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儒•师儒

作者：李景林（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三月初十日壬子

          耶稣2024年4月18日

儒家的学说，以“教化”为根本。传统上“儒”和“师”常常联系在一起，故有“师儒”之说。

《周礼•地官•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贾公彦疏：“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以其乡立庠，州、党及遂皆立序，致仕贤者使教乡闾子弟，乡闾子弟皆相连合，同就师儒，故云‘联师儒也’。”宋初著名教育家胡瑗《松滋儒学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师儒”，承担着教育、教化的职责。周代学在官府，官师治教合一，而从“乡里教以道艺者”的职任来看，“师儒”的教育功能，与宗族乡闾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孔子所创儒学，乃由周代师儒制度发展而来（参阅葛志毅《儒学之渊源特质与荀子论儒》，载《大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其对社会教化的注重，与此亦有相当的关系。

“儒”，在孔子之前，本为有术、艺者之称谓。《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师”和“儒”，在这里是分而为二的。师，所重在德行；儒，所重在术艺。（参阅陈来《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载《现代哲学》2019年第３期）这“儒以道得民”的“道”，指的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或者“道艺”，偏重在知识技艺一边。前引《周礼》大司徒之职的“师儒”，其主辞是“儒”，郑玄谓“师儒”是“乡里教以道艺者”，与其说“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一致，其教的内容，偏在术艺一面。

孔子论“儒”，则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晏《集解》：“孔曰：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邢昺疏谓“矜其名”，即矜其“才名”。孔子此语，是有针对性的。子夏于孔门四科属“文学”，所长在文献、才艺。故能以“道”贯注于“术艺”者，为“君子儒”；而拘拘于“才艺”者，则只能是“小人儒”。孔子讲“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君子不器”（《为政》），又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强调以“道”（或德、仁）贯注于术、艺而为其本，斯为儒家之所谓“儒”。

孔子生当春秋季世，删定六经以为教典，开私学教化于民间，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其身份是“师”，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儒家重教化，儒者亦自觉肩负着“师”的责任，故亦以“师儒”自任。不过，儒家“师儒”的观念，虽源自周代，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儒家之“儒”，是“道”或“道统”之传的担当者，其作为“师”的职责，亦在于“传道”。韩愈作《师说》，对这个“师道”，说得最为明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为师者要“传道、授业、解惑”，可见儒家并不忽视知识技艺的传授。但这三者非平列的关系，其中“传道”一项，最为根本。无论贵贱、少长，能闻道、得道者，即可为“吾师”。这里的“师”，被理解为“道”的担当者，甚至可以说就是“道”的化身。《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以闻道、达道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形上学的根据。其所谓的“师儒”，与周官不同，乃以“师”“儒”为一体，儒者的“道义”担当，规定了“师”之所以为师的精神本质。

儒家的“道”，其内容即“仁义”的道德规定。《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小程子解释此“四教”之关系云：“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见《程氏经说》卷七）儒家的讲学和教化，与现代意义的教育不同，它不否认艺文或知识技艺的创作和传授，然其目标，却首在于德性人格的养成和信仰、价值系统的确立。儒家所秉持的这一“师儒”精神，是它能够将其教化的理念（“道”）落实于社会和民众生活，构成为每一时代活的文化和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以来，儒学的社会文化角色和思想学术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和大众生存样态的巨变，使儒学失去了其关联于社会生活的制度性依托。在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儒学的研究亦趋于学院化和知识化而与社会生活相脱节。与之相应，今天的教师，也仅仅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只负责传授专业知识、技能，而不再负有“传道”的责任。儒家及其思想，由此削弱甚至失却了它的教化的功能。

在中国文化当代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重建儒学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以使之成为一种活在当下的文化精神，乃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对此，传统儒学的“师儒”观念、讲学精神和经典传习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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