荏苒经十载：《王阳明的书籍世界》出版小纪

作者：向辉（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来源：“书目文献”微信公众号

最近，本人关于阳明学的两部小书（《敬道心筌：王阳明的教化哲学》和《王阳明的书籍世界》）由孔学堂书局纳入《阳明文库·学术专著系列》出版。前者从社会思想的角度讨论阳明的教化哲学，责编为张基强先生；后者从书籍史的角度讨论阳明学的文化记忆，责编为陈真先生。这两部小书，和我的博士研究课题有关，是我从事阳明学研究和古籍保护工作的一点心得。对这一议题的思考、阅读和写作始于2014年，十年寒暑，一晃而过。恰如陶渊明所说：“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亏。”（《杂诗》）即便如此，空余时间总是看了一点书，写了一点文字，留下一点记忆。阳明说：“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停午，起向高楼撞晓钟。”（《睡起偶成》）撞钟之事，于我而言，也就工作之余的阅读和写作罢了。这两部书的撰写、成书和出版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在各书后记中，我对相关情况有简要地说明。现应书局朋友之邀，我对《王阳明的书籍世界》（以下简称“世界”）一书的编纂出版作一粗略地回顾，试图保留些许有关此书的记忆。

一、版本的记忆

“世界”一书的特点，首先，如书名所示，它是从书籍史的角度来研究阳明学的一部专书；其次，在理论方面，它是从阳明群体的文化记忆角度讨论阳明学何以成为阳明学的一部专书；第三，在材料方面，它是以新时代古籍保护的丰硕成果为基础来揭示阳明文化丰富内涵的一部专书。第四，在个人学术方面，它是本人从事阳明学研究和书籍史研究的第二部小书。

明清两代的阳明学著述存留至今的多为古旧书籍，从古籍出发研究阳明学是阳明学术发展的必然。在以古典学术为对象的研究中，作为文化史研究的书籍史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学术方向，它是从跨学科的立场对书籍及其历史过程和文化意涵展开的学术探究，旨在通过书籍本身的研究揭示古典学术的奥义。在《采采荣木：中国古典书目与现代版本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一书中，我观察到：“深入文本之中的学术考察，关注版刻流传的历史细节，爬梳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节，成了新时代古籍版本研究的新特点。”这样的古籍版本研究是书籍史诸多路径中的一种样式。这种书籍史的研究，因为与古籍版本学密切关联，我们可以称之为“版本文化的书籍史”，以区别于既有的“文本文献的书籍史”和“印刷出版的书籍史”。

“文本文献的书籍史”和“印刷出版的书籍史”是书籍史研究中的传统路径，也是书籍研究的主流取径。前者关注历史文献所承载的文献信息以何种样貌传递，关心文本的差异性与流变性；后者关注典籍传承中的书本与印本关系，关心文献的存佚状况与递藏源流。而“版本文化的书籍史”则更多地关注古籍善本在学术世界中所呈现的多样形态，关心书籍成为读本、藏本的过程及其流动性可能。

书籍史之所以能让人着迷，原因在于通过阅读过去的文字，我们能够感知过往，并将过去的记忆转化为具有现实感的精神力量。伽达默尔曾说：“在对文字的理解和解释中产生了一种奇迹：某种陌生的僵死的东西转变成了绝对亲近的和熟悉的东西。没有一种我们往日所获得的传承物能在这方面与文字相媲美。往日生活的残留物，残存的建筑物、工具、墓穴内的供品，所有这些都由于受到时间潮水的冲刷而饱受损害——反之，文字传承物，当它们被理解和阅读时，却如此明显地是纯粹的精神，以致它们就像是现在对我们陈述着一样。因此阅读的能力，即善于理解文字东西的能力，就像一种隐秘的艺术，甚至就像一种消解和吸引我们的魔术一样。在阅读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仿佛都被抛弃了。谁能够阅读留传下来的文字东西，谁就证实并实现了过去的纯粹现时性。”（《真理与方法》，第240页）书籍表达某种“纯粹的精神”，即文化的记忆；阅读实现“纯粹的现实”，即文化的传承。因此，书籍史研究意味着将存在于古籍善本中的记忆予以重新陈述，让精神与现实产生新的关联。当然，“像现在对着我们陈述着一样”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非此种高手不能为，但不可否认的是，书史的魅力足以令人沉醉。

