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从何时开始兴旺的？

原标题：《汉朝文运与蜀学勃兴》

作者：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来源：《月读》2024年第4期

西汉王朝统一全国之后，积极发展经济与文化，特别重视教育与读书，由此而日渐兴旺繁荣。当时的蜀地就涌现了很多秀冠全国的文化精英，其中既有笔力雄健的文豪，又有学问深厚的大儒，还有卓尔不凡的高士。

汉朝文运的兴旺与蜀学的勃兴，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蜀学的崛起，首先是从文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始的。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是安徽庐江人，少好学，通《春秋》，经过郡县的察举而步入仕途，汉景帝的时候被任命为蜀郡守。文翁上任后，见当时地处西南的蜀郡“辟陋有蛮夷风”，觉得蜀地的风俗习惯与社会面貌还比较落后，便决心改变这个现状。文翁身居官场，“仁爱好教化”，深知读书的重要，于是由官府出资兴办学校，招收了一批少年子弟入校读书，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免除他们的税赋，成绩优秀者选用为郡县吏。文翁还采取了很多鼓励读书的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譬如他每次去蜀郡下属的县邑视察，常常要带上优秀的学官诸生同行，派他们传播政令，使他们成为了众人羡慕的榜样：“县邑吏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还从郡县小吏中挑选了十余位才思敏捷者，派他们到长安就学，“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这些人数年之后学成回蜀，都得到了文翁的重用，有的在官学执教，有的被提拔从政，后来“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文翁办学，影响深远，“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书》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对文翁在成都兴办学校与培养人才也有一段重要记述：“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这段记载说文翁的任职比较早，在文翁培养推荐的人才中，张叔被朝廷征为博士，后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其他担任各级职务的还有很多。

《华阳国志》

通过《汉书》与《华阳国志》的记载，可知文翁确实不同凡响，在蜀郡任上大兴水利、开垦稻田，促进了经济繁荣；特别是通过办学倡导了读书好学之风，从根本上改善了蜀地的社会风气，为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蜀地从此成了一个文化勃兴和文运昌盛的地区。随着众多文人学者的涌现，形成了蔚然成风的蜀学，与当时的齐鲁学派比肩而立，享有了文宗在蜀的美誉。更为重要的是，文翁在成都创建官学的成功经验，不仅对周边的巴郡与汉中郡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都立刻仿效蜀郡建立了学校；而且获得了西汉朝廷的赞扬，被推广到全国，传令各地官府都要兴办学校积极培养人才。汉武帝的诏令颁发后，促进了汉朝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文翁的作为，对汉朝文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翁在成都创建的文学精舍讲堂，又称文翁石室，与文庙相邻，是蜀地最早的学校，以后一直是历代府学所在，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创办时间最长的一所学堂。我国古代许多文化古都如西安、洛阳、南京、开封等，都曾是古代学子云集之地，可是随着历史岁月的变迁，千年以前的古老学堂皆已湮没无存。只有古老的成都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迄今仍发挥着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堪称是中华教育史上的千古佳话。

成都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

汉代蜀地文化的兴盛，与司马相如的巨大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据《史记》与《汉书》记述，司马相如字长卿，为蜀郡成都人，年轻时读书学文，击剑习武，既有文才，又有武艺，在汉景帝时游宦京师，担任过武骑常侍。司马相如撰写了《子虚赋》《上林赋》等很多大赋，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和文翁是同时代人，在成都居住期间曾执教于石室。《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寰宇记》说：“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又据《汉书》载：“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以为“汉家得士，盛于其世矣”。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名气很大，撰写的辞赋深受汉武帝青睐。史书记载，汉武帝重视人才，经常不拘一格擢用有才华的文人。司马相如不仅文字出众，而且很有才干，被汉武帝任为中郎将，建节出使巴蜀西南夷，“驰四乘之传”，“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司马相如对治理开发西南夷也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还报天子，天子大说”。司马相如建功立业，做出了重要建树。当然最重要的，仍是他的辞赋。

司马相如的名人效应，对蜀中的后学之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很多青年学子的崇拜偶像，使“好文学，重辞章”，成了蜀地一个悠久的传统。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说：“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司马相如在汉赋方面的杰出成就，可谓是汉代的一座丰碑，被称誉为汉代的赋圣。正是由于司马相如文章辞赋的巨大影响，促使了汉代其他文人对汉赋的踊跃创作，从而蔚然成风，在两汉时期形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学景观，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写了精彩的篇章。

相如故城，司马相如像

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汉代成都又一位“文章冠天下”的大文豪。扬雄少年时代生活在文风浓郁的成都，就深受好学之风的熏陶。《汉书·扬雄传》说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做学问喜欢深究奥妙，写文章追求精益求精，年轻时就成了一位特别擅长写作的高手。扬雄起初特别喜欢辞赋，这主要是受到了司马相如的巨大影响，将司马相如作为崇拜和模仿的偶像。《汉书·扬雄传》对此就作了如实记述：“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扬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华阳国志》卷十也说，扬雄“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

