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秉元 主编《新经学》第十一辑出版暨编后记

书名：《新经学》第十一辑

主编：邓秉元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8

【目录】

学术遗札

张尔田与陈槃书（九通）  锺淇名整理

经学义理

没有鲲鹏的逍遥游  劳悦强

观象思维的早期形式——以方位、算术与音律爲中心  邓秉元

《复性书院讲録》述义  余一泓

经学历史

近代“经”名释义研究述论  肖朝晖

康有爲孔教论中的今古文张力  毛朝晖

钱穆与康有爲经学“剽窃”案  吴仰湘

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形成史论  许超杰

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的蒙文通  郗方园

圆桌会谈

根本六经，洞明心性——锺泰与《锺泰著作集》   刘海滨、锺斌、张文江、吴格、傅杰、顾铮、陈贇、邓秉元、黄德海

杨儒宾先生随笔

悲欣交集与欣慨交心——弘一与陶渊明

刘静窗与漩澓学

编后记

稿约

【编后记】

在今年四、五月北大儒藏中心与浙大马一浮书院相继举办的两次学术会议上，主办方都邀请了北大数字人文中心的学者演讲，介绍该中心经学文献智能分析系统的相关工作，标志着近期在全世界掀起巨大波澜的AI技术，已经在经学领域公开亮相。经学研究的新变成爲与会学者的焦点话题之一，此前还在纠结经学是否应该变化的声音已经很少听到，当下的问题则是经学将会如何变化。就目前的基本态势来看，近几十年随着网络时代兴起的，已经对人文学术研究産生深刻影响的E考据，显然即将发生更新迭代。不仅文献材料的获取会更便捷，文献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等等，也将在大数据面前一览无遗，并由此滋生出无数课题。学术研究本来便是对宇宙观象，在由大数据所建构的这个超级水晶球内，无尽的草蛇灰线隐伏其中。未来的历史研究可能首先考验的是如何向AI发问，在各种有意无意、甚至可能是游戏的发问中，如何産生真正合理且具有深度的学术问题？作爲传统学术新变的一种可见形式，AI技术与文献研究的深度结合必将在学界引起深刻的变革。有些学者甚至引用胡适的说法，重提“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愿景，对传世文献的历史研究被重新定位在文明史的维度。

当然，实际情形可能远爲复杂。就经学来说，尽管对既有文献及学术史的研究永远构成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甚至历史反思本身也会引生对未来的思考；但真正的新变显然不能止步于历史回溯。与印度、希伯来、古希腊等知识体系一样，作爲常道的经学本来便是精神在不同生存境遇之下的因时变化，历史的回溯尽管仍是面向未来的基础和前提，却远非最终归宿。经学范式的真正转变，依然有赖于内圣与外王两个方向的不断开掘。

不宁唯是。自民初以来，对国故的整理固然早已成爲文明再造的途径之一，但在二十世纪却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效应。历史研究既未像章太炎所期待的“用国粹激励种姓”，也没有像钱穆所说的保持对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恰恰相反，主流的历史研究常常意在“打鬼”式的自我否定。这些研究在学术上见仁见智，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汉儒所说的“百家皆务于治”似乎最终未能幸免，当类似观念与严苛的权力结构结合之后，文化园地的五彩缤纷便很快成爲弥望皆是的黄毛白苇，终至寸草难生。经学传统被简化爲“大盗”与“乡愿”的结合，在各种西洋政教面前，显得一无是处。在“矫枉必须过正”的声浪之中，学者早已忘记孟子那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的古训，爲达目的不计手段，似乎经学一倒，则万事皆好。

