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会议纪要（五）：【论坛四】经学及儒学相关问题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二十日庚申

          耶稣2024年6月25日

第二届春秋学学术会议论坛四 纪要

论坛四

-第一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刘昊

（同济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评议人：孙逸超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发言人：

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题目：诗与歌的离合与正变——以《诗经》和刀郎为中心

本篇论文以现代流行歌手刀郎与《诗经》中蕴含的统一性为基础，这主要是音乐与文学的紧密结合，而不止于此。《诗经》中的诗歌还统合了政教与礼乐、俗与雅、民众与精英、美刺与愉悦等。刀郎的歌曲则在当代相当程度地复原了这种统合性。据以上种种统合，可批判此间历史当中的“分离”现象：诗与歌分离、诗与经分离等。

评议：刀郎沿袭了《诗经》的美刺传统，承担了社会批判的功能，这也映射了《诗经》所承担的诗教功能。同时，刀郎的歌也具备《诗经》当中的诗乐一体，从而使文本不仅是可阅读的，让诗拥有生命力。进一步，论及《诗经》在近代的去经学化，应区别“六经皆史”和“六经皆史料”，前者是章学诚的提法，后者属于胡适。前者之提法是说《诗经》蕴含政教典章，并未解离《诗经》的多位一体性，而胡适才是以史料解离了《诗经》。

陈迎年（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题目：《论语》与经学基础的奠定

本篇论文作者陈迎年老师在发言中讨论了经学与“道理”的关系，而发言也勾连着刘强老师论及《诗经》的原始统一性：在远古时代，诗乐舞一体，经学就是事情本身，在这实事之上加诸的道理又该如何处之？在文章当中，《论语》界于讨论对象双方的中介点。用冯友兰先生的术语，《论语》也象征性地处于“经学时代”“子学时代”之间。讨论回望当下，便涉及到经学与哲学、经学与经典的关系问题。

评议：在讨论孔子如何以讲道理的方式去做经学之前，涉及到经学的发源问题。因为今文经学认为有孔子才有经学，而古文经学认为周公制礼作乐。那么，今古文经学的话题，可能是一个需要先去讨论的问题。

徐到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题目：章太炎是经学大师吗？——构建儒家经学专业主义评价体系的一番尝试

本篇论文首先论及章太炎是否是经学大师的问题，背后是出于对经学史重建的诉求。徐到稳老师自述从“新闻专业主义”为蓝本造了“经学专业主义”一词，蓝本之义便是新闻应遵循求实之本而不应受到其他因素干扰，而经学专业主义则是试图让经学史的构建视野遵循经学本位，而不是带着虚无经学的态度去做经学史。而为了构建这样一部经学史，人物的筛选、价值的重估是必要的。本文便对章太炎进行了这番评估，涉及其在经学历史前后承接等问题。

评议：在讨论之前，经学大师的定义很重要。徐老师认为界定为经学大师的标准是他对后学的影响和对前人的承接。但是会有反例，如王夫之这样的人，在清代没有什么传播。再一个就是，章太炎是儒学虚无主义，却不是经学虚无主义，这说法很有趣。在章太炎的体系里，儒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而章太炎在晚期对儒学，其实有一看法上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很多沿袭了旧学的人那里可以得见。当从清代进入民国后，他们认为某些反儒的想法是过激的。

施薇（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

题目：论当代大陆儒学复兴思潮对现代新儒学的继承、突破及其未来展望

本篇论文着重讨论了当代大陆儒学复兴思潮。这是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多元文明新格局进程中，中国大陆出现的一股立足于儒家本位，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并致力于通过复兴和推广儒学思想和文化来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的文化思潮，其以经学作为思想资源，区别于偏重心性儒学的港台新儒家。继而，这种思潮的问题意识、新进路、新实践也得以着眼。

评议：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问题，可以说涵盖了当前儒学的整个研究领域。当代大陆儒学复兴的思潮，到了新时代，得到了各层级政府官方的推动，区别于单纯学校的行为。当代儒学当中所涉及的普世性问题也值得讨论，比如《公羊》学在大同社会的阶段之前都是严辨夷夏的，宋儒那里体现得更明显。而谈到儒学建立的文化主体性，作为西方话语的对立项，如何认定西方话语中某些理念的普世性或地域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二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陈迎年

