了范甯对《春秋》三传的比较与评判。那么通过对比范甯和后世学者的观点，简教授展示了《谷梁》学在《春秋》学研究当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范甯对于三传优劣的功夫评价，也体现了他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最后，简教授将范甯的学术思想与郑玄的学术传统放在一起，揭示了范甯在《春秋》学当中的继承和创新。

陈以凤（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

题目：尊尊尚正：《谷梁传》视域下的“天王”义解

《春秋》中的“天王”“天子”“王”三种称谓异名同指，虽都指周天子，但意涵不同。《谷梁传》视域下的“天王”身兼“天子”之尊与“王”之德，是仁义之称。透过《谷梁传》可见“天王”之尊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不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相关的名号、权利、命令等方面也都具有神圣性，展现着严格的秩序观，彰显了“尊尊之正义，《春秋》之微旨”。比经推例，可知《春秋》中书“天王”者为正例，书“王”者为变例，寄予了夫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思想。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境地下，《谷梁》主张天王以“正”为取向，以礼为遵循，传达着守礼义、重人伦、正君道的理念。

评议：陈以凤老师通过对《春秋》当中“天王”“天子”“王”三种称谓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它们在《谷梁传》当中的具体含义及其背后的礼仪与道德秩序，详细地解读了“天王”在《谷梁传》当中独特的地位，提出了“天王”不仅是天子之尊，也是王之德的一个象征，体现了仁义之称。

胡媛（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题目：民国时期再论“《谷梁》真伪”命题

一直以来，《春秋》三传有今、古之分，即《谷梁》《公羊》为今文，《左传》为古文，自汉以来已成共识。及至崔适《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五经释要》等明确提出且反复论证“谷梁氏亦古文学”，这个问题才被人注意，思考《谷梁》的今、古问题。崔适诸多观点对民国古史辨学派所产生的影响，学界已有讨论，但却未能集中揭示崔适“谷梁氏亦古文学”说的具体学术影响。

评议：胡媛老师文章当中分析了崔适的“谷梁氏亦古文学”的问题，并展示了其在后世的学术影响。在民国时期缺失的这个问题，使我引发了一些范围内的疑问，比如在当时的学者对他有回应，但是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并没有过多涉及。我想问一下就是崔适的这个问题，他是否给了新的研究方向或者是方法上的一个变革，以及后世学者叫“崔适哲学”，是不是有一个向前的推进或发展？论文中提到的学者在继承发展趋势观点方面的贡献，那么他们具体探索论证的过程当中，是否特别以全面的或者是创新的一个理论框架来论证这个问题？

朱正源（台湾树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讲师）

题目：《谷梁传》褒贬鲁文公之书法及其微辞大意探析

《春秋》载鲁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任国君，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鲁文公者，名兴，僖公之子，宣公之父，《春秋》鲁十二公中，第六任鲁国国君，在位18年。然观《春秋》之文，于文公几无称述。《三传》之中，《谷梁传》于鲁文公贬恶尤甚。文公在位十八年，《谷梁传》之所讥贬大抵可二分之：一曰文公不敬宗庙之事，见例于文公二年“跻僖公”与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二曰文公厌政无志乎民，见例于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三录“历时而言不雨”，与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视朔”。文公薨后，公子遂杀嫡立庶，鲁国由是公室卑，三桓强。追本溯源，即源于文公不敬宗庙，且厌政无志乎民，以致大权旁落，斯义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独谷梁子称述而发明之，余以是申明其义。

评议：朱老师这篇论文，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朱老师在汇报的过程当中提及，在《谷梁传》当中，鲁文公不敬宗庙遭到严厉的批评，主要是四个点：“跻僖公”“大室屋坏”“历时而言不雨”和“公四不视朔”。这四个层面，在《谷梁传》表现比较突出。而《左传》和《公羊传》对于鲁文公的评价，相对而言比较模糊。那么，对于鲁文公的评价，是《谷梁传》代表了一种态度，《左传》和《公羊传》又代表了另一种态度，这样的差异性背后是否反映了这个三《传》对于君主德性评价的一个标准？如果有的话，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些考证，有这样不同评价标准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李伟荣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