在既有的书籍史研究中，以古籍专书或者专类的成果丰硕，比如《诗经》《史记》《文选》《文心雕龙》、经部要籍、正史典册、宋元本、翻宋覆宋本、明清内府本、清宫天禄琳琅藏本、汲古阁抄刻本、八千卷楼藏本等，既有版本学的路径，也有文献学的取法，既有目录学的传承，也有古典学的思考。研究者聚焦于古籍中的某一种书或某一类书或藏书家（或机构）庋藏，尽可能穷尽相关古籍的版本，汇总书目信息，调查存佚情况，著录前序后跋，辨析刊刻细节，提要揭示其价值，不仅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文献方面的导引，也为书籍史的深入提供了范例，更丰富了古籍研究本身。而阳明学的研究方面，从文献角度谈阳明学的，出色且精致的是日本阳明学者永富青地的《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汲古书院，2007）一书，可惜暂时未出中译本。学界长期所聚焦的，是阳明学的哲理与事理，是其政治哲学与思想脉络，是理论的阐发和影响的揭示，以及佚文的蒐集和人物的谱系，系统且深入地围绕古籍善本展开书籍史的工作起步较晚。故而，相较于朱子学而言，阳明学的书籍史研究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所谓的书籍世界，是指与历史世界、思想世界、人文世界等不太相同的，主要由一部部著作所构成的文化和记忆的空间。记忆的空间，是从涂尔干、哈布瓦赫、阿斯曼以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心的一个课题。阿斯曼夫妇有关古典时期“文化记忆”的研究，康纳顿关于仪式性“社会记忆”的研究，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的研究，都给我们做书籍史研究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启发。历史学家、哲学史家所关心的朱子学和阳明学，比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陈来《朱熹的思想世界》《有无之境》、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荒木见悟《阳明学的位相》，无不希望从政治哲学、心性哲学和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讨论朱子学和阳明学。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从心性论到一元论等，从不同视域建构了古典学术的现代位相。

所谓的书籍史，有其理论的预设，即要通过一部书、一类书的研讨，实现或者呈现某一理论的企图，或者更直白的说，书籍史所感兴趣的不在于将全部古籍信息整体了解之后做出描述性的分析或价值性的判断，而是要通过某一书籍的具体版本讨论来促进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整体存在的书籍世界。书籍世界有其独特的景观，更深入地认识古代书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典的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在对阳明学的书籍世界的研究中，我试图表达的是多元话语的建构是阳明学得以发展的内驱力，而以此形成的集体记忆则是阳明学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二、写作的缘起

2007年盛夏，我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一头扎进了书籍的世界。以前所关注的罗蒂、涂尔干，被一些古典著作的书名与作者所取代。十八年来，我一直呆在国家图书馆，从事着古籍及其保护的相关工作。近年来，我所出版的几部小书和一些小文章大都与古籍有关，从《诗经》到《水东日记》，从叶盛到郝敬，从傅增湘到王重民，从书影拍摄到图录编纂，从书籍循环到书籍世界。至于关注阳明学，则是2013年追随北京师范大学于述胜教授做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开始的。很幸运的是，这项研究得到了顾明远基金会的支持。顺利完成阳明学的博士论文，先后在花木兰和孔学堂出版了繁体版本和增订修改版本。书名从《王阳明的教化哲学研究》到《敬道心筌：王阳明的教化哲学》，多少也是自己探寻之旅的一个写照。

带着何种问题做何种学术，是我们必须要直接面对、寤寐思之的学术课题。阳明学及其研究也不例外。我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人尽皆知者，即（其一）“何谓阳明学？”和（其二）“阳明学何以成为阳明学？”

“何谓”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如何定义阳明学，它有什么样的面貌，我们能从所认识的这一样貌中有何教益。正如莎翁及其戏剧，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莎翁为经典，既有经典的解释，也有解释的经典。同样的，一千个人也有一千个阳明，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如此。从知行合一、致良知到心即理、心性之学，数以百计的学人以阳明学为主题写就博士论文，著述遍及海内外诸名校。二百多个阳明学博士，几乎写尽了阳明的可能与不可能，更别说其他各路诸侯的精彩论著，汗牛充栋，并不算夸张。诸博论作为书籍本身，为我们展示了阳明学的多重的解释可能。而我的《敬道心筌》一书，则仅从教化哲学的角度，揭示作为读书人的阳明，是以敬道为中心，以朱子之心为心，以朱子之书为信，以心筌的方式建构他的宏大学术思想体系，最终成就了一独特且动人心魄的阳明学。