（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评议人：简逸光

（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副教授）

发言人：

齐义虎

（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题目：感生与受命的双重变奏：《周礼》祀天礼研究

本篇论文通过对祀天礼的研究，来探讨《周礼》所揭示的政治结构。《周礼》依据法天而治的原则，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民统于官，官统于王，王统于天。“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规定了整个世俗政治的界线和性质。而理解了祀天礼，则能够深入理解“天”之性，也即“感生与受命的双重变奏”。这关乎祀天礼的两个对象：昊天与上帝。前者乃普遍之感生，后者乃一家之受命。祀天礼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大一统结构，蕴藏了“天命政治观”的思想。

评议：齐老师兼采各家之说，显然是有自己的判断和取舍的，这需要长时间的专注的研究，对于其他研究《周礼》的人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再者，我想请教一下，配祀与祭先王祭天的这些部分有什么关系？最后一点，“大一统”思想一般会被认为是公羊的观念，请问齐老师在《周礼》当中所阐述的“大一统”应该怎样理解？除了在“一统于天”之外，还有什么深意？

黄铭（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从《唐律疏议》对“外祖父母”的认定论从服母党的规则及其变化

本篇论文据作者黄铭老师之言，是以丧服学的视角推演服术，罗列了《仪礼》《礼记》中所有“外祖父母”的服制，试图给《唐律疏议》做一个准确详尽的注释。具体的分析步骤是：先确定外祖父母的服术是“从服”，其次揭示从服外祖父母的必要条件是为母遂服，再依据“属从”、“徒从”及“外亲不二统”原则确定具体从服之母党，最后考察外祖母之变化，以此穷尽所有外祖父母的服制。然后从礼制史的角度，分析《唐律疏议》对经典礼书的变革，其实质是回归“亲亲”原则。这一倾向影响了后世的礼制，如《开元礼》等礼典的相关服制变革，即源于《唐律疏议》。

评议：由衷钦佩黄老师缜密的逻辑和清晰的表达。黄老师用符号和图标来清楚地展示了研究的结构，且这种研究真的是可验证的。例子代入进去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我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唐律疏议》点到了“尊压即出降”，也提到了“压”跟“厌”是一个意思，在《仪礼》里面是写作“厌降”。但《说文》认为“压”是坏的意思，“厌”所引申出来的“降”的意思并非是从“压”过来的，这两个字不能放在一起谈。唐人在写成“压”的时候会不会是在假借？或者还是有特别的意思？再者，历代的人都试图试图把丧服图示化，但是很难考虑周到。但是这个图的确很重要，帮助读者最快地理解。最后我想请教黄老师，《仪礼》讨论的问题里面士、大夫与唐代的官制怎么对应呢？

孙逸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程颐对《礼记》的抉择禘祫的建构

按本篇作者所述，程颐以“不王不禘”为核心宗旨，强调禘祫分判天子诸侯的等级分别，由此批判《明堂位》鲁用天子禘郊大礼的记载和王安石过于推重周公功劳的倾向。对于《大传》“所出祖”的解释与王安石等新法派一致，都以受姓本统为“始祖”，但又据《毛诗》推姜嫄为周之所出祖。《禘说》应被视为程颐的完整著作，文中对《祭法》的禘、郊、祖、宗逐一解释，站在通过血缘本统追溯始祖的立场上质疑“宗禹”“郊鲧”的记载。士庶冬至所祭“厥初生民之祖”以《毛诗·生民》为背景，与天子一样以本统受姓之祖为始祖，都是冬至“一阳来复”的天道在人伦上的体现，由此彰显出天理人伦在新的家族社会秩序下的一致性和普遍性。