评议人：张立恩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发言人：

黄觉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

题目：胡宏《皇王大纪》“经曰”小注考说

胡宏《皇王大纪》旨在发明大道，用以资治。除去讹脱衍文，《皇王大纪》“经曰”文字几乎完全遵从胡安国《春秋传》之经文。“经曰”小注基本上承用胡安国传文，只不过有所删改更易而已，其迹宛然，主要有全文援用、直接删取、化繁就简等方式。“经曰”小注并非胡宏个人独作的新注解。“经曰”小注大体上保留了胡安国《春秋传》五分之四的传文，可谓胡安国《春秋传》删节本，不过各公传文删简比例颇不均衡。《皇王大纪》“经曰”小注实际上是今存最早的一种胡安国《春秋传》版本形态，弥足珍贵。

评议：黄觉弘老师的这篇文章，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文献功夫非常的扎实、细腻，非常值得学习。这篇文章对于学界关注比较少的胡宏的这个《皇王大纪》进行研究，从选题上来讲非常值得肯定。文章当中考证《皇王大纪》的“经曰”小注的来源问题。特别是从文献的角度来讲，文章提出《皇王大纪》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胡安国传》的一个版本。这一点我觉得对于《胡传》的版本形态这个认识意义重大。从思想角度提出问题，就是尽管《皇王大纪》的“经曰”小注在成熟时间上比起现存的《胡传》的各个版本比较早，但是从它的内容上来讲，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黄汝嘉的修补本的一个节约。那么从思想研究的角度来讲，它的价值好像并没有黄汝嘉的修补本高。

吴智雄（台湾海洋大学共同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题目：西汉《公羊》眭、贡、严、颜之学试探

西汉《公羊》学家中的眭孟，上受嬴公《春秋》，下授严彭祖、颜安乐二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严彭祖授琅郅王中，其后徒众尤盛；颜安乐授泠丰、任公、筦路、冥都四人，遂有泠、任、筦、冥之学。可知，严、颜二家之学，是西汉《公羊》学分门别派的关键；而严、颜二家《公羊》学，成熟于西汉宣帝朝，曾与《谷梁》学派辩于石渠阁会议中，乃为当时最重要的《公羊》学派。严、颜之学所上承的眭孟、嬴公，又承自胡毋生《公羊》学，而贡禹亦事嬴公。可知从胡毋生，经嬴公传眭孟、贡禹，再至眭孟传严、颜二家，是为西汉《公羊》学主脉之一。而在西汉《公羊》学派中，董仲舒有《春秋繁露》传世，后世研究者众；但自胡毋生、嬴公经眭、贡以下至严、颜二家，因各家文献久已亡佚，其学遂不明。今本文据史书所载、出土文献、辑佚裒存，以及参酌今人若干研究，试图探微眭、贡、严、颜之《公羊》学于一二。

评议：吴智雄老师这篇文章，文献功夫非常了得。从选题上来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西汉《公羊》学当中的眭、贡、严、颜四家之学做了扎实、细腻的考证，非常值得学习。从内容上来讲，分析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等，还有清人的经学文献，海昏侯墓当中的文献，对这些文献做了详细的列表对比综述，非常真实可靠，受益匪浅。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就针对一个问题向吴老师请教。这里面讨论了关于嬴公的师承问题，实际上《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是不一样的，一些具体的论证是否还需要细致考虑？

