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的典范意义

作者：朱汉民

来源：《中国文化》2022年第54期

悠久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世界贡献了许多杰出的成果，中国传统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在诸多的中国传统教育成果中，书院是其中最杰出的优秀典范。中国书院不仅仅鲜明体现了人类文明追求、传承知识与道德的普遍性价值，尤其集中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人文理想、历史经验、教育实践，代表了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独特模式。

书院成型于两宋时代，它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精华的集中体现。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两宋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华夏文化的登峰造极，是她成功地吸收和发展上千年历史文化的结果；而作为宋代文明成果的书院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典范，也恰恰是其继承弘扬数千载华夏文化的结果。

一  宋代书院传统的溯源

中国书院成型于两宋时代，但它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无论是书院精神，还是书院制度，均是悠久中华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我们完全能够在两宋之前找到更为久远的文化之源。譬如，关于书院制度的来源问题，学界一直存在多种看法：有人将书院渊源追溯到魏晋隋唐的佛教禅林，而另有人追溯到汉代的精舍或太学，还有人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讲学或稷下学宫。其实上述这些说法不无一些道理，但任何一种说法均有一些片面。仅仅对中国书院作某种单一特质、简单比附的溯源，不能够充分说明书院的文明典范意义的。对中国书院文化溯源，应该有一个“华夏文明之演进”的整体思考，这样，就既可以找到书院精神的中华文化传统之源，也可以找到书院制度的中华文化传统之源。

首先溯源书院精神的中华文化之源。中国书院虽然成型于两宋时代，但是却集中了上千年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理想，集中了中华民族在千年历史中的政教理想、教育实践。自两宋士大夫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出书院之后，书院竟然能够一直保留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的发挥重要作用达一千多年，并成为中华文明的杰出典范。这些原来并不起眼唐宋民间书院，为什么可以承载这么悠久而厚重的精神理念、文明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早熟的人文精神传统，中华先贤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摆脱对神灵的崇拜开始具有清醒的人文理性。当其他民族和文明仍然在精神上完全依赖神灵时，中华民族发现了人文理念的强大力量。西周先贤在历史剧变、朝代更替的大变革中，思考人和天的关系，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周人发现不能够完全依赖神，而是要有人文自觉，以德配天，其实这就是中华文化史上最早的“人”的觉醒，表达出中华民族执着的人文精神追求。此后，中华先哲开始依靠人文理性来思考和解决个体精神成长、家国秩序建立、天地宇宙和谐的重大问题。中华先哲认定理想世界的建立，离不开“人文化成”的教育。孔子、子思、孟子等人就是在西周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追求师道精神、建构中华政教形态的儒家学派。

朱汉民《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历史上很多中外学者，往往把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称之为“儒教文明”，类似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等以宗教为精神支柱的文明形态。从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是儒学而言，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指出，“儒教文明”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无论是从儒教文明的历史衍化来考察，还是从儒教文明的实存形态来分析，均会发现所谓“周孔之教”的“儒教”，其实主要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文化是从中华文明中生长出来、同时又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恰恰在于其独特的以教育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文化形态。儒家学派确立的价值体系、文化形态为什么会以教育为核心内容？“儒”直接起源于从事教育职官的“司徒”、“师儒”。《周礼》记载了履行教育职能的“司徒”、“师儒”之职，如《周礼·天官·大宰》中有“师儒”的官职规定，包括“以贤得民”、“以道得民”教化。郑玄也注释“师儒”为“有德行以教民者”、“有六艺以教民者。”[2]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解释儒家的来源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3]孔子作为创立儒家学派之师，他所信奉最高的“道”，其实就是儒家原本作为“师儒”身份而信奉的“师道”。

所以，儒家创建者孔子不是能够预言未来的“先知”，他不会是宗教领袖，而是实践“师道”的普通人师。《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夫子自述，他只是一个“十五有志于学”的好学之士，是一个一辈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者。而且，早期儒家的思想追求就是所谓“师道”，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主要是以“师”的身份传承道、实现道，并将教育目标看作是“道”的实现过程，即《中庸》所说的“修道之为教”。在人文理性居主导地位的儒家经典体系中，《周易》的“神道设教”，最终必须落实于“人文化成”的师道。要而言之，中华文明主体的儒家之教的使命，就是希望通过教育而建立一个合乎“道”的理想世界。这一“师道”精神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和谐家国与大同天下。可见，儒教的“教”，其实就是指儒者以“师”的身份而达到化成天下目标的教育活动。