扬雄在青年时代撰写的《蜀都赋》，描写了古蜀国的传奇历史和壮丽的河山，以及蜀地丰富多样的物产与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是一篇使他声名大振的代表之作。扬雄崭露头角，有人向朝廷推荐，于是得到汉成帝的召见，成了朝中的待诏之士。扬雄又相继撰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等文采飞扬的辞赋，通过对汉成帝功业的歌颂，而委婉地表达了讽谏之意。

绵阳西山风景名胜区，扬雄像

扬雄喜欢撰写大赋，却有与众不同的思考。他对辞赋的理解，觉得歌功颂德是次要的，而讽谏才是最重要的。同时他也发现辞赋这种词藻丽靡的“宫廷艺术”，常使观者得浮华而不省真意，实际上并无劝谏的效果。于是他转而研究经世之学，从此潜心学术，发愤著书，先后撰写了《法言》《太玄》《训纂篇》《州箴》《方言》等著作。扬雄撰写的《法言》，是仿《论语》而写的政论性著作；《太玄》则是一部哲学著作，融儒道为一体，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做出了独到的解释。扬雄的《训纂》是一部文字学著作，《方言》是记载和研究西汉时期方言和词汇的专著。

《方言》

此外，扬雄对史学也有涉猎，撰写有地方史《蜀王本纪》。扬雄毕生著述数量甚多，除了辞赋和论著，还有奏章、书信、谏、诵、箴等，汉代当时的散文形式他几乎都尝试过。作为西蜀的一位大儒，扬雄的学问融通多种学科，堪称是蜀学勃兴的代表人物。当时，桓谭著《新论》，称赞扬雄不仅是“西道孔子”，同时也是“东道孔子”，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认为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后来常璩撰写地方志书的开山之作《华阳国志》，也对扬雄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唐朝很多著名的文豪，也对扬雄表示了极大的敬佩，韩愈就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

在汉朝蜀地的诸多名人中，严君平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隐逸于成都繁华闹市之中，以卜筮为业、授书为乐，被视为奇人和高士。《汉书》卷七十二对他的生平事迹做了简洁的记载，说汉成帝的时候，“蜀有严君平”，“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又说“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由此可知，严君平博览群书，非常有学问，精通周易与老庄之学，尤其是对《老子》做过深入研究，撰写有专著。

蜀中高士严君平画像

《华阳国志》卷十对严君平的事迹作了简洁的记述，称“严平恬泊，皓然沈冥”，将其放在《先贤士女总赞·蜀郡士女》的头条，说：“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簾。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常璩的记述，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更清晰，对严君平的评价更高。

《老子指归》

据任乃强先生研究，严君平本来姓庄，扬雄《法言·问明篇》中称“蜀庄沈冥”就说得很清楚。因为“汉明帝名庄，班固著书于其世，避讳甚谨，凡书中庄字皆作严”，所以就将庄君平改称为严君平了。由于《汉书》的影响，后来大家也就习以为常，“故今人皆言‘严君平’，莫能知其实姓也”。严君平的称呼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严君平因为是一位奇人，故而有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长期流传于世。如晋代张华《博物志》卷十记述，传说天河与大海相通，有人乘槎而去，漂入了天河，在一处看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后回到蜀郡向通晓天文的严君平请教，才知道看见的是牛郎织女。后来的《蜀中广记》亦有相同记述，《蜀中名胜记》引《道教灵验记》说成都有“支机石，即海客携来，自天河所得，织女令问严君平者也”。成都有支机石与君平街，传说就与严君平有关。皇甫谧《高士传》则记述了另一个故事，说严君平隐居不仕，当时有个叫罗冲的富人要送严君平车马与钱财，严君平说我以卜为业，赚的钱犹余数百，尘埃厚寸，不知所用；而你昼夜汲汲，未尝有足，是我有余而你不足，你凭什么赠我钱财？！一席话说得罗冲大惭。

蜀中大儒扬雄与严君平有师生之谊，扬雄的博学，与少时师从严君平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扬雄成名后依然对严君平十分敬仰和推崇，《汉书》就有“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华阳国志》也有“扬雄少师之，称其德”的记载。严君平去世后，扬雄《法言·问明篇》中说历史上有洗耳逃世的许由与不食周粟的伯夷，严君平隐于市而不避世，故不慕许由，不学伯夷；而将严君平比喻为古时最著名的随侯珠与和氏璧，称严君平为“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人对严君平也都评价甚高，视为蜀中隐居的大儒。迄今四川一些与严君平有关的地名或古迹，都表达了后世对这位汉代高士的纪念。

总而言之，汉代蜀郡教育的兴旺，为蜀地带来了文化的灿烂，也促使了人才的大量涌现。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得意之徒恂恂焉。”从汉代开始，蜀地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风气，不仅惠及当时，润泽了诸多的文人学子，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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