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二年（3）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三日癸亥

          耶稣2024年6月28日

[春秋]秋，七月，纪（杞）侯来朝。

蔡侯、郑伯会于邓。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秋季，是个多事之秋，《春秋》一共记载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秋，七月，纪（杞）侯来朝。”来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在引述《春秋》原经时，《公羊传》和《榖梁传》作“纪侯”，《左传》则作“杞侯”。

这件事《公羊传》没关注。《榖梁传》解读如下：

朝，时，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数日以赂。己即是事而朝之。恶之，故谨而月之也。

“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数日以赂”，这就是直接说鲁桓公吃相太难看。“己即是事而朝之”，这句话里的己通纪，指纪侯，只能说纪侯此时来与这些事有关，但并未明确说他对这些事持什么态度。如果纪侯为此而来是表示祝贺鲁桓公新君即位，则“恶之”应该是表示夫子憎恶纪侯这样没有原则的举动；若纪侯为此而来是想如臧哀伯一样劝谏鲁桓公，则“恶之”应该是表示夫子认为纪侯憎恶桓公这一系列举动。

这段意思说，诸侯来朝见，一般只记载季度，为何这里要说明是哪个月呢？因为鲁桓公在内弑杀了先君，在外纵容了（宋国的坏人）作乱，并且为了这个跟齐僖公、陈桓公和郑庄公向宋国连续多次讨要贿赂。纪侯就是因此而来朝见鲁桓公。夫子憎恶此事，故慎重记下来月份。

秋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件事是“蔡侯、郑伯会于邓。”这位蔡侯，史称蔡桓侯（注：有名的扁鹊见蔡桓公，见的并不是他）。此前宋、陈、卫、蔡四国联军伐郑，到今天陈、宋都已经被郑庄公彻底搞定。卫国一度也已经搞定（注:不过在鲁隐公十年又跟宋国联手有过一次“入郑”和“伐载”的记录），只有蔡国似乎一直跟郑国没有和好的迹象。这次终于看到转折的苗头了。邓，杜预注释说“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则言下之意是蔡国一座城邑，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漯河市东一带；但如果是邓国，则是当时一个曼姓诸侯国家，封地有在今天的湖北省襄阳市一带，也有说在今天的河南省邓州市一带（注：这两地其实挨着），处在楚国和郑国之间。

《榖梁传》没有关注此事，《公羊传》释读说：

离不言会，此其言会何？盖邓与会尔。

离，通俩，古人有“二国会曰离”一说。两个国家会面不说“会”（注：按《公羊传》理论，似乎应该说“离”），为何这里用了“会”？大概是邓国也参与了吧。

按这里的观点，将邓与蔡、郑并列，则言下之意邓就是邓国。这次会议就是蔡、邓、郑三国与会。

如果是考虑应对楚国，邓国是楚国眼皮底下的小国，为了自保求助于郑、蔡，作为东道主发起这次会面，似乎也是合情合理。

秋季《春秋》记录的第三件事是“九月，入杞。”《公羊传》没关注这条记录，《榖梁传》只记录了四个字：

我入之也。

是我们鲁国攻入了杞国。

但鲁国为何会突然攻打杞国，留下一个疑问，暂且记住，后面《左传》有解释。

秋季《春秋》记录的第四件事是“公及戎盟于唐。”这条记录《公羊传》和《榖梁传》都关注。

再来看《左传》秋季的记录：

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

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九月，入杞，讨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

第一段交代杞侯来朝。杞侯来访，双方国君见面会谈过程中，杞侯对鲁桓公不敬，惹怒了鲁桓公。杞侯走了以后，鲁桓公就有攻打杞国之意——估计鲁桓公也有想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杀鸡给猴看来立威的意思。

杞侯为何会对鲁桓公不敬，这里没有交代。我善意推测，也许就是对《榖梁传》提到鲁桓公“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且索贿的行为看不惯，所以估计言语上就没客气——甚至我也愿意善意地认为，《榖梁传》里的“恶之”，就是我说的后一种情形，这样与《左传》这里的记录也能对应上。杞侯此次因为批评鲁桓公导致鲁桓公意欲伐杞，只能说，伸张正义有时候未必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但不能因此就纵容恶势力。