“儒教”也有自己的经典，即《六经》与《四书》。但是，儒家这些经典都不是上帝的训谕，而不过是实施人文教育的书本。《六经》原本是三代先王之政典，由朝廷保留下来作为王室贵族子弟学习先王治理经验之用，而司徒之官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也离不开以这些政典为范本的教育活动。所以，春秋时期官学废弛以后政教分离，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目的是在民间复兴西周礼乐之教，故而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儒家士人教育的人文教本。这些教本承载了儒家人文之“道”的理想，故而被他们尊之为“经”。另外，儒家的《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更加鲜明体现出儒家人文教育的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均是作为传授学业的老师而尊称为“子”，其弟子将老师的讲学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就成为《论语》、《曾子》、《子思子》、《孟子》等儒家子学著作。宋儒将这些典籍合集而重新注释，将其命名为《四书》，《四书》成为宋儒教育人、培养人的核心经典。宋儒认为《四书》是承载儒家“道统”的经典，其实它们本来不过是宋儒实践成人之教的教本。

还应该指出的是，儒家并没有把教育仅仅看成是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手段，而是进一步从人的内在潜能挖掘、自我人格的完善来探讨教育的本质和作用。孔子强调教育首先应该是自我教育，他将教育看作是受教育者的“为己之学”；孟子认为教育首先需要启发自我潜能，他将学习理解为一种“自得之学”。所以，在儒家的教育理念中，均包涵着发展个体人格、弘扬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精神。孔子的教育理想是“成人之教”，他的所谓“成人”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即包涵着个人在智、仁、勇以及文化素养、综合素质均得到全面发展。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所谓“成人”其实也就是理想人格的“君子”、“圣贤”。总之，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思想包涵教育对个体全面发展的促进。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一派，至西汉实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之后，儒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思想，儒家在国家政制、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但是，后代许多儒家士大夫发现，他们的师道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因为两汉经学关注的是“王制”，加之在朝廷的主导下经学已经被改造成一种霸王杂之的政治儒学，而宋儒追求更加纯粹、更加重要的“王道”。对儒家士人而言，经学与经典教育衍化为一种章句之学、利禄之途，完全背离了早期儒家的“初心”。到了唐宋变革之际，当儒家的主体精神得到张扬时，宋代儒家士大夫意识到“王道”的实现必须首先以早期儒家“师道”的实现为前提条件，他们开始呼唤孔孟的师道精神，希望恢复早期儒家的政教理想。后来人们赞誉的书院精神，其实就是他们希望复兴的孔孟儒学的师道精神。

如果说追溯书院精神源头，应该追溯早期儒家“志于道”的师道精神的话，而要追溯宋代书院的制度源头，则应该探讨一千多年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宋代书院，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包括先秦私学争鸣、汉儒精舍太学、魏晋竹林清谈、隋唐寺院禅修，等等。作为一个教育组织机构，特别是作为一种士人、士大夫自由讲学、研究经典、学术辩论、修身养性的独特文化教育组织，宋代书院其实是千余年来教育形式不断发展、积累的结果。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成功讲学形式，在宋代书院这里似乎都可以找到。先秦以来，中国学术史、教育史曾经经历过几次重大历史变革。人们经常讲到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学术史变革，往往是既包括学术思想、教学内容的演变和发展，也包括教育制度、教学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而后者恰恰是书院制度的渊源。

