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思想体系创建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来源：“当代儒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初七日丁丑

          耶稣2024年7月12日

“生活儒学”思想体系创建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2024年7月8日，“生活儒学”思想体系创建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成功举行。会议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当代儒学》编辑部联合主办，《当代儒学》编辑部承办。来自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位学者与会发言。

会议伊始，吉林师范大学孙铁骑致辞。他指出，黄玉顺教授创建的“生活儒学”作为一种当代儒学理论形态，积极回答了哲学的时代之问，打开了中西哲学互通的理论视域。迄今历经20年的发展，一批以“生活儒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成果相继产生，形成了“生活儒学”学派，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和思想创新。

第一场研讨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骄键主持。安徽师范大学刘宏指出，生活儒学理论是对传统儒学思维方式的革命，它以生活本身为思想原点和归宿，开启本源生活的思想视域，突破了传统儒学以某种先行理论或观念为前设的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方法论，生活儒学主张“在生活并且去生活”，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具体地“去生活”，这其实需要从工夫论领域上进行理论推进。兰州大学杨虎从两方面对“生活儒学”的思想效应加以说明。一方面，生活儒学作为一种具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并非泛泛的“参考对象”，而是吸引众多学者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言说对象”，这在当代中国哲学界无出其右。另一方面，在生活儒学的后学中，已有学者从不同论题、层面和切入点出发的理论建构，他们整体上都受到生活儒学的巨大影响，可以看作是生活儒学思想的展开。南京大学张小星从诠释学领域讨论了“生活儒学”的方法论属性。他认为中国诠释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从传统诠释学形态转化为当代诠释学形态，“生活儒学”提出涵摄“情实”与“情感”的“情境”观念，是一种“存在论诠释学”的思想视域，由此可以重新审视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以及当下的诠释活动、诠释实践、诠释现象，从而建构新的诠释学理论，他称之为“哲学训诂学”（Philosophical Exegetics）与“情感诠释学”（Emotional Hermeneutics）。山东大学郭萍认为，“生活儒学”批判地继承了现代新儒学立足儒学传统“开出”现代价值的理论旨趣，它一方面是溯源开新，以本源生活为形上本体奠基，重建适合于现代生活的形上本体；另一方面是提出“超越本体论”，为克服传统儒家“臣属”地位打开理论途径，意欲突破传统儒家圣王合一的观念。但同时，“生活儒学”仍然面临着知识与伦理能否归于一本的问题；而重建神圣超越之天是否积极引导圣与王的职能分离，则是一个必须由实践来检验的问题。

第二场研讨由南京大学李海超主持。吉林师范大学孙铁骑指出，“生活儒学”将“生活”作为追溯孔孟儒学的本源，突破了现代西方哲学及现代儒学研究中的形上学视域局限。从冯友兰的“新理学”到蒙培元的“情感儒学”，再到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三代学人虽各有主题、各成体系，但皆是对儒学本真宗旨的回溯与再造。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何晓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提出“生活儒学”至少参与了三种意义上的“情感升格运动”，即儒学史上的“情感升格运动”、“情理学派”中的“情感升格运动”和“中国哲学”诠释中的“情感升格运动”。生活儒学以“情感”为奠基性观念，使其成为“情感升格运动”中最前沿的成果之一。重庆理工大学郑建钟从功夫论和实践论角度，论述生活儒学的思想特点。他认为，儒学现代转型中的功夫论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将儒家的功夫阐释为“精神修炼”，二是“修炼与践行”并行，三是儒家的“实践哲学”。在第三阶段，黄玉顺提出现代人应当如何“做功夫”的问题，对传统儒士大夫“格致诚正”的修身功夫进行现代转化，推动“公民儒学”的转向。山东大学博士生王硕认为，儒学分期的精髓在于分期学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他指出，黄玉顺的儒学分期方法正是基于其“生活儒学”的基本精神，黄玉顺的儒学分期论和前人不是一个思路，突出了“现当代”是“观念层级”巨变的时代。

第三场研讨由吉林师范大学孙铁骑主持。南京大学李海超以“生活儒学理论家族”为透镜，对情感主义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情感主义之所以为情感主义，就是因为在某一论域内情感在最关键的层面和环节发挥着根本性作用。“生活儒学”理论家族的话语中就蕴含着情感的机缘性作用，即“情缘”。承认情缘具有优先性地位的哲学，就属于“情缘论”。因此，情感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情本体主义，一种是情本源主义，只有后者能超出具体领域，使情感主义成为基础哲学。东北大学何刚刚分析了“生活儒学”知识论建构的逻辑进路。“生活儒学”认为知识不具有完全的自明性，并且意识到情感并非仅在知识形成阶段对其有所影响，也参与到了知识与社会间的微观互动机制中。同时，生活儒学的知识论亦有待拓展，如当代认识论的建构应该纳入近现代认识论所出现的新论域，如何对于当下所涌现出的新问题进行整合，为认识论开拓新的论域也是一项迫切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一川以“生活儒学”为视域，指出冯梦龙建构“泛情论”思想的目标在于从形上学到形下学对程朱理学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点明冯梦龙情理思想的命题在于“情感的自律”“理本身即情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之理的成立在于情的奠基”。

第四场研讨由安徽师范大学刘宏主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骄键以“生活儒学”为基点，重点探讨了儒家面对道德困境时的基本态度，并尝试提出“情有可原”的“情义伦理”。他认为“情有可原”之“情”包括生活实情和仁爱情感。这意味着在道德困境中只要本着仁爱之心，从个人实际生活情境出发，达成一种有限的普遍共识后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在道德困境中加入是否“情有可原”的考量，既避免了对绝对普遍道德行动法则的追求，也避免了对人的过高道德期待。南京大学博士生王培坤在生活儒学的“新礼教”视域下追溯中国的“归家”思潮起源。他指出，新文化运动依据“生活实情”的变化率先扬起解构“旧家礼”、建构“新家礼”的旗帜，确立了“现代家礼”的基本原则和模式，率先揭示了“现代家礼”对塑造“现代新人”的积极意义。新文化运动对家庭应该在根本上奠基于家庭成员之间仁爱情感的论述，其可以归结为“无恩”“非孝”“有爱”。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吴越强以“生活儒学”的超越本体论为视域，讨论儒耶之间超越观的区别。程朱理学的超越观反映了儒家外在神圣超越者不断消融的过程，而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理论中外在超越者在理论层面被不断“强化”。山东大学博士后张道奎探讨了“生活儒学”的历史哲学。原创时期的形上学建构启示着我们如何在当下的生活本源上重建形上学，现实生活感悟的历时形态构成了儒学的历史分期，“生活儒学”视域下未来政治生活样态的可能性是“共和儒学”。

最后，兰州大学杨虎总结指出，生活儒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效应和很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目前与会者对“生活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解与研究尚浅，有待不断深化和推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