陈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宋学《春秋》大义的“王道”理想

啖助、赵匡、陆淳之“新《春秋》学”抛弃“据传解经”的师法传统，开创了“兼采三传”的《春秋》学范式，此为宋学《春秋》之预流。在此基础上，孙复从“端本正始”之说入手，在“复礼尊王”之前提下，以近乎“有贬无褒”的态度在《春秋》诠释中施以极度严格的道德评价，开创了以“尊王”为第一要义的《春秋》学。受此影响，无论是刘敞“权衡三传”之论、程颐融《春秋》于“理”，还是叶梦得的另类扬弃，都是针对孙复《春秋》学的延展或响应。北宋《春秋》学也呈现出在三传与孙复间游移之状态。胡安国则将对“尊王”之义的阐发落实于时用之中，既展现出了较为强烈的现实政治之关怀，又能在屡屡批评《公羊》论述之同时，化用“一字褒贬”之方法，在《春秋》诠释与“经世致用”两方面均有突破。相较之下，朱熹与张洽的“直书其事”说虽然平淡朴实，但能在追述三传各自之本旨的前提下，精择各家《春秋》说之精要，实现宋学《春秋》“王道”理想的弘扬。

评议：陈岘老师这篇文章认为宋学的《春秋》学发端于啖、赵、陆的新《春秋》学，展开于两宋时期，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尊王”，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的人物是孙复。文章力求以“尊王”为线索来重构从中唐到两宋的《春秋》学，观点非常平实、周正，对于我们研究宋学意义上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几个问题就请教陈老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认为王道理想是宋学《春秋》学的一个特点。第二个问题，文章在分析啖、赵、陆的新《春秋》学时，引用了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如何能够反映出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共同特征。第三个问题，文章讲北宋的《春秋》学的发展，彻底摆脱了今古文经学法之“立场优位”的限制。个人感觉就是它确实摆脱了汉唐今古文的那种立场，但是否他们自己也有很强的“立场优先”。

刘俊（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论朱熹的《春秋》观及其对《胡传》的褒贬

元代《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学术格局表现为“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治学以胡安国《春秋传》为宗，会通诸家，致使《胡传》在元代地位得以拔高，位列《春秋》第四传。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取决于朱熹对《胡传》的推崇，在朱子看来，《胡传》虽“亦有过当处”，然与其他《春秋》经解相较，《胡传》以义理解经，更得《春秋》义旨。此举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学者一方面尊奉朱子《春秋》学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沿着官学《胡传》系统展开，昭示元代《春秋》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对后世尤其是明代《春秋》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评议：刘俊老师这篇文章主要是讲从元代《春秋》学研究的主流格局入手，分析对《春秋》经传的看法，朱子不治《春秋》的理由以及对胡安国的态度。这篇文章对于元明时期的《春秋》学研究有很大贡献。有几个问题请教刘老师。第一个问题，文章的摘要和结语里面都讲到元代《春秋》学对明代有很深的影响，但是文章里没有展开。第二个问题，文章讲到对于朱熹的《春秋》观的看法，认为朱熹对《春秋》的看法存在一个经史之别。那么，可否把它当做一种《春秋》学意义上区分经史的普遍看法？向刘老师请教。

蔡智力（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题目：王树荣《公羊》学思想初探

作为民国《公羊》学三大家之一，王树荣并非自始便崇尚《公羊》学。其学术宗主历经三变：初变崇尚《左传》，二变转向《谷梁》，后来在崔适影响下兼以今古文之争的刺激，才让他转向《公羊》。王树荣认为《公羊传》与《春秋》同时着于竹帛，汉景帝时着于竹帛的是胡毋生《条例》，亦即何休“三科九旨”。因为坚信《公羊传》是唯一的《春秋传》，王树荣反对刘逢禄等“援《左》《谷》以乱《公羊》”或“援《公羊》以遍凿群经”，强调“以《公羊》为《公羊》”。他主张回归何休，为何休援引谶纬与《左》《谷》进行辩护，认为相关内容多是后人增窜。墨守《公羊》的同时，王树荣也针砭《左》《谷》。他认为《左氏春秋》与《国语》是同书异名，经刘歆伪窜以解经便成今本《左传》，今本《国语》则为刘歆取杂史伪撰而成。他完善了崔适“《谷梁》亦古文学”的观点，重新考证刘歆伪造《谷梁》的时间，并厘正荀子、《新语》与《谷梁》的关系。这些具有创见的论断推进了今文经学的论述。在学术西化语境下，王树荣对传统学术范式的坚守，对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有积极意义。