朱汉民《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

先秦诸子的思想内容是儒、墨、道、法、名、阴阳等不同学派的思想，而先秦诸子之所以能够开展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的活动，其实主要是民间私学的讲学形式。先秦诸子不仅在私学展开相互讨论、相互辩论，后来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宋代书院之所以成为不同学派的基地，显然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自由讲学的私学组织形式。两汉经学代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和教育形态。两汉确立了儒家经学独尊的地位，两汉经学的研究和传播机构不仅是指太学、州学，还包括士大夫自创的“精舍”，汉代的经学大家主要在太学、精舍里研究经学、培养弟子。实际上，宋代书院继承了两汉经学的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宋儒同样推崇、研究、传播儒家经典，宋代书院成为宋儒研究、传播儒家经典的重要基地，继承了汉代太学、精舍的传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很多学术大家如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将自己最早创办的书院，也直接叫作“精舍”，如朱熹的武夷精舍、陆九渊的象山精舍等，这些精舍后来才改名为“书院”。魏晋时期玄学大盛。魏晋名士们喜欢聚在山林清谈本末、有无、名教自然等形而上的玄理，魏晋盛行的“玄谈”其实是士大夫的学术辩论会或研讨会。魏晋名士对形而上之理的关注，深刻影响了宋代士大夫，与此同时，魏晋名士汇聚山林谈玄析理的生活态度与论辩形式，也影响了创办书院的理学家。理学家们在书院也辩论理气、道器、有无，追求一种超越精神的圣贤气象，应该是对魏晋清的继承和发展。隋唐佛学大盛，佛学的精致理论、精神境界对宋儒构成挑战，也激发了宋儒的学术创造激情，隋唐佛学也因此成为新儒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与此相关，隋唐佛教喜欢在名山大川修建寺院的研经、禅修活动，也影响了宋代的书院。最早的书院大多均是建立在名山之中，儒家士大夫在讲习儒家经典之外，还特别注重心性修养。有些书院还形成了所谓 “半天读书、半天打坐”的传统，实际上是吸收了佛教寺庙的禅修方法。

由此可见，宋代书院的教育组织形式能够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没有前面长期的教育实践的一千多年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宋代书院的形成。宋代书院其实是将以前教育实践的传统，都吸收、集中到这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中来，从而形成了代表儒家士大夫理想的书院。可见，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延续千年的教育-学术机构，是集历史之大成的结果。但是，宋代书院形成后，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即唐宋之际的重大变革中文化复兴的要求。也就是说，宋代书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还和其承担的了那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化使命有关。

二  书院精神的典范意义

唐宋变革之际，儒家士大夫崛起并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他们不仅主导和推动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同时还希望在山水之间搭建一个以“书”为中心的院落，以承载自己的师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们将自己建立起来、并苦心经营的新型文化教育机构叫做“书院”。

在创办书院的热潮中，宋代士大夫群体总是特别强调，他们之所以要在官办的太学州学县学之外另办书院，是因为书院在教育理念、办学宗旨上的特殊性。后来学术界、教育界人士纷纷肯定存在一种“书院精神”。究竟什么是“书院精神”？学者们往往有着不同视角的表述。其实，所谓“书院精神”，恰恰是代表宋代士大夫人文理想的师道精神。从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体中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呼唤，就是在批判汉唐士大夫沉溺章句辞章之学的陋习时，强烈呼唤复兴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我们知道，“儒”本来就源于以教育使命的“师儒”，孔子号召儒士应该“志于道”，其实就是强调士师与道结合的“师道”精神。孟子特别强调儒家士人的师长身份和师道尊严，他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4]孟子肯定儒者承担的是“尧舜之道”，故而赋予了“师”具有“道”的崇高使命与精神权威。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积极倡导复兴早期儒家“师道”，并希望以师道精神重登历史舞台。

所以，对宋代士大夫而言，复兴儒学、重建儒学是从师道复兴开始的。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 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5] 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明复、石守道对推动师道复兴的重要贡献，他们三人开始中止“师道废久”的历史而重新开始使“学者有师”，同时肯定他们对宋学学统的创建之功。可以发现，宋儒往往勉励自己应该能够“以师道自居”，他们对于“师道”的责任意识内涵丰富：一方面，宋儒主张“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出对帝王的教育，发展了宋代极有特色的经筵讲学；另一方面，宋儒“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对民间社会的教化，故而大量创办书院。在宋代士大夫的积极入世活动中贯穿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一种师道精神的为政与为学，而特别体现在他们的书院教育。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际王船山曾经有评论，他说：“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6]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与师道主导下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之兴，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