评论：孙老师能从程颐这么少的内容，展开这么丰富的话题，令人十分佩服。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程颐对于王安石观点的反对，是源出于纯学术的目的，还是源出于政见的分歧？第二个问题，程颐希望百姓能够祭祖，祭始生祖。关于这样一个最早的祖先概念，程颐是否有他特别的用意？程颐是用“理”来判断“礼”的问题，“礼”的文字注疏一定有一个边界，可是如果用一个义理来判断，后面就可以开展很大的空间。对于传统研究三《礼》的人来说，这一路径还是蛮特别的。

王沁凌（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题目：治经以明道——试论二程的经学观与治经方法

二程不满于汉唐学者治经注重注疏章句的风格，强调读经的首要目的是明道，此道即为圣人之道。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学术区别于汉唐经学，并将之命名为“道学”，道学的目标就在于探究义理，明理小到可以修养个人身心、大到可以治理国家。因此，读经在二程那里变成了一种个人修养的功课，他们特别强调学者 “涵泳”、“体贴”经书，并且“自得”其意。由此，二程发展出了一套修养工夫论，以小程“格物穷理”为代表性命题。最后，他们认为，《论语》《孟子》是治其他经的门户与依据。

评议：二程的经学观与汉唐经学存在着隔阂，他们所谓的经学是四书系统。相较于五经的文本，四书与二程强调的生命修养实践更加契合，也更容易产生共鸣。在强调道学是一种有用之学的同时，王老师也指出二程的学问是一种“实学”。在以经学为经世致用的实学的认知基础上，“实学”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需要王老师进一步给出合理的解释。

刘斌（河北大学哲学系讲师）

题目：《公羊》《丧服》“为人后”辨析——兼论为父后、为祖后、为大宗后、为君后之关系

“为后”问题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是经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春秋公羊传》中的“为人后者为之子”与《仪礼·丧服》中“为人后者”既有密切关联又有细微差别，前者适用于天子、诸侯乃至卿大夫，因对象不同而有“为君后”、“为大宗后”的相异表达；后者专就“为大宗后”而言。为君后、为大宗后、为祖后、庶子为父后都是对长子为父后的模拟，反映了儒家政治伦理秩序建立在“父—长子”或模拟“父—长子”关系的基础之上。

评议：简老师认为刘老师文章十分出彩，同时也就“继弒君不言即位”的问题发表看法。刘老师报告中提到《公羊传·僖公元年》与《公羊传·闵公元年》对继弒君有不同的书法，僖公是“子不言即位”，闵公是“不言即位”，书不书“子”涉及到君臣关系是否成立。简老师提出疑问，桓公与隐公可以说是有君臣之实，那么在《公羊传·桓公元年》为何不书“子”？

徐峰（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题目：日本明堂研究述略

日本学者对明堂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是以中国建筑史为背景的明堂制度研究，第二条是在经学领域中进行明堂的研究，可以细分为礼学研究、祭祀制度研究、哲学研究三个角度与进路。总之，日本的明堂研究和对其思想在建筑实践中的应用都很有深度，例如日本学者喜欢关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如何利用明堂制度来体现其政治正统性的现象，以上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评议：明堂是经学研究的对象，无论研究进路如何都是广义经学内的研究，徐老师的梳理介绍了日本学者按学科来区分这些研究成果的现象，值得国内学者参考。希望徐老师能够将他引用的文献翻译成中文，以惠学林。

-第三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黄铭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评议人：刘斌

（河北大学哲学系讲师）

发言人：

邓秉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题目：礼学的备物观念及其演变——孔门德性论的内在展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先秦德性论的自觉是围绕着“备物”观念的发展而逐渐展开的。“备物”这一观念存在数个层次，首先指周人祭祀要求祭品与仪节的完备，其次逐渐由祭品的完备发展为祭祀者德行的完备，也就是由礼仪的完备转化为行礼者内在德行的完备，第三则是通过礼仪的完备性去拟构天道。备物是为了报本，通过报本，人们才能够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起天地万物的秩序。借由这一视角，便不难理解先秦儒家将“制礼作乐”视为圣人伟大功绩的现象。

评议：邓老师的论文立意十分高远，通过“备物”这一概念将早期经学史中思想发展的脉络揭示出来。具体而言即为，早期以“报本反始”为目的的礼乐实践，文王周公自觉地制礼作乐，孔子从心性角度解读礼乐精神，并确立了新的圣人观，以及“备物”思想在战国、秦汉的发展。