“何以”问题，有无数的阐释话语，学界的回答自然五花八门、精彩纷呈。而我的回答则是从古籍善本和书籍世界的视域出发，尽可能做一些尝试、探索和思考。书与人共存，人与书俱老，书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因此，古籍的工作不仅在于我们自己谋得了一份差事，从事一种职业，开展一项研究，更在于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某些带着历史尘埃的珍珠与由典籍所书写的真实。那种真实，是历史的，也是人文的，是过去发生的，也是当下可知的。它由典籍所承载，由时间所陶甄，有人物、事件和记忆。这当然是一项事关集体记忆和记忆遗产的保护工作。当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书籍世界的循环和再生产，因为书籍世界并非封闭的过去的，而是开放且生机勃勃的。

书籍世界的阳明学，离不开丰富的历史典藏及其调查研究。2007年，政府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国范围内的古籍保护工作铺开，古籍普查、珍贵古籍评审、古籍数字化、古籍修复、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培养和活化利用等工作次第推进。那些曾经被重金购得的后来深藏在邺架的古籍善本，那些已知的或未知的孤本秘笈，那些箧中枯蠹，开始有了更多人的关注，也有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有擘画蓝图者，有指点江山者，有殆精竭虑者，有埋头苦干者。当我们越深入了解古籍及其背后的故事时，我们越为古人的智慧而叹服；当我们越接近那些古典的文字时，我们越为自己的工作而自信。因为，有些故事早已不被人讲述，甚至子虚乌有般令人生疑；有些人物早已湮没在书海之中，只留下一方钤印与几段文字。即便只有五百余年历史的阳明学，也不例外。那些书与人的故事，值得我们再讲述。

2015年，贵州阳明文化国际文献研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共同开展一项名为“王阳明馆藏文献普查、复制和研究”的项目，以国家图书馆馆藏为基础，外加香港、台湾15家单位，得出的数据是：有关阳明的论著和阐释善本古籍200余种，含44种别集、55种全集、43种选辑、37种丛编，还有31种辑录，14种阐释；有关阳明的传记50余种，含年谱5种、族谱14种、史传32种；阳明的书法50余种，含碑刻20种、法帖33种、墨迹4种；方志为大宗，有221种。（《王阳明文献普查目录》，2019）至于阳明后学，就更加丰富，暂时尚无全部普查的数据。我所思考的阳明学的书籍世界能有点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项目。很多文献的线索，都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事告诉我的。很多相关的信息，也是从这个项目的成果中得到的。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一方面是要保护前人留下来的这些珍贵典籍文献，一方面是要通过古籍普查目录、书志提要、索引等工作，为学术的研究提供帮助。

书籍世界的研究，离不开现实世界的支持。就阳明学而言，十余年来，王强先生的采薇阁做了很多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他还从日本购买的珍稀年谱、孤本文献，从欧美购得阳明全书的早期版本。在王强、彭启彬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有机会以几种前人不曾经眼或不曾关注的稀见文献，陆续撰写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分别是：《词章绮丽之尚终能羁縻乎：王阳明〈居夷集〉考》（《国学季刊》，2017年第2期）、《尽道圣贤须有秘：阳明年谱与阳明学略考》（《国学季刊》，2019年第1期）、《明嘉靖刻〈居夷集〉版本献疑》（《天一阁文丛》（第19辑），2022）、《稀见嘉靖本〈传习录〉考》（《文津学志》（第18辑），2022）、《学术赞助与版本之谜：以天真书院刻《阳明先生年谱》为例》（《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3辑），2022）、《黄花翠竹：阳明格竹释义》（《古典学志》（第2辑），2023）。最终，我将自己对阳明学文献调查和研究的一点心得以一部书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三、书名的选择