朱汉民主编《清代湘学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体现在许多方面，而最为集中体现宋儒对书院宗旨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宋代以来，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儒家士大夫，总是将“道”的承担作为创办书院的基本宗旨和教育目标。《宋元学案》曾经记载一段重要的对话：

文靖( 杨时) 曰: 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程) 若庸亦曰: 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7]

这一段话之所以重要，是程若庸非常鲜明地将书院的创办与师道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宋初开始，儒家士大夫开始倡导复兴以“师道”为思想旨趣的孔孟之道，后来还发展出标榜“道学”、“道统”为主流的新儒学思潮。尽管他们倡导师道精神包括了州府之学与民间书院两个系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主导的书院才是表达自己师道精神的最佳场所。南宋理学家黄震说：“古之所谓治者，导迪天理民彝，使各归于理而已。自后世以簿书期会为治，典教之责，独归学校之官。至三舍法行，学校又一变为程文利禄之地，虽职教者，亦言不暇及理。所谓天理民彝，如一发引千钧之寄，独赖诸儒之书院耳。”[8]官学往往与朝廷政治联系太紧密，当官学垄断了典教之责而成为“程文利禄之地”后，承担师道之责的教育只能够寄希望于“诸儒之书院”。

所以，一切具有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士大夫创办书院，总是会讲创办书院的宗旨确立为“道”，弘扬宋代士大夫特别张扬的师道精神。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南宋乾淳“四君子”，他们都是通过创办书院而复兴师道，解决官办学校所不能够解决的师道精神问题。这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9]

所以，两宋时期那些有师道精神追求的士大夫，也是最有学术创新成就的宋学学者。如石介有非常明确“道学”目标的追求，他有着鲜明的传承和复兴儒家之道的道统意识，并且将此道统意识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他在应邀作《泰山书院记》中，就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统一起来，他说：“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10]石介以书院教育承担儒家之道的传承，就是宋儒的师道精神。另外他还长期主持徂徕书院讲学，被学者称为“徂徕先生”。特别是南宋著名的朱熹闽学、张栻湖湘学、陆氏象山学等主要理学学派，均在创办书院过程中明确以复兴先秦儒家之道为宗旨，其实就是将书院建设与师道精神结合起来。如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之所以积极创办书院，与其传道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年间韩元吉撰《武夷精舍记》说：“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咸自得。”[11]他表达了朱熹创办武夷精舍的宗旨，即希望解决秦汉以来师道不传的严重问题，以“自得”孔子之道。又如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明确了修复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12]他强调岳麓书院的宗旨与目的是传道济民，这也是不同于科举利禄、训诂辞章的师道之学的复兴。陆九渊率弟子在江西创建了象山等诸多书院，其弟子袁甫在《象山书院记》中也明确指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13]袁燮在其撰写的《东湖书院记》中，进一步明确其师道的学派特点，他说：“虽然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何谓道？曰：吾心是也。”[14]袁燮是陆九渊的著名弟子，他不仅仅强调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求道，同时进一步指出此道就是孔孟之道的“为己之学”、“自得之学”，他认为此学只能够源于“吾心”。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会普遍将书院宗旨确立为“明道”，其实也是为了明确书院教育的核心、灵魂其实就是“师道”精神。所以，所谓“书院精神”其实就是宋儒希望在书院落实的“师道”精神，它具体体现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朱汉民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首先，书院的师道体现为儒家之道既儒家人文理想的实现。宋儒继承了早期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肯这样宋儒的师道就不仅仅涉及学校师生的授受关系，而是紧密联系家国天下、万世太平的“天下之道”，启动王道理想实现的关键在“师”而不在“王”。由此带来书院师道精神的一系列特点：士大夫创办书院的根本目标既在于“道”，他们坚信最终会落实于“治”；书院传授的最重要内容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人文化成的“成人”。所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以儒家之道的价值体系为基本内容。《揭示》首先以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育人的“五教之目”，又以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书院教学的“为学之序”；还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学生人格教育的“修身之要”，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书院生徒的“接物之要”。[15]可见，宋儒之所以会藐视官学的辞章训诂之学，因为他们坚信自己追求的师道精神，才真正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理想，恢复了《周礼》关于“师儒”应该是“以贤得民”、“以道得民”的教育责任。宋儒期待的师道精神，就是努力通过书院教育，最终实现和谐家国与大同天下，建立合乎“道”的天下秩序。所以，书院精神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书院推崇以道修身的为己之学，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通过讲道、行道以完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其次，书院精神还体现为一种知识理性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理性的文化，儒家强调“道”的价值信仰、经世实践必须建立在“学”的知识理性基础之上。所以，在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实践过程中，求道与求学应该是统一和相通的。所以，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绝不能够排斥知识教育。宋代书院一直重视《四书》教育，而《论语》开篇即强调“学而时习之”，《大学》开篇即强调“格物致知”，《中庸》也特别强调“博学之”、“道问学”，这都是书院教育具有强烈学术精神的经典依据与思想源头。宋儒包恢在《盱山书院记》中说得极为透明：“夫以书院名是，所主在读书也……然予谓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患在人以虚文读书，而不以实理体道，遂致书自书，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离矣……况读书非为应举也，若其所读者徒以为取科第之媒，钓利禄之饵，则岂为贞志者哉。”[16]宋代书院的知识追求十分迫切、学术精神十分强烈，但是书院教育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的。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知识学问的地方。以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天下的治理为核心的经史之学成为古代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宋代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宋代学术获得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宋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转型和发展，不同学术思潮、不同学派形成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借助于师道精神而不断开拓和发展，师道精神凝聚成为书院学术创新的推动力，推动书院学术思想的不断更新。

