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十七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初九日己卯

          耶稣2024年7月14日

[春秋]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cuǐ）。

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卫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鲁桓公十七年，公元前695年。

本年《春秋》所有记录《公羊传》都没有关注，只有《榖梁传》和《左传》对少部分做了解读和补充。

春季，《春秋》有两条记录，一是“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黄，杜预注释说“齐地”，杨伯峻先生认为在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一带。不过这条记录，《榖梁传》也没关注。

春季的第二件条记录是“二月，丙午，公会（及）邾仪父，盟于趡。”——不过三传引述《春秋》时这条记录略有差异，《左传》用的是“会”，《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及”。“会”还是“及”，按照此前的说法是有差异的。趡，杜预注释说是“鲁地”，杨伯峻先生认为在今天的山东泗水县和邹县之间。这条记录，《榖梁传》也没关注。

《左传》春季的记录如下：

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齐、纪，且谋卫故也。

及邾仪父盟于趡，寻蔑之盟也。

第一段交代黄之盟。这三个国家在黄地结盟，主要讨论了两件事，一是化解齐国和纪国之间的矛盾，二是讨论如何应对卫国内乱。

这次会盟，貌似表面上促成了齐、纪和解，应该是齐襄公口头给了自己的姐（妹）夫鲁桓公一个面子，同意暂时与纪国友好相处。

卫国的事情，其实跟鲁国和纪国关系不大。因为一来鲁、纪两国跟卫国关系谈不上有多亲近。纵观此前《春秋》记录，鲁国跟卫国发生关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匹配着宋国，可以说卫国其实每次都是以宋国盟友的身份出现的，鲁国唯一一次欲图单独约见卫君还是鲁桓公十年 “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这样尴尬的事情。二来卫国跟鲁、纪两国都不接壤，内乱对这两国没什么影响。三国之中只有齐国会关心卫国，因为出奔的卫惠公，此时此刻还在齐襄公庇护之下。齐襄公此次能愿意给鲁桓公面子暂时放纪国一马，我估计提出的条件十有八九就是后续如果齐国对卫国有什么举动，鲁国和纪国要支持齐国。随着黄之盟的结束，困扰鲁桓公很久的齐、纪纠纷，终于可以暂时放一放。

第二段交代鲁、邾的趡之盟。这次会盟是为了重温当年两国的蔑之盟——蔑之盟，还是鲁隐公元年的事情，到这时候快三十年了，如果真是重温那次会面之谊，确实间隔的太久了。不过也不是不可能，毕竟那次蔑之盟的参与人邾仪父这次也出现了，而且蔑之盟后，鲁国和邾国之间多次发生矛盾，鲁隐公七年、鲁桓公八年，双方都有战争记录。直到鲁桓公十五年夏天，随着“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关系才有所缓和。这次会盟，如果想真的表示一下双方摒弃前嫌重温旧好的话，上溯到鲁隐公元年那次会盟倒也是说得过去，因为可以佐证双方长久以来有着友好相处的历史渊源——虽然那次会盟的结果，《榖梁传》当时就评论说“不日，其盟渝也”。

夏季，《春秋》记录了两件事，一是“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郎）。”开战的地方，《左传》和《公羊传》都说是奚，按杨伯峻先生注释，在今天的山东滕州。《榖梁传》说是郎（注：如果是此前反复提及的“郎”，就不在齐鲁边境。我看资料有考证说《榖梁传》这里应该是“郋（xí）”，如是，则与奚同音，与郎字形相近）。

《左传》夏季的记录跟此事有关：

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这次齐鲁之间发生战事，是因为边境上起了冲突。当时齐国人侵犯鲁国边境，守卫边境的官员报告此事，鲁桓公说：“边疆的事情，谨慎地守卫我们这一方，以防万一。只要我们尽力做好防备了，真有战事发生，就正常迎战，有什么必要来报告的？”

鲁桓公这话说的很大气，面对战事轻描淡写，尽显雄主风范——不过，正月才跟小舅子会盟，五月两国就起冲突，有点尴尬啊，所以杜预注释到此的时候说了一句“齐背盟而来，公以信待，故不书侵伐。”也是责备齐国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对。不过注意到《春秋》此处用了个“战”字，按照前面的理论，似乎结局有点打脸么。果然，《榖梁传》就啪啪打脸鲁桓公：

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说明这条记录之所以记录下来，因为虽然战场上败了，但是鲁国有道义上的优势。对内一般不记录打了败仗，凡是能记录的败仗，都是选那些确实可以记录的。这条记录之所以没有说鲁国方面率领军队的人，就是因为我们败了，不说明是谁“及”，是表示为鲁国避讳。

《春秋》夏季记录的第二件事是“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蔡桓侯封人去世了。不过这条记录三传都未关注。

秋季，《春秋》的也是记录了两件事。一是“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癸巳，葬蔡桓侯。”秋季八月，蔡桓侯的弟弟从陈国回来，癸巳，安葬了蔡桓侯。但这里出现两个疑点，一是蔡桓侯去世后继承人的选择，为何选择了此前客居陈国的弟弟回来，而不是自己的儿子继承？蔡桓侯的弟弟之前能客居陈国，并且在蔡桓侯去世后才能回来，则大概率是之前无法在国内立足。结合《榖梁传》前面说的“自陈，陈有奉焉”，这次回国即位，是不是有什么我们明面上还没看到的事情呢？二是蔡桓侯六月丁丑卒，八月癸巳葬，满打满算三个月，明显是葬期提前了。按照此前《公羊传》的说法，“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为何要急匆匆下葬呢？没有看到相关的解释资料。只能猜测可能围绕新君的选择蔡国内部也是发生了一番斗争，最终妥协的结果是这位客居陈国的弟弟回来即位，所以蔡桓侯被匆匆安葬。这位蔡季名献舞，史称蔡哀侯。