第二段交代邓之会。蔡桓侯、郑庄公在邓这个地方会面，是因为畏惧楚国（所以商量应对之策）。

楚国此时的国君是楚武王，从这个谥号就看得出此人热衷于攻伐征战。这一年是楚武王三十一年。能说蔡、郑因为畏惧楚国而开会讨论应对之策，说明此时楚国已经明确有了北上中原威胁到中原诸侯的迹象了。蔡国和郑国都是姬姓，又离楚国很近，因此畏惧楚国会出兵攻打他们，所以见面讨论应对楚国之策。

第三段是交代鲁国攻打杞国。九月，鲁国攻打杞国，就是为了讨伐之前杞侯对鲁桓公不敬。

综合秋季关于杞国的记录，我更倾向于《左传》的说法，七月来朝的就是杞侯，在引述《春秋》七月那条记录的时候，《公羊传》和《榖梁传》的“纪侯”应该是“杞侯”之误。

第四段，鲁桓公和戎人在唐会盟，进一步修好双方关系。

旧好，指的就是鲁隐公二年的“公及戎人盟于唐”一事。估计这次也是鲁桓公为了尽快稳定自己的统治，比照“外安诸侯”的思路而走的一步棋吧。

冬季，《春秋》只有一条记录，“冬，公至自唐。”这条记录，就是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会面的后续。《公羊传》未关注此，《榖梁传》解读说：

桓无会，而其致何也？远之也。

所谓“桓无会”，后面读《春秋》多了就明白，正常情况下，如果国君外出参加会议，回来后《春秋》有记录的话，以鲁桓公这次为例，则应该是这样的记录：

冬，公至自会。

但统计《春秋》会发现，终鲁桓公一生，他与其他诸侯有过二十多次会面的记录，却从没有一条“公至自会”的记录。

这段意思说，鲁桓公（所有与其他国君会面）没有类似的记录（注：即《春秋》特意记载返回的时间），这里为何特意写“致”（注：即《春秋》写的“至自”）？因为唐离得比较远。

《左传》冬季的记录如下：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

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雠（chóu）。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ǒu）曰妃，怨耦曰雠，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雠，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xíng）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

第一段对应《春秋》冬季的记录。爵，是饮酒的器物，舍爵，就是赐酒宴的意思；策是记录，勋是功劳，策勋就是记录有功劳的人及其功绩。说白了就是回来之后，搞个团建活动，总结表彰奖励有功人员。

这段意思说，鲁桓公从唐回来之后，去祖庙祭告了祖先。按照礼法，诸侯出行，要先去宗庙祭告祖先，回来之后，有饮至、舍爵、策勋等仪式，这是礼制。两个国君会面的话，往来的时间点都要记录下来，以示谦让。三个以上（注：参，通叁）国家，（如果是去别的国家）去的时候记录下会面的地点，（如果是别的国家来我们这）来的时候只说“会”，是表示我们主事。

这段关于“称地”或者“称会”的说法，似乎逻辑上有点不好理解。杜预说：“特相会，公与一国会也。会必有主，二人独会，则莫肯为主，两让，会事不成，故但书地。”意思说，两国国君会面的时候，必然有一个主事的，但彼此经常谦让，如果过于谦让则可能让这次会面泡汤，所以两个国君会面的时候，只记录下会面的地点，不必特意说谁主谁客。结合起来，对于三国会面的话“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就很好理解了，三国会面，去的话还是“称地”，不用计较谁是主事的。如果是来，则不用特意“称地”（注：因为地方就是我们鲁国），只需要说“会”就行了，因为大家也都清楚主事的必然是鲁国。

第二段起，还是讲述曲沃代翼。第二段是追叙往事。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条之役发生在晋穆侯七年。条，是古代戎族的一支，分布在今山西省运城县中条山北的鸣条岗一带。这次战争晋穆侯打了败仗。千亩之战，发生在晋穆侯十年，这次战争晋国取得了胜利。千亩，按杜预说法，在今天的山西介休市南。师服，是晋国的大夫。“嘉耦曰妃”的耦即偶，妃即配。“兄其替乎”的替，是衰微的意思。

