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一

——前言（1）《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廿五日丙申

          耶稣2024年6月1日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将之前的读书笔记做了初步校对以后，重新开始连载。不出意外的话，大概要连载一年多。这一版跟前面那一版相比，主要是修订了第一遍一些明显的错误，也校对修订了一些错别字。

当初开始第一遍的时候，我是自己边读边整理，一方面我是初学者，见解粗浅，另一方面也想着如讲故事那样，能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压根没有想过成稿啊出版啊这些事。所以，我的文字可能不够精炼，甚至用专业角度看大白话、口水话太多，这次修订，我尽量力所能及的将语言压缩一下，也给愿意看的各位朋友尽量节省点时间。

只是有点遗憾，以前的那个风格虽然啰嗦，但接地气，可能修订以后的，有点严肃古板无趣了——但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怎么可能兼得啊？

另外，有朋友曾推荐定名为《<春秋>三传比义》，李均宏老师建议定名为《<春秋>三传通释》，不过我觉得这些名字都有点张扬，所以还是没敢用。我给这些资料的定位是，适合《春秋》及三传的入门爱好者来读的文字，甚至中学生都能理解——所以，这个不是什么专业的学术书稿，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闲来无事消磨时间的产物罢了。我不奢望能出，如果有一天真意外出版，那也算如陈忠实先生当年说的，有一本在去世后能垫在头底的书了。

好了，还是不啰嗦了，就此开始新一轮炒冷饭吧……

《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这个问题放开了说，可以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文章来论述，这里我粗浅地谈下自己的理解。

春秋，既可解释为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季和秋季——由此引申出用“春秋”二字代指一年。也可解释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即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中的前半段。还可解释为一本书——即《春秋》。正是由于“春秋”二字可以指代年份，所以，大概在三千年前，鲁国史官按照时间顺序逐年记载的、以鲁国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一部书，就以《春秋》命名——其实不只是鲁国，当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也叫《春秋》的史书，但鲁国的这部《春秋》后来经过孔子修订以后传承了下来，成为中国传统儒家的重要典籍，所以后人提到《春秋》，一般都默认指的就是这部鲁《春秋》。这部书的记事方式也开创了中国史书体裁的一个重要派别，即“编年体”史书。《春秋》就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正由于《春秋》一书记事的时代，大致与东周前半段时间上相匹配，所以东周的历史在史学界习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被以“春秋”命名，后一个阶段即战国。

今天我们说的《春秋》一书，一般认为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记载的史料整理修订而成。所以严格说，《春秋》不是孔子原著，只是他对已有资料的修订整理。

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重视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了。得益于汉字的存在且其变化规律清晰可溯，我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甚至更早的历史也可以随着甲骨文的辨识而日益被了解。在孔子之前，史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位，掌握着客观记载国家大事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法干预。所以后世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一说，无论是齐的太史兄弟还是晋的董狐，之所以名垂千古就是因为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如实记载了史实。

在孔子以前的时代，修史是属于官方垄断的事，私人是没有资格来修史的。孔子修《春秋》，打破了官方修史的垄断权，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河。其后果就是历史事件既有官方正史的记载，也开始有稗官野史的记载，甚至有时候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此时后人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就比较费劲。不像孔子之前的历史，因为一件历史事件只有官方一种记述，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猜测，这种官方唯一话语权讲述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客观的史实——除非所有史官都是齐太史、晋董狐这样的人。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很尊崇礼仪。所谓的“礼”，在当时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处理各种事时要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没有修史资格的私人去修史，这显然是违反礼的——孔子自己也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他清楚修《春秋》的行为，是僭越——那他为何还要做这件事呢？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这段话意思说，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人在大野这个地方狩猎……这次狩猎捕获了麒麟，孔子叹息说：“我的‘道’走到了尽头了啊！（注：即他的主张到了穷途末路了根本没法推行）”……孔子说：“怎么办！怎么办！君子最担忧的就是死后没能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啊。我的主张没法实现，我能给后世留下什么啊！”于是就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一书，上起于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一共记载了鲁国十二个国君时期的历史。