吕明烜（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器以不器：儒家成人之道中的“一贯”与“有分”

一般认为“君子不器”是孔子对君子人格内涵的提点而不在于矫正“人器关系”，然而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人器关系与人格指正问题是同一的。“不器”表示人是多能的，但人与器的关系并不在于多与不多，因为物是多能的，它的潜力也是不断发展的；如何把物的新能力合理地安置，可能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孔子强调他并非多识而是一贯，即提点了君子要通过有分的事物去成就自身一贯的修养。

评议：儒家要解决如何制作的问题，吕老师通过“器”与“不器”这对辩证概念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器”是具体有分的建构，自然存在着限制与不足，而“不器”则意味着超越某种具体的限制。因此，器与不器，最终又回到了一贯与有分的问题上来，只有将有限性与无限性结合在起来，才能使儒学成为一门既具体又普遍的学问。

樊智宁（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题目：《皋陶谟》与理学王道政治思想之开展——以朱熹与蔡沈的经解为中心

朱子以理学方式解释《皋陶谟》，将“知人”“安民”等王道政治思想引入理学范畴，并将“知人”与“安民”分别对应“九德”与“天工”。朱子将“九德”归结为圣人教人变化气质之处，使得政治实践中“存天理去人欲”有了落脚处；再者朱子以“理一分殊”的视角将“天工其人代之”视为天理政治实践化用流行的过程。蔡沈继承朱子这一思路，借用“理一分殊”分别阐明了天与民、天理与民心、敬天与敬民这三对关系，论证了《尚书》中的民本思想。

评议：心性论与工夫论作为宋明理学的特点，早已为学者强调与研究过，但理学家们也强调入世，他们的政治哲学也值得研究。樊老师这篇文章着眼于朱子与蔡沈的政治哲学，既丰富了理学政治哲学研究的成果，也展示了朱子学发展的过程。蔡沈借用朱子“理一分殊”的本体论思想来建构政治哲学，在一些具体思想上也存在着与朱子不同的思想，反映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常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题目：从经典中的人君之“家”重审儒家人伦理想的建构

在公共的政治空间中，公与私、亲与尊、恩与义之间总会存在着不断的比较与取舍，因而个体在家国、乃至个人与家庭之间的伦理张力面前何去何从是儒家人伦秩序建构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人君之“家”既不是单纯对私人空间与自然情感的保护，也不是应对普遍伦理困境的工具与法则，而毋宁说是一种关于人伦秩序的应然性假设。在这一假设中，家国之间的伦理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兼容乃至消弭，以至于呈现出以私显公、亲尊并举的理想状态。

评议：在家国一体的背景下，常老师通过具体分析人君之“家”的内涵回答了“个体如何回应家国之间的伦理张力”这一问题。具体言之，常老师透过公和私、亲亲和尊尊等方面诠释了“恶失亲亲”作为一种伦理义务，表达了君主亲尊并举、以私显公的治国理念。这也意味着公与私、亲与尊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互相包含的关系。

胡飞林（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题目：清代易学与史学的融通及其演变特征

清代初期，实学思潮兴起，道器合一的哲学观念及由小学入经学的治学方法孕育于学界，为易学与史学的融通奠定了理论基础；乾嘉时期，易史之间的深层互动呈现三重面向，一是考据之法在易学领域的广泛运用内涵着史学化的治学思路，二是“参政史事”派学术地位的升格进一步增强了“经学必以史证”的治学观念，三是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出使得易学研究历史化；晚清以降，传统学术的理论范式、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在西学的观照及刺激下发生转变，易学由经学入于史学。易学的史学化转向，预示着传统易学的近代转型，深刻地影响着民国以来的易学走向。

评议：胡老师通过梳理易学史来探究清代易学和史学之间的互动，把握这一外在现象其中的内在理路，解释了易学为何在近现代转变为史学这一思想转折。朱子强调“《易》本卜筮之书”，具有很强的历史还原论色彩，希望胡老师能够结合宋代易学中的相关思想扩展自己的研究。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