三  书院制度的典范意义

中国古代书院的典范意义不仅仅体现在书院精神，还体现为教育制度。如果说书院精神是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儒家师道精神复兴的话，宋代书院制度却是两千多年政教历史、教育实践积累的结果。在宋代士大夫在努力下，书院最终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教育体制、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而且，由于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的紧密结合，使得中国书院成为最具特色、最有地位的学术—教育机构，对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有两大类型：官学教育体系与民间教育体系。这两大教育体系各有不同特点。汉代以来的太学、州府县学是官学系统代表，具有教学设施齐全、管理制度完备、教学经费充足等特点，而春秋战国的士人讲学、汉代精舍的研经讲经、魏晋名士的学术清谈等则主要是民间教育形式，这些民间教育具有学术自由、思想活跃、师生融洽的一系列特点。宋代书院的组织形式，既保留和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民间教育形式，包括先秦私学、汉代精舍、魏晋山林清谈、隋唐寺庙禅修等等；同时也吸收了西周、两汉以来的各种官学系统教育形式，将官学形态的这些教育组织形式均被吸收到书院制度中来，包括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与文化教育功能密切联系的基本规制、制定了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提供稳定的教育经费来源等等。总之，宋代书院产生以后，兼容了上述官学教育体系与民间教育体系两者之长，成为一种十分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制度。可以将宋代书院看作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故而也具有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典范意义。

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首先，我们来分析，宋代书院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制度优长，彰显其教育制度方面的典范意义。

书院创办之初，就不属于官方教育体系。由于它没有纳入到官学体系之中，主要依靠一种崇儒重教的师道精神和民间力量。马端临在论述宋初书院创办时说：“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17]可见，正是“贤士大夫留意斯文”的师道精神和民间力量，使书院得以创办和不断发展，在“教养之规”的制度建设方面已经超过官学系统。所以，随着书院的历史演变，其教育体制优势还获得不断发展，南宋时期最终成为学术界、教育界最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作为“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而兴办的文化教育机构，作为书院主体的山长与生徒身份，均体现出中国传统私学的制度特色。山长是书院主持教育、行政的核心人物，决定该书院的学术地位与教学水平。书院作为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主事人并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故而在聘任山长方面有着独立自主权，更加强调独立的道德标准与学术标准。宋代书院中不少是由民间声望很高的大儒名师自己建院，能够吸引大批生徒来学，故而成为事实上掌教的山长。也有许多士大夫、地方乡贤创办书院后，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能够强化书院有名师主导、自主办学的制度特点。另一方面，书院生徒没有官学系统的诸多限制，生徒能够为求道而自由流动，他们往往能够择师而从、来去自由，故而更体现出一种求道精神和求学理念。清人黄以周谈到宋代书院时说：“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18]他讲述了宋代书院山长与生徒以“求道”为目标而汇聚讲学的历史盛况，鲜明体现出宋代书院继承春秋战国、汉代精舍等民间力量推动教育学术的历史事实。