另外，此处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春秋》一共有七条蔡国国君的葬礼记录，只有此处对于蔡桓侯的称呼是“侯”，其余六位都是以“公”称呼。杜预认为“称侯，该谬误。”即这里写错了。

关于这条记录，《榖梁传》解释说：

蔡季，蔡之贵者也。自陈，陈有奉焉。

这位蔡国先君的弟弟，是当时蔡国身份尊贵的人；《春秋》特意强调他“自陈”，是指他能回国后面有陈国人的支持。

秋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件事是战争，“及宋人、卫人伐邾。”二月分鲁桓公跟邾仪父才在趡会盟，并且信誓旦旦表示是寻当年的蔑之盟。结果半年就翻脸，比那次蔑之盟的“渝盟”还快。不过这条记录《榖梁传》未关注。

《左传》秋季的记录如下：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陈。秋，蔡季自陈归于蔡，蔡人嘉之也。

伐邾，宋志也。

第一段解释蔡桓侯的弟弟能回国即位，是蔡国人主动请求的，而且蔡国人对这位新君很推崇。

我前面提到为何是弟弟不是儿子即位的这个疑惑，杜预在注释《左传》到此的时候，解释了一下，说：“桓侯无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内得国人之望，外有诸侯之助，故书字。以善得众，称归以明外纳”。认为蔡桓侯无子所以蔡哀侯得以即位。季是这位新君的字，《春秋》称字表示认可蔡哀侯。《春秋》这里用“归”，是说明有外部势力协助他。

第二段解释鲁国为何攻打邾国。这次攻打邾国，不是鲁国的本意，是宋国的意思。

邾国跟宋国的矛盾，可以追溯到鲁隐公五年，由于“宋人取邾田”引发的战争。这次宋国又挑事欺负邾国，天生同情弱小的我看到此处真的觉得挺讨厌宋国和宋庄公。

冬季，《春秋》唯一的记录是“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榖梁传》对这条记录解读说：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对比一下之前《春秋》明确是朔日的一条日食记录，是鲁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就能更好地理解《榖梁传》的解读。意思说，《春秋》在这里虽然注明了是“朔”，但并未说具体是哪一天，是因为“食既朔也”。既，在涉及日食的时候，《公羊传》和《榖梁传》都认为是“尽”的意思，则“食既朔也”是“食尽朔也”，即表示“这次日食尽在朔日当天”。

《左传》冬季的事情记录如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dǐ）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wěi）。

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第一段记录是对于日食事件的解释。日官、日御，杜预注释说“日官、日御，典历数者。日官，天子掌历者，不在六卿之数而位从卿，故言居卿也。厎，平也，谓平历数。”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实际含义即日御负责把天子确定的历法逐层颁行天下。这段意思说，这次日食之所以《春秋》没有记录日期，是史官的失职。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的身份相当卿，主要职责是计算历法，这是礼制的规定。日御要及时把日官推定的日历在朝廷上授给百官。

第二段讲述郑昭公之死。此处的郑伯，指郑庄公。高渠弥，在繻葛之战提到过。公子亹，是郑庄公的儿子——至此，当初祭仲劝谏公子忽与齐国联姻时说的“三公子皆君”都应验了。

第二段意思说，当初郑庄公想要高渠弥做卿，郑昭公（注：严格讲当时应该称“公子忽”）不喜欢高渠弥，所以反复劝谏郑庄公，但郑庄公没有听从。郑昭公即位之后，高渠弥害怕郑昭公要杀了自己，于是在辛卯日弑杀了郑昭公，立了公子亹。

第三段记录，借君子之口评论此事。高伯，即高渠弥。“复恶己甚矣”的复，杜预注释说：“复，重也。本为昭公所恶而复弑君，重为恶也。”意思是高渠弥之前被郑昭公所厌恶已经是得罪了郑昭公，如今又弑杀郑昭公属于再次加重自己的罪行。

君子评论说，郑昭公对自己所厌恶的人可谓看得很准啊。公子达说：“高伯恐怕将来难免要遭杀身之祸吧？他加重了自己的罪行，做得太过了啊！”

高渠弥为报复而弑君，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这样的人一般不可能有好下场，所以公子达才说他“其为戮乎”——虽然史书没有记载这位公子达具体是谁，但他的预见还是非常准的。其实不是说冥冥中有天意有报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事物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高渠弥弑君，违背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必然会遭反噬，只是迟早而已。按之前的经验，凡是《左传》提到这种事前带有语言性质的论断，事后往往会应验，后来高渠弥的结局也确实如公子达所预言的。

君子虽然认为“昭公知所恶”，但我觉得郑昭公还是妇人之仁，既然看得准，即位之后就应该撤换掉高渠弥，而不是留着在身边埋下祸害以至于自己死于高渠弥之手。

考虑到此时郑国还有一位权臣祭仲，所以单独说此事就是高渠弥一己之力促成，似乎不大可能。按照《史记·郑世家》的说法，这次政变就是祭仲在事后与高渠弥达成妥协，共同拥立了子亹——有点像后来的李斯与赵高妥协，拥立胡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