“世界”这部书的书名是书稿完成后设计的。起初，我没有想过能出这么一部书，更别说书名了。七八年的时间里，随着工作的推进，思考的深入，积稿渐多，足以凑成一部小书，就要想一个名目来统合。既然写的是阳明学的旧籍故事，用王阳明本人的诗句作书名岂不合情合理？众所周知，阳明是伟大的读书人，也是伟大的诗人，只不过他的读书事业和诗名被事功和心学掩盖罢了。读阳明的诗，给人的启迪不在其他名诗之下。关于书籍，《王文成公全书外集二》的《京师诗》中有《别方叔贤四首》，其中一首说的是：“自是孤云天际浮，箧中枯蠹岂相谋。请君静后看羲画，曾有陈编一字否？”陈编，有版本也作陈篇。（《王文成公全书》，广陵书局，2022年，第1038页）编篇成书，古今一致。箧中之书，时间一长就是陈篇旧籍，是蠹鱼的自由天地。如今，明代嘉靖以降的阳明学的那些善本，能保存下来的，多是“箧中枯蠹”，是需要保护的古籍，而我们从书籍史来研究阳明学的工作也有“箧中枯蠹岂相谋”的问题，再加“阳明书籍史论”的副标题，在某种程度来说是符合这部书的论述的。

不过，阳明在《别方叔贤四首》中还说：“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渔郎更问津。”对我们来说，做研究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能拿阳明来做挡箭牌，所以，换一题目为佳。我想的依旧是诗篇文字，虽然为文笨拙，但有了诗句作为书名，总会感觉上好一些。这种古典的感觉，也是书籍史所需要的。

读书、读诗是陶渊明和王阳明都喜欢的，他们俩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特出且富有诗意的读书人。前者的“不求甚解”，至今广为人知，被人奉为圭臬；后者的“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所指中的，发人深省。陶诗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如此，读陶诗如此，读阳明如此，正如阳明所说：“其事同，其道同。”

古诗多多，人各好其所好。阳明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不仅阳明，唐以后的很多学人都喜欢他那种性灵的自我的文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头脑迷糊人”的辩词。哈耶克《头脑的两种类型》区分了“大师”（master of his subject，或称为“本科通人”）和“困惑者”（puzzlers，或称为“头脑迷糊人”）。前者“对自己的学科了如指掌，不仅清楚自己的见解，而且熟谙古往今来别人的各种理论”；后者“无法记住那些有用的知识，除非我能把它们纳入自己熟悉的观念框架之中。”哈耶克说，困惑型的头脑“看到了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也知道表达这种关系的词语。即使在做出寻求准确语言表达形式的长期努力之后，他们仍有可能强烈地感到词不达意。”（《哈耶克文选》，第814-820页）有这种感觉的人从陶渊明就开始了，古今中外皆有其人，所以我们不必为此感到迷惑。正因为如此，我本人的第一部书籍史著作，题目取自陶诗《荣木》篇：“采采荣木，于兹托根。”在我看来，在日常工作之余做一点古典学和书籍史的研究，大概是我作为一个在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的人唯一能做的。当然，这种表述未必就是准确的，多少有些词不达意。

“世界”是我谈阳明学的第二本书，也是我的第二本书籍史著作，从陶诗中继续选上一句也顺理成章。陶渊明《停运》诗说：“东园之树，枝条再荣。”“人亦有言，日月于征。”今所见元刻本“枝条再荣”，宋刻本作“枝条载荣”，两者各有所本，是文字之流动性之见证。枝条，为小枝成长，《禹贡》“厥草惟繇，厥木为条”，《汝坟》篇“遵彼汝坟，伐其条枚”，《采菽》篇“惟柞之枝，其叶蓬蓬”，《国语·晋语》“枝叶益长，本根益茂”，《广韵·支韵》“枝，枝柯”，《说文解字·木部》“条，小枝也”。托根于古旧典册，做一点小文章，有了第二本书，刚好是枝条再荣。这个书名，用在花木兰出版的繁体版本上，我还颇为自得。孔学堂书局责编陈真先生洞穿了我的迷糊心态。他好心地提醒我，“枝条再荣”过于文艺，毕竟书出版了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准备的，要更贴近书中的内容，要更切实具体些，《王阳明的书籍世界》足矣。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这部书的书名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书籍世界的阳明学研讨，更多从书籍文化的角度观察历史的书籍和书籍的历史。比如，“世界”一书的第一章（《黄花翠竹：格物致知的公案》），我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阳明格竹的传说，试图梳理这一公案在前人和今人著作中如何讲述、如何展开，以及具有何种思维与记忆的价值。即通过书籍史的考察，反思阳明的个人故事成为集体的文化记忆过程中如何形成叙事、如何改编传说、讲述如何被人以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和理解。接下来，“世界”一书对《传习录》《居夷集》这两部阳明生前的著作的不同版本进行调查，对阳明后学编纂的阳明年谱、阳明文选等做了一些梳理。从这种书籍史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阳明惟其一人，阳明学不止一个，它具有多元的精神世界图景；关于阳明及其学说的记忆性知识，是在书籍中传送、传播和传承的；关于阳明学的书籍世界研究就是在追迹这一集体的记忆。

