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盖勋传>》“贺者在门，吊者在庐”语源考

作者：文科

来源：“稷下会饮”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19年12月28日

1、史文

《后汉书<盖勋传>》：

及帝崩，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勋与书曰：

“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

李贤注云：

《孙卿子》曰“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福与祸邻，莫知其门”也。

李贤所引《荀子》出《大略》篇，其文曰：

天子即位，

上卿进曰：“如之何忧之长也！能除患则为福，不能除患则为贼。”授天子一策。

中卿进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授天子二策。

下卿进曰：“敬戒无怠。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万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谨按盖勋必非本《荀子》此段以取材也。董卓擅行废立，有僭越之嫌，而《荀子》此处之“庆者在堂，吊者在闾”乃天子即位时司寇告诫天子之语，岂得转授此语予凶逆如董卓者乎？故盖勋之语与此典无关也。

东京治荀子者特少，盖勋处敦煌，其地似亦无荀学授受之踪迹；又《大略》乃杂俎之篇，不出荀卿，而其文可与春秋三传及礼书、杂记相参也；故盖勋不必以此《大略》篇为典据也。

2、素习

今读《汉书》盖勋之传，则知其熟稔于史，必有治《春秋》《史记》之经历也：

“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出《史记》）

“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春秋》《史记》）

“勋收余众百余人，为鱼丽之陈...”（鱼丽之阵，出《左传》）

“臣闻‘先王耀德不观兵’...”（语出《国语》）

“不足昭果毅，秪黩武耳...”（《左传》：“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武，杀敌为果，致果曰毅。”）

“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行权为春秋家之用语）

“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国语》《史记》《尚书》等）

其人娴于故事、克明坟典，即此可见，故“贺者在门，吊者在庐”亦当出于史传，必有本事可征，而非本《荀子》中之仪典之套词也。

3、书证

群书所引刘向《诫子歆书》之片段，其文可与此语相参；严可均《全汉文》缀辑之，其文曰：

告歆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

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藉霸者之余威，轻侮诸侯，亏跋蹇之容，故被鞍之祸，遁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师破，入皆吊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邑，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

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

此中以“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为董仲舒之语，且以齐顷公之事证之。刘向此处用典，与盖勋之“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当为同一事也（庐即闾也，吴王阖闾或作阖庐，是也）。

刘向《说苑》之《敬慎》篇，可与此篇书相证：

夫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

齐顷公、桓公之子孙也，地广民众，兵强 国富，又得霸者之余尊，骄蹇怠傲，未尝肯出会同诸侯，乃兴师伐鲁，反败卫师于新筑，轻 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大败齐师，获齐顷公，斩逢丑父。

于是戄然大恐，赖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归。吊死问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外金石丝竹之声，远妇女之色，出会与盟，卑下诸侯，国家内得行义，声问震乎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为来，尊宠不武而得之，可谓能诎免变化以致之。

故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说苑》亦搜采经传之书，此段当取自董生仲舒之说，今《春秋繁露》之《竹林》云：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

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末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鞍，获齐顷公，斮逄丑父。

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

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

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今对勘《诫子歆书》《说苑》《繁露》之文，则三者因袭、括略之迹甚显。

4、本事

今乃考齐顷公之本事。

《谷梁传》于成公二年云：

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

《公羊传》亦云：

...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此正“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之意也。《左传》于宣公十七年记此事，且无患自此起之语，与公、谷不同。

《诫子歆书》云“诸侯归其所夺邑”，《说苑》云“所亡之地弗求而自为来”，言成公八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之事也，而九年，齐顷公卒。

《左氏》于归田之事载季文子之语，以为鲁助晋攻齐，曾以此地归鲁，今复归齐，是“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故知《左氏》不以归田事德齐顷公也。

《谷梁》云“晋为盟主，齐还事晋，故使鲁还二年齐所反之田。”则是齐以屈尊事晋为代价而获取此田也，亦无褒齐顷公之意。

唯《公羊》则以此德齐顷公，其文云：

来言者何？内辞也。胁我使我归之也。曷为使我归之？据本鲁邑。

鞍之战，齐师大败。齐侯归，吊死视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

晋侯闻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饮酒，不食肉？请皆反其所取侵地。”

