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霞：从哲学史到哲学——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回顾、反思与重构》

来源： 思想与文化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八日戊辰

          耶稣2024年7月3日

2024年5月31日15：00，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讲座”第133期在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举行。本场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教授主讲，主题是《从哲学史到哲学——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回顾、反思与重构》。本场讲座的主持人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刘梁剑教授，与谈人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陈赟教授、朱承教授和苟东锋教授等，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萧阳、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方达等老师及哲学系部分学生参与了本场讲座。

本场讲座分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回顾、反思与重构三个部分。在回顾部分，陈霞教授回顾了中国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以及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这主要分为“以西学为参照”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两个部分。胡适、冯友兰、张岱年、贺麟、冯契、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下研究中国哲学，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心性论、境界论、价值论等大量应用于中国哲学，他们书写的“中国哲学史”不是对古代思想的简单重述，而是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是对传统知识在新框架下的重新整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框架的形成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新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给中国带来了德国古典哲学；新中国成立后，学界中出现了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成果，代表学者和著作是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等。

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部分，陈霞教授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即，中国哲学究竟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还是通过西方哲学解读中国历史上的非哲学文本而创造出来的？在陈霞教授看来，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既要看到其普遍性“哲学”，又要看到其特殊性“中国”，这是以哲学之普遍性和特殊性回应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应当讲述哲学自己，自我定义、自立标准，而且应当回到经学和子学以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此外还提到了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构部分，陈霞教授提出了四个要点。第一，与其他哲学展开对话和互动，其中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三方面的资源。第二，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这包括在一个学术传统中说话、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话、针对具体论题说一些自己的话、对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系统的论证、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的回应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三，从围绕经典到围绕问题，这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化。陈霞教授认为，应当根据现代社会人生的实际状况引出具体的论题，把研究重点从哲学史的梳理转到对哲学问题及其学理进行研究，围绕具体问题并建立解释此问题的知识体系。第四，从修身实践到知识论论证。中国传统哲学指向行动，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心性之学，现在我们不仅需要立场，还要对立场进行说明和论证。

陈霞教授的报告结束之后，与谈人陈赟教授、朱承教授和苟东锋教授分别进行了提问与讨论。陈赟教授认为，第一，哲学史和哲学是相互支撑，相互支持的。唐君毅曾在《中国哲学原论》提出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桥梁、道路而非堡垒的观点，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个观点的理解非常不够，我们在哲学史与哲学研究中需要超越进化论形态的理解。第二，哲学在今天成为了一个学科或者一套理论，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能否在这个形式框架中保存下来。事实上，理性有着启示的基础，真正的理性是能洞悉到自己边界的理性，进而能意识到有一个更高的东西推动着哲思。理性只有明白自身的界限才能够超越自身。哲学并不是工具化的运作或者语言游戏，倘若不能通达天道，那便是哲学的自我瓦解。此外，我们需要区分经验、概念、理论和符号，哲学是一种表达经验的符号，它不能局限于学科化的框架。第三，中国哲学承载圣贤之学的可能性问题，即，在当代哲学中还有没有传统哲学中的“工夫”？人是否能在从事具体哲学工作时实现自我的提升？

朱承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并阐发了他自己的理解。第一，当代中国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展现了对治乱忧患的继承以及如何继承？朱承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并非对纯粹理智、概念辨析的兴趣，而是有着治乱忧患以及治理天下的关怀，先秦时期、宋明时期等各个时期的思想家都对治道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他们的思想都是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的。那么，当代中国哲学是否有对治乱的忧患？能否展现对古代哲学中治乱忧患的继承？如何继承？第二，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驱动力是什么？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哲学内部的发展要求，还是我们中国学者的情感驱动？

苟东锋教授分享了三个问题及其思考。第一，如何理解“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从正名来看，“中国哲学史”应当包含“中国”、“哲学”和“历史”三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中国哲学史”共有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由胡适开创，冯友兰、张岱年参与，但是这一范式的哲学史，有“中国”、“哲学”，但没有“历史”。第二种范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代表为萧萐父、任继愈、冯契等人的哲学史，这一范式的特点为有“历史”、“哲学”，但是没有“中国”。第三种范式为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的哲学史，这一范式有“中国”、“历史”，但没有“哲学”，因为他们把中国哲学看作“生命的学问”，没有安顿好知识的问题。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还没有写出来，如何用现代术语写作中国哲学史，是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通过哲学史回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要做什么、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第二，“以西解中”、“中西参证”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今天的经学与哲学之争便源于此。第三，中国哲学的“底本”问题。西方哲学有其底本，即“是”或“本体论”，我们需要找到中国哲学的“底本”来统摄中国哲学，并对中西哲学做整体性的理解。

陈霞教授对三位老师的讨论分别进行了回应。她提及，经验和概念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应当允许一部分人仰望星空，精神放松，不必紧迫，做一些“无用”的学问，而这很可能推动人类整体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一部分人从事面向当下社会问题的哲学工作，等等。在讲座互动环节，陈霞教授耐心地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主持人刘梁剑教授向主讲人、与谈人和听众表达了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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