四、郑重的感谢

书籍的世界，归根结蒂还是人的世界。每一部书稿进入书籍世界充满了各种可知和不可知的情境，人是书的作者、编者、赞助者、读者、收藏者，离开人就无所谓书。对作者而言，必须感念所有与书的完成并最终出版有关的那些人。

首先，这部书得益于学界前辈的宽容、指点和帮助。前面我说过，书中部分内容是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写就的，当时只是想要做阳明学，但怎么做还不是很清晰，是做版本的调查，是做思想史的梳理，还是做教育哲学的探究，在摸索中写了不少东西。于述胜教授对我比较宽容，也很支持我认真去做相关的研究。如果没有当时去想这些问题，可能也就没有后来成书的可能了。而之所以能从事古籍的工作，做一点相关的研究，离不开李致忠、杨成凯、陈力、陈先行、沈乃文、陈红彦、张志清、赵前、李国庆、杜泽逊、林世田、王红蕾、庄秀芬诸位先生们的指引、鼓励和提携。

其次，它得益于朋友们的帮助。在具体的版本调查、判断、分析、撰文和发表过程中，上海图书馆陈雷、沈从文，南京图书馆武心群，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屠建达，浙江图书馆童圣江，山东大学江曦，复旦大学石祥，采薇阁彭启彬，厦门大学王传龙，宁波大学邹建峰，贵州大学闫平凡，湖北民族大学陈云豪、崔凯华，北京师范大学冯先思，首都师范大学南江涛，中华书局朱兆虎、白爱虎，清华大学黄振萍，国家图书馆的樊长远、赵爱学、刘波、柳森、宋凯、尹汉超、张波、马学良、胡平、赵文友、郑小悠等同仁，给予了无私且热情的襄助。比如印章的辨识，主要是国图金石组宋凯先生帮忙；比如，永富青地著作的部分内容，是我前同事王广生教授操刀译就。而王强先生则不仅为这部书提供了珍稀的文献，还为书稿的出版牵线搭桥。图书馆的同仁，高等院校和出版界的朋友，他们的大力支持，是这部书得以完成所必不可少的。

第三，它得益于花木兰和孔学堂书局。花木兰杜洁祥、杨嘉乐先生将此书纳入《中国学术思想研究丛刊》，出版了这部书的第一版，也即繁体初版；孔学堂书局张发贤先生慨允将此书纳入《阳明文库·学术专著系列》，出版了简体修订版。《阳明文库》是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之一，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项目。该丛书的出版品，不论是装帧到版型，不论从纸张到字号，都有精心的设计和打磨，书系中的每一部书都可堪一读。我的小书能列入该文库得以出版，是我的荣幸。孔学堂书局的朋友们，从张发贤先生到责编陈真先生及其编辑团队王紫钥、杨翌琳、贺雨潇等，为这部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编辑朋友们认真负责地核校每一条文献，仔细查证每一个注脚，把书稿中的错字、漏字、语句不通、逻辑不顺、资料有误等问题逐一排除。当然，书籍世界中的任何一部书都不是完美的，我的小书也不例外。本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或是我在认识上有待提高的，或者是我在学历上力有不逮的，或者其他原因所导致的，皆是本人的责任。

最后，我想说的是，出版此书既是对自己过往研究的一个总结，也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上个世纪，古籍之学经整理国故运动之后，一批学人参与其中，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图书馆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向达先生即为其中一员。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国务院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十二年规划”），其中明确规定了图书和资料的任务，特别指出要“重版或再版本国古籍文献。”古籍和古籍工作被纳入到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鼓舞着学人奋力前行。这一年4月，作为古籍专家和书籍史研究开拓者的向达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他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出版写了一篇令人感动的致辞，最末说：“我在十二年规划制定的时候，出版这一部论文集，为自己立一个里程碑，一以鞭策自己，一以求读者指正。其目的不过如此而已。”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古籍和古籍工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我在国家图书馆为自己出版的一部关于阳明的小书写小纪文字，其目的也不过如此。

2024年七一前夕向辉写于国家图书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