这是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缘由的解释。孟子对孔子作《春秋》一事的起因有过更详细的解释，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可见，孟子认为，孔子虽然知道自己做了违反礼制的事情，但这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社会失去了正常的伦理秩序，在孔子看来，能让社会体系重归正轨更重要、意义更大。如何让社会重归正轨？孔子认为，就是“道”——即正确的行事标准和社会运行准则。所以，孔子要通过《春秋》的文字，阐述他认为的“道”、阐述他对社会治理的观点和看法，最后达到影响他人、影响社会的目的。

《春秋》是如何实现孔子这个目的呢？后人认为，孔子修订《春秋》，在记述鲁国史实的同时，文字上特意做了艺术处理，《春秋》虽然记事文字非常简练，但是每个字都很讲究，有着所谓的“微言大义”。所以后人就有“春秋笔法”一说，意思是文字不能只看表面的叙述，要琢磨文字后面暗含的意思。孔子就是通过这种春秋笔法，来传递他的思想。《春秋》除了记事记史，还隐晦地传递着孔子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臧否，塑造了一套孔子认为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评价标准体系。对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了一段话，他说：

周道废弛，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段话意思说，那个时候周王室开始衰微，周公此前制定的礼仪规矩，影响日益衰微。孔子当时在鲁国担任司寇一职。但是诸侯们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建议当政者听不进去，他的主张也难以实现。于是就把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按照自己的是非道义标准做了评判，以此希望作为天下人的行为准则。他之所以在这部书里贬低（行为不合乎礼法的）天子、斥责（不守规矩）的诸侯、声讨（胡作非为）的大夫，就是为了阐明正确的王道……孔子修订的《春秋》这部书，往大了说，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这样的古代圣王的治国理念，往小了说，讲明了为人处世的原则，分清了难以分清的事物，制定了是非的评判标准，让做事犹犹豫豫的人有了行事的准则，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贤良什么是不肖。保存了已经灭亡国家的文化历史，延续了已经要灭绝的家族世系，弥补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弊端，让已经荒废的好的东西重新得以兴起。这些都是先王之道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春秋》让人能明辨是非，所以有助于治理人民。要说能对社会起到拨乱反正作用的，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书了……如果做人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臣子不守臣子的规矩，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就会出现以下犯上。做臣子的不守臣子的规矩，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不守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都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有这四种行为的人，怎么批判惩罚他们都不为过。所以说《春秋》这本书，阐述的就是礼义的根本。

读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会感觉几乎整篇都在高度颂扬《春秋》。我猜有两方面原因，一者，《春秋》确实禁得起这样的表扬，尤其在司马迁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将《春秋》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两千年《春秋》的地位做了一个定论；另一方面，也不乏太史公夹带私货——毕竟《春秋》具有史书的成分，而太史公最大的心血也是著了我们熟知的《史记》。太史公对《史记》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恰如孔子对《春秋》的期待，都希望能做到教化人心，让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褒扬《春秋》其实也是在抬高自己的作品吧。

也正是因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所以孟子后来评价说：“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从孟子和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来说，似乎孔子修订《春秋》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就不好评价了——反正后世“臣弑君、子弑父”这样的乱臣贼子依然屡见不鲜。想来如果太史公地下有知，恐怕也只能对此叹息一句：“呜呼！惜乎《春秋》之义不行，致使天下乱臣贼子无所惧矣！”

正是因为后世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为了方便，后面我们就按照惯例直接称呼为《春秋》——有这样高的评价，后来《春秋》就被列为儒家的五经之一，所以《春秋》也叫《春秋经》。过去说“四书五经”也罢、“六经”“十三经”也罢，但怎么排，《春秋》都是“经”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称为《经》的要么作者是圣王贤哲——如《黄帝内经》的作者假托是黄帝、《易经》的作者说是周文王；要么是有宗教背景，如《金刚经》《道德经》乃至《圣经》《古兰经》。总之，能被称为“经”的典籍，其文字传递的理念，就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思想、道德乃至行为准则。

但一说起《春秋》，我们往往还会同时听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不仅仅会提到“经”，还会提到相对应的“传”。其实不仅是《春秋》，儒家的很多经典都是即有“经”又有“传”的，例如《易经》就有相对应的《易传》。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