正是由于宋代书院是士大夫“留心斯文”的独立办学机构，故而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立性，也能够有效继承和发展先秦诸子的民间教育、魏晋名士的山林讲学。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总是与山长的教育思想、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山长们总是将自己注解的儒家经典作为书院的主要教材，而不必理会科举考试规定的科目和规定教科书。譬如，王安石变法后规定太学、州学均以《三经新义》为必学和必考科目，但是在理学家创办的书院中，书院师生所研习的内容却是理学家注释的《四书》等经典。不仅教学内容完全不相同，书院的教学方法也与官学教育明显不同。为追求“明道”的书院理念，山长和主事者可以邀请不同学派前来讲学，形成了书院所独有的“会讲”或“”“讲会”制度。南宋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白鹿洞书院的“朱陆会讲”，既有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习，又有魏晋名士山林清谈玄理之风，体现出宋代书院所特有的促进宋学学术交流、学派论战的历史特点。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寒泉精舍接待了婺学的代表吕祖谦。朱、吕二人在寒泉精舍切磋问难之后，还编撰了一部重要理学著作《近思录》，其实是将书院学术交流保留下来，成为理学的标志性成果。

宋代书院的学术精神，也深刻影响到其教学活动和人材培养。书院强调一种师道精神，但并不是将“师”与“道”等同起来。在求道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垄断地位，师长与生徒是“道”的共同追求者。所以，能够在书院登坛教学者，不是一种官府“具文”的职务规定，而只在乎其是否“得道”的精神人格与学术地位。宋代书院常常有一些山长，主动让贤给那些有道德文章而并不一定有科举出身的人士。如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欧阳守道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当他发现一位白衣秀才欧阳新很有学问，即请他登岳麓书院讲坛讲经。史载：“新（即欧阳新）讲《礼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一章，守道遽起曰：‘长沙有仲齐（即欧阳新），吾为何至此？’”[19]由于坚守一种师道精神，进士出身的欧阳守道竟然要主动让贤，可见书院山长是以道德文章为任职条件的。书院还形成了一种师生之间、生徒之间问难论辩教学制度。在这些教学活动中，生徒可以平等参与学术讨论，不仅对学者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生徒也能在参与中得到启发与影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走上学术研究与传播之路。宋代出现的大量《语录》体学术著作，代表着当时的学术前沿，其中大量语录记载均是书院的师生讲学内容。

朱汉民《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中国哲学建构历程片论》，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总之，以道为志的宋代书院之所以能够表现出一种独立学术、自由讲学的追求，恰恰是中国传统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诸子百家的争鸣、从汉儒的精舍到魏晋名士的山林讲学，均在宋代书院制度中有鲜明的体现。

其次，这里再探讨宋代书院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官学教育的制度性优长，进一步彰显其教育制度的典范意义。从西周至汉唐以来，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有十分发达的官学教育系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兴办教育的经验和成果，这些经验和成果为宋代书院所吸收。

宋代书院在制度方面的最大成果与特色，就是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与文化教育功能密切联系的基本规制，这一套规制一般要包括讲学、藏书、祭祀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书院规制继承了古代官学教育制度化的长处，同时又有教育制度创新的特点。“书院”本来是因民间读书人收藏图书而发展起来的以“书”为核心的文化教育组织，宋儒将这种原本是民间藏书之所，进一步发展为集读书、教书、写书、印书为一体的学术、教育、文化中心。所以，书院围绕“书”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制度成果。为了稳定、丰富书院的藏书，书院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还发展出征集图书、购买图书、刻印图书的完善制度，这些丰富的藏书有完全服务于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活动。又如宋代书院的祭祀制度，也在继承官学制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北宋书院仿官学而建立了祭祀孔子的礼殿、孔庙等设施，而南宋书院在继承祭祀孔子的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了一套创建专门祠堂以祭祀本书院宗师的祭祀制度。这种新的祭祀制度形成的原因，就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学统意识。宋以后学术界能够建立起学术宗旨各异的地域性学派，使得南宋书院增设祭祀本书院推崇的宗师，以标榜、弘扬本书院的学统，并将这一标榜学统的追求与弘扬儒家道统联系起来。南宋的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婺学等几大学派均在他们创建的书院祭祀本派宗师。