评议：蔡智力老师从选题上来讲非常好，现有的《春秋》学论证当中，对王树荣的研究非常少，所以拓展了现有的《春秋》学研究的一个论域，也推进我们对民国《春秋》学的看法，非常有价值。有一个问题很感兴趣，摘要和结尾都讲到王树荣在一个戏谑化的背景下，他仍然抱旨旧学，坚持传统的一种学术范式，对于我们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有积极的意义。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请蔡老师赐教。

张福龙（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题目：唐代《春秋》学中的“尊王”嬗变论析

“尊王”是《春秋》经传共有之思想阐发，亦为唐代《春秋》学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然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代历史被割裂为泾渭分明的前后两个时期，“尊王”内涵在唐代前期与中晚唐新春秋学中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前期的《左传正义》主要通过对天子及其权力、礼仪、名器等的尊崇，凸显周天子在封建宗法等级中的权威与核心地位；而在中晚唐新《春秋》学中，“尊王”则由尊崇实实在在的周天子，演化为尊崇“尧舜之道”为核心的“尊王道”意涵，意图将尧舜时代君德高尚、君臣和谐、选贤任能的传统落实到现实政治中，以救唐时之弊。

评议：张福龙老师从研究思路上来讲，他是把《春秋》学思想的演进与唐代的政治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认为唐代的《春秋》三《疏》和中唐兴起的啖助《春秋》学都有一个唐代政治社会的背景，认为唐代《春秋》学的“尊王”存在着一个从周天子到尧舜之道的变化。文章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认识唐代的《春秋》学，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刘德明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议人：王光辉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发言人：

张立恩（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题目：姚际恒《春秋》通论“取义”与“书法”再探

清初着明学者姚际恒所着《春秋通论》对推进《春秋》学的发展贡献甚伙，尤其是提出了“取义”与“书法”这对别具新意的概念。关于这对概念，日人服部武及林庆彰、张晓生等学者先后撰文，做了卓有深度的理论探索。但不得不说，前贤所论尚有未尽之处，比如，“取义”与“书法”是否都是为表达孔子的独得之义？二者与《公》《谷》的文字褒贬条例之说是否存在扞格之处？实际上这对概念有本质差异，“取义”之义惟孔子所知，“书法”之义则为史官与孔子共知。二者在表述形式上虽与《公》《谷》所主张的文辞笔削无别，但却剔除了其中的褒贬与条例属性，将孔子对旧史文字的笔削转变为一种偶然的、零散的做法，而这又导源于其在《春秋》观上以孔子为正大光明之圣人、《春秋》为据事直书之史书的看法。

评议：张立恩老师通过姚际恒的《春秋通论》里面的“取义”与“书法”的分析，得出一些看法。姚际恒的意见，大概是说《春秋》不表示褒贬，只表达事实。这种看法可能也有个人原因存在，即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看法。我困惑于姚际恒为什么这样认为，因为其看法至少在今文经学里面肯定是不承认的。另外，张老师也讲到，比如说对“取义”有个解释，就是“取义”是孔子所知的，“书法”是孔子和史官共同所知的。那么，姚际恒认为的“孔子所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所知”。

曾海龙（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遍疑今古与着治太平——熊十力的《春秋》学

熊十力的性理之学与经史之论为其思想之一体两面。他大体继承了康有为对儒经的判定与三世进化说的基本架构，又有以下两方面的发展：一是凸显何休的三世说与董仲舒和《公羊传》三世说的差异，主张三世进化臻于太平大同是孔子作经之本旨；二是认为《春秋》之大义盛张小康，而微言隐寓大同，二者分别代表论周公与孔子的政教主张。孔子早年宗周公，晚年主张大同，故微言所隐寓之大同才是“孔子晚年定论”。进而，他将三统约化为仁的观念与进化论意义上的目的论，因而改制不再具有法古的意涵。