二十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显然没有达到自身的预期，知识体系意义上的经学已被肢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早已荡然无存，但秦政的幽灵却爲何挥之不去？马克思那句“死的拖住活的”，成爲不少学者无奈之中的口头禅。也许是“反者道之动”吧，最近若干年来，逐渐复甦回潮的传统经学却可能陷入另一极端。在“文明论”的喧嚣声中，传统中一些扭曲的因素反而得到强化。本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人类作爲同一物种，脱胎于同一浑朴的精神结构；但随着德性与知性两种普遍性思维的自觉，早期人类族群发生了复杂的分化，逐渐形成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文明形态。这是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最大事件。尽管文明一体化的努力从未销歇，但在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之前，始终受制于人类对物质世界控制能力的贫乏，总是难以成爲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晚近所谓全球化，不过是人类文明再一体化的最新形式。在这一时期，正是由于科技、商业与资本的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纔在观念之外建立起具体的血肉联系，人类精神的重新一体化确立了前提。从这个角度而言，文明分立时代的不同形态，毋宁说祗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表现形式，近代以降，在激烈的文明冲突背后，乃是文明融合的新的契机。假如我们把轴心时代以前人类文明由一体走向分化的过程称爲“第一期文明”，把轴心时代以后东西若干文明的分立并峙视爲“第二期文明”，那麽十五世纪以后人类社会新的一体化进程，便意味着“第三期文明”的开啓。时下许多人对文明冲突的强烈感受，不过是因爲我们正处在文明融合所必不可少的碰撞之中。

当然，科技与工业革命尽管爲人类文明的重新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却并不表明这种一体化能够自然地达到理想状态。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主因都是源自欧陆文明本身的某些“僵化的一体性”因素。在欧陆文化中，知性思维一旦失去对天道的敬畏，并由此陷入“致命的自负”，便难免与中土文化墨法两家的尚同和师心自用殊途同归。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文明内部都内嵌着重返野蛮的因素，人类社会假如要重新走上正轨，便必须对类似的精神结构加以克服。这就是《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我曾经多次讨论，在孔子的大同与墨子的尚同之间，其实隐含着孟子所说的义利之辨。所谓“僵化的一体性”，便源自事物自性（也就是事物之利）的自我膨胀，当这种膨胀超出了应有的边界，开始把他者之利也吞噬其中的时候，便无疑爲其他生命乃至宇宙统体带来灾难。这其实也是公羊学所谓“大一统”与秦政“一统”之间的差别所在。对于儒家来说，真正的一统乃是“以元统天”，即“以仁统天”，而与法家那种主要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的“一统”或“统一”根本有别。在中国历史上，建立在周礼基础上的西周分封体制，代表着“以元统天”的现实形态，并成爲后世对王政的基本信念。西周以后虽稍显逊色、但却仍然能够维系文明基本底线的便是春秋时代与汉、唐、宋，而元以后则大体是秦政的复归。周政、秦政、汉政与春秋霸政，大体可以作爲传统政体的几个范型。从人类发展的现状来看，二十世纪以《大西洋宪章》爲基础所建构的新的世界体系，大概勉强与春秋时期的霸政体制（≠“霸权主义”）在精神原则上旗鼓相当。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固然维系着人类文明的基本尊严；但就最近若干年欧美社会左右两派的冲突、乃至晚近的大国博弈来看，面对“无差别的平等观”与“僵化的一体性”两种精神的同时挑战，其内部同样隐含着深刻的危机，祗不过这一危机还远没有达到文明衰落的程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对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相对）的捍卫与维系，是对当前人类的最大考验。

也正是因此，爲了葆存文明自身的活力，人类必须作出抉择：在文明的重新一体化已经无可避免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建立起怎样的一体性？“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王政之所以法天，便是因爲在天道的于穆变化之中，同时维持了开放性（辟）与一体性（翕）两个基本要素，翕辟成变，这纔是宇宙的生机所在。所以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晚近以来，尽管“多元一体”早就是广爲流传的口号，其内涵却有待推敲。姑且不说“多元”与“一体”在语义上本来便存在矛盾，假如以传统夷夏之辨爲视角，那种自外于人类文明一体性的所谓“多元”，尽管打着“文明”的旗号，却不过是文明的对立形态。文明的存续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如何捍卫“开放的一体性”，以维护不同精神的自由生长，无疑是当下人类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一。

邓秉元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