同时，宋代书院还克服了传统私学存的无稳定经济来源的问题。官学系统的最大长处是教育经费的稳定供给，所以无论是教学房屋设施的建设、日常经费的维护，均有充分的保障。而传统私学不能够稳定连续办学，原因之一是没有充分的教育经费支持，甚至是没有专门的教育场地及其设施而教无定所。宋代书院吸取官学系统有稳定经费的优点，士大夫在创建书院的同时就充分考虑筹集学田而获得经济支撑。宋代书院建设过程中，一开始就将办学经费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必须具有维护持续教学、购置图书、祭祀活动的专门经费来源，即所谓“学田”。所以，创办书院的首要工作就是要筹集、购置学田。其中一些特别需要热心教育的士大夫、乡绅来捐赠学田。而且，宋代书院中办学成功者，往往还能够得到朝廷赐学田的特别支持。所谓“天下四大书院”，均是因办学成功，得到朝廷赐田的特别待遇。有了朝廷的赐田，更进一步改善了盖书院的办学条件，提高了该书院的办学声誉。可见，书院学田的设置，是书院办学的经济基础，也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宋代书院还积极吸收汉唐太学、州府学的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建立相对完善的书院教育管理制度。宋代书院和以前的民间教育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出一种制度创新的追求。书院在教学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制度，设置了与书院的教学、管理相关的各种职事，包括山长、堂长、讲书、执事、管干、司录等等。除了教学之外，还有藏书、祭祀、学田等不同事务的管理执事。这些不同职务的设定，既吸取了各级官学的长处，又是根据书院多功能特点的发展。同时，为了保证教学、治学等正常学习生活的需要，在教学管理方面更加完备，大多数书院均制订了作为生活与学习准则的学规、教条，这些学规、教条既能体现出明道的书院精神，又特别有益于书院的教学管理。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就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20]这一学规强调了讲明义理是教学的首要任务，而义理是蕴涵在儒家经典之中的，需要书院学者通过潜心学术研究才能体悟到。可见，这一学规充分体现了宋儒求道的书院精神，此后成为多数书院遵循的办学准则，只是不同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

朱汉民主编《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注释：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2]《周礼注疏》卷2，《大宰》。《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3]《汉书》第六册，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8页。
[4]《孟子•告子下》。
[5]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欧阳文忠公集》卷25，《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6]王夫之：《真宗一》，《宋论》卷3。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3页。
[7]黄宗羲、全祖望：《双峰学案》，《宋元学案》卷83。北京: 中华书局，1986，第2820页。
[8]黄震：《送陈山长赴紫阳书院序》，《黄氏日钞》卷90，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9]袁燮：《东湖书院记》，《絮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0]石介：《怪说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3页。
[11]韩元吉：《武夷精舍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册，第227页。
[12]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00页。
[13]袁甫：《象山书院记》，《蒙斋集》卷13，丛书集成本。
[14]袁燮：《东湖书院记》，《絮斋集》卷10。
[15]朱熹：《白鹿书院揭示》，《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4页。
[16]包恢：《盱山书院记》，《敝帚稿略》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
[1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40页。
[18]黄以周：《儆季杂著七种》，《史学略四·论书院》，清光绪年间刊本。
[19]王汝惺等：《浏阳县志》卷18，《人物·欧阳新》，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13页。
[20]朱熹：《白鹿书院揭示》，《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4页。
主要参考文献：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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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宋论》卷3，中华书局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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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震：《黄氏日钞》，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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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册。
张栻：《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
袁甫：《蒙斋集》，丛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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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包恢：《敝帚稿略》，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
黄以周：《儆季杂著七种》，清光绪年间刊本。
王汝惺等：《浏阳县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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