评议：曾海龙老师在文章里面提到，就是熊十力很重视义理和《春秋》。同时，曾老师个人很明确地受到讲清儒宋翔凤的影响。我主要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曾老师讲到“三世进化”的时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制、易服色、迁都，那么熊十力认为那是什么？它是一种革命，还是什么？第二，曾老师提到了后面没有展开的“天子一爵”，“天子一爵”是否意味着对君权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高瑞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断裂与普适：试论经学的两重性——以《春秋经》为核心展开

经学的革命性与普适性面向构成经学内部的两重张力，此尤以《春秋》学最为典型。如何对其制作者孔子进行定位，则直接决定了经学的此一两重面向。简言之，缘其制作六经，尤其以《春秋》为最，故可凸显其截断众流、生民未有、贤于尧舜的革命性的一面；缘其制作取法天地阴阳、三世渐进、文质兼备，常称为万世立法，因而具有普适性的一面。使其既“贤于尧舜”，又“乐道尧舜”，呈现既开新又普适的特质。要之，突出孔子的革命性是强调孔子制作新王之法的合法性；而突出孔子制作的普适性是强调此万世之法的永恒性与普遍性。既正当而又永恒，是经学所追求的核心诉求。将这种张力推向极致，便会衍生出晚近以来的经学革命，而背后大同理想，亦内蕴于传统之中。

评议：高瑞杰老师讲《公羊》学内部的这种张力是革命性和普适性，并且分析的很细致，一是对革命性的解读，然后对普适性的一些界定也比较正式。从而，我们可以从很多个向度来观察《公羊》学。然后，这种革命性和普适性，高老师后面讲的象是一体两面，好像谁也离不开谁。不过，就我的感受来讲，虽然它内部都有革命性和普适性，是否在不同的时期显现出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革命性是在某一个时期，它的革命性彰显出来，那在某一个时期，我们更强调它的普适性，普适性的一面彰显出来。它可能会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这两个彰显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另外，可能高老师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既然《公羊》学是普适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普适了。

孔晋萍（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题目：熊十力对“元年春”的解释与其本体论建构

儒学大师熊十力于五经之中格外推崇《易》和《春秋》，他常谓“《易》为内圣之学，《春秋》为外王之学”。于《春秋》之中，他又独尊《公羊》。历代公羊家均十分重视阐发《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的深意，熊十力亦承继这一传统。他认为，《春秋》“元年春”之“元”就是《易》“大哉干元”之“元”，“元”即“本体”。本文从《公羊》学角度解读熊十力，透过熊十力的公羊家气质，尤其是他对“元”的解释，我们可对熊十力的政治理想、哲学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更在此基础上对历代公羊家的“问题视域”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评议：孔晋萍老师这篇文章，首先明确熊十力是一位《公羊》家的身份。同时，我突然想到曾老师前面的一个问题，即曾老师讲“三世进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改制。孔老师在这个地方有引用，她讲“三世”是一种“仁”，“仁”不变。那么，“三世进化”，是否意味着“易服色”，同时也是一种“仁”的彰显。其实，对于“仁”的彰显，我们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方法，熊十力当然有他自己的。

任新民（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题目：熊十力论董子《春秋》学及其意义

熊十力对董子《春秋》学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早期对董子《春秋》学观点以褒扬为主，晚期注重自己哲学体系之表达，对董子《春秋》学某些观点多有商榷。总体上看，熊十力承认董仲舒是《春秋》大家，而对其有哲人与哲人之间的观点碰撞。考察熊十力的董子《春秋》学论述并阐述其意义，对于深入理解董仲舒和熊十力的《春秋》学很有必要。

评议：任新民老师这篇文章的总结，已经相当完善。熊氏贯通《易》《春秋》，尤其在这里面提到“内圣外王”，认为外王无君主。同时，他所讲的革命意义，就是从现实政治向理想政治的转换。那么，熊十力认为现实政治是什么？他认为的理想政治是否就是《春秋》或者他所认为的“大同”？那么这种革命是怎么达成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