晋侯闻齐侯悔过自责，高其义，畏其德，使诸侯还鞍之所丧邑。

鲁见使，卑有耻，故讳。不言使者，因两为其义，诸侯不得相夺土地。晋適可来议语之，鲁宜闻义自归之尔，不得使也。主书者，善晋之义齐。

春秋本经、《左氏》《谷梁》均不言齐顷公归国后之事，唯《公羊》有此说。《谷梁》疏云：

《公羊》以为齐侯败鞍之后，七年不饮酒，不食肉，晋侯高其德，遂反其所取侵地。此虽无传，齐顷是中平之主，安能以一败之后，七年不饮酒食肉乎？故以为晋为盟主，齐还事晋，故使鲁还二年齐所反之田。杜预解《左氏》，其意亦然。

故《说苑》《繁露》《诫子歆书》所言齐顷公归国后恐惧自新、修德而得田之事，皆公羊家之学说也；唯《繁露》未论及归田之事，当是今本失之也；《诫子歆书》未言禁断酒乐事，是类书节略或临文转叙之故也。

谨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记齐顷公致祸之事本诸左氏，不取公、谷，于齐顷公归国之事则云：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鞍之功。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

归而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今检齐、晋、鲁世家之文，无言归田之事者，当以归田之事之定性，三家之说互有异同，故不言也。唯此齐世家中，于齐顷公归国后事当有所叙述，故取公羊家之说，而泛化其修德修政之措施（“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皆套话陈辞也，薄赋敛、虚积聚，此田氏篡齐之法，非姜齐致治之方也），斩断其与归田等史事之联系，删七年不饮酒作乐之浮辞，而作一圆融无碍之结局也。

《史记》此种记载皆大可疑，相近之情况，如《老子韩非列传》：

申不害...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其叙述与齐顷公之文一何相似，而《索隐》云“王劭按：纪年云‘韩昭侯之世，兵寇屡交’，异乎此言矣。”故申不害之术并无史迁所言之实效也，亦以载籍舛杂乃至缺失，强作一圆融无碍之结局而已。

此种强生关联、为增强叙事之戏剧性而变造史实之手法，实战国以来之策士游说风气所催生者也，《战国策》中多有之：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邹忌讽齐王纳谏》）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冯谖客孟尝君》）

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王斗讽齐王好士》）

此固纪事本末体之一特色也。

5、源流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四《春秋口说》引《说苑<敬慎>》此段与《繁露<竹林>》此段，云此为“董子口说，与刘向同，出《公羊》外”，以余上述之分析，云此皆董生之口说则可，云此出《公羊》外则不可，此正是《公羊》之本义，而康氏失察也。

今可为上述材料作一梳理，“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福与祸邻，莫知其门”，此中庆、吊为并列之辞，无先后之次序，无因果之关系，仅明“福与祸邻”之义，即表祸福双向相转之关系也；贾谊《鵩鸟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优喜聚门兮，吉凶同域”近之，与此皆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意，仅言吉凶无常、祸福相转，其言“莫知其门”，是有消极无奈之意在其中，而未做深刻之探讨，故列为下卿之语。

《说苑》云“福生于隐约，祸生于得意”，《繁露》云“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诫子歆书》云“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报”，又云“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似此皆能察其本末终始，是有条理之言也。

《说苑》云“此得失之效也”，《繁露》云“此其效也”，此皆具史家理念也，即司马迁所谓“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其义非止于倚伏也。

论语曰“视其所以，察其所由，观其所安”，隐约、得意，是所以也，福、祸，是所安也，在门、在闾，是所由也。故公羊家以此语论《春秋》，刘歆以此语教子，盖勋以此语斥董卓。

故此中“贺者在门”表起祸之喜也，“吊者在闾”表因喜而起之祸也，“吊者在门”表生福之忧也，“贺者在闾”表因忧而生之福也，是此中贺、吊、门、闾之间有先后之次序、因果之关系也，故《诫子歆书》两处错引之以示其相异也，其所引者，殆董生之口说也，《繁露<竹林>》之文，则董生口说之笔录也，《说苑<敬慎>》之文则刘向剪裁董生口说之文本而编入者也。

盖勋《与董卓书》所引之“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当与刘向《诫子歆书》同源，出公羊家说经之文，以齐顷公之成败为本事，而非《荀子<大略>》中仪典告诫之文也，李贤此注不察本事之通贯而徒据字面之雷同，是失之也，若据此而言盖勋习《荀子》，则是复失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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