第二段意思说，条之役那年，晋穆侯的夫人姜氏为他生下了太子，晋穆侯给孩子取名“雠”。千亩之战那年，雠的弟弟出生，于是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成师”。师服对此感叹说：“国君给孩子起名字还真是奇怪！起名字，必定要符合对一定道义的期许。道义，源于礼；礼，体现在处理政事上；而政事是用来端正人民行为的。所以政事成功则人民顺从，反之就会发生动乱。好的配偶叫妃，不好的配偶叫雠，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如今国君给太子取名为雠，给他的弟弟取名为成师，这是动乱将要开始的预兆，做哥哥的恐怕要衰微了！”

晋穆侯无意中给两个孩子的取名，在师服看来，预兆着两个孩子未来不同的命运。哥哥是嫡长子，法理上优先即位，弟弟虽然暂时取代不了哥哥，但因为哥哥名字不好弟弟名字好，预示着哥哥这一支此后要走下坡路，而弟弟这一支有逐渐取代哥哥这一脉的兆头。

第三段，讲述曲沃这一脉的发端。惠之二十四年，即鲁惠公二十四年。桓叔，就是前面提到的成师。靖侯，是晋靖侯，按《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晋靖侯去世后其子晋釐侯即位，晋釐侯去世后其子晋献侯即位，晋献侯去世后其子晋穆侯即位。

晋穆侯在位二十七年后去世，他的弟弟殇叔自立为君，太子雠出奔他国。殇叔四年，太子雠率自己的党羽袭击杀死殇叔自立为君，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晋文侯。

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即位为晋昭侯。晋昭侯元年对应的就是这里提到的鲁惠公二十四年，这一年是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自己的叔叔成师在曲沃，谥号为桓，即鲁隐公五年提到的曲沃桓叔。栾宾既然是靖侯之孙，则论辈分跟晋献侯一辈，是曲沃桓叔的爷爷辈人物。

师服所谓的“甸侯”，即甸服。《国语·周语》有“先王之制，邦内甸服”一说，韦昭注释说“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即周天子王城为中心方圆千里以内的诸侯都属于甸侯。“本既弱矣”的本，指法理上一直有国君继承权的一脉，俗称大宗。国君，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第三段意思说，鲁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内乱，因此把桓叔封在曲沃，晋靖侯的孙子栾宾辅佐他。师服说：“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大而枝叶小，因此才能巩固。所以天子分封诸侯建立国，诸侯分封卿大夫建立家族，卿设置侧室，大夫设有贰宗，士有以子弟充当的仆隶，平民、工匠、商人也各有亲疏，大家都有固定的等级。因此百姓甘心事奉上级，下级对上也没有什么非分的想法。如今晋国只是甸服中的侯国，却又另外建立国。国家的跟本已经衰弱了，又岂能够长久呢？”

晋昭侯封叔叔在曲沃后，师服能说“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说明曲沃桓叔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很大，曲沃一系此时的实力也非常强劲，隐隐是国中之国，已有与晋国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势。

第四段，讲述曲沃桓叔差点上位。潘父，是晋国的大夫，从这段记录看他做了曲沃桓叔的内应，里应外合发动了一次未遂的政变。鲁惠公三十年，晋国的潘父弑杀了晋昭侯拥立曲沃桓叔，但没能成功，晋人随后拥了晋孝侯——晋孝侯是晋昭侯的儿子。

第五段记录，讲述曲沃一系继续对后续的晋国中央政权发动攻击。鲁隐公五年已经解释了，曲沃庄伯是曲沃桓叔的儿子，按照《史记·晋世家》的说法，晋孝侯八年曲沃桓叔逝世，他的儿子鱓（shàn）继承了其位，就是后来的曲沃庄伯。陉庭，在今天的山西省翼城县东南，离晋国当时的首都翼不远。

第五段意思说，鲁惠公四十五年（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攻打翼城，弑杀了晋孝侯。翼地的人立了晋孝侯的弟弟，就是后来的晋鄂侯。晋鄂侯生了晋哀侯。晋哀侯侵没陉庭地方的田地。陉庭南部边境的人引导曲沃讨伐翼城。

这一年的记录到此结束。鲁隐公五年和六年，《左传》已经讲过一些曲沃代翼的事，讲述到晋哀侯即位时提到晋鄂侯奔随后被嘉父迎回居于鄂。不过《左传》此处明确说了晋鄂侯是晋孝侯的弟弟，但按照《史记·晋世家》的说法，晋鄂侯则是晋孝侯的儿子。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时曲沃一系的最高首脑已经不是曲沃庄伯了，而是他的儿子曲沃武公，来年我们就能在《左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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