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强 著《“原儒”与“回归原典”——经子关系的视域》出版暨序言、后记

书名：《“原儒”与“回归原典”——经子关系的视域》

作者：黄燕强

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4-3

【作者简介】

黄燕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从事道家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致力于经子关系命题的探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文史哲》等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黄燕强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关注转型时代的思想世界，着重探讨近代的“经子关系”命题，并围绕“原儒”和“回归原典”两大主题而展开，通过比较康有为、章太炎、熊十力等对儒家的探源及其创构的新经书系统，由此呈现近代经学与子学之间的交往互动，据此阐述康、章、熊等对经子之学在现代转型的沉思，进而观照中国哲学及其学科的建构是如何回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时代性问题。

【序】

文|吴根友

作为还原主义谱系之重要一支的历史还原主义，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古代汉语虽未有现代意义上的“还原”与“主义”二词，然“原道”“原君”“古始”“古之人”等用语，其所表达的思想方法，实即现代汉语中的“还原主义”和历史还原主义之观念。《庄子•天下》篇深刻地追问“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的大问题，对未来的学术方向表示出极大的悲观态度：“天下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而他本人则对古人能见天地之醇，天下学术“皆原于一”的圆满状态，表现出无限的向往之情。然而，同样是持一种历史还原主义态度的韩非子，对于上古历史却表现出一种非理想化的设想。从物质生活的角度，他认为上古社会人民少而禽兽多，先民的生活是非常糟糕的。从政治的手段看，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争于智力，对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则认为是竞于气力。因此，韩非子通过历史还原的手段，得出的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把庄子式的历史还原主义称之为形而上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还原主义，而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历史还原主义称之为经验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还原主义。当然，在这两种理想性的理论模型之外，还可以有一种派生性的、调和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综合性的历史还原主义。从我自己所构想的三种历史还原主义来看，燕强君从经子关系的视域所给出的“原儒与回归原典”的话题，大体上可以从上述三种理论模型来加以考察。相比较而言，作为近代古文经学代表的章太炎，其“原儒”的思路偏向于经验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还原方法，从儒名与儒实之辨、经之文本型制等带有实证特征的角度，解构儒、儒经的神圣性；而作为今文经学代表的康有为，他对于儒家与孔子、六经等的认识，则典型地体现了形而上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还原方法：即道原儒，以孔子为教主而将儒学提升为儒教，以彰显孔子与儒家的神圣性。而熊十力先生晚年的原儒学术活动，则综合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而偏向于形而上的、理想主义的还原方法，分别从知性的学统与内圣的道统出发，彰显孔子与儒家的神圣性。但其对于儒学、儒道的历史还原，却是立场先行，而非历史学的实证考察，因而其对于儒学、儒道的历史考察，是服从于他本人对于儒学和儒道的独特性之理解。

如果上述关于还原主义的三种类型的认识还有一定道理的话，则我们对于燕强本书中所涉及的三位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思想家的原儒的学术结论，与他们回归原典的学术致思方式、主张，就不必完全采用以追求历史真相为目标的现代历史学的标准与方法，对他们的学术结论进行历史学的单向度的考察，而应当对他们的致思原则有切实的“同情与了解”之后，再来考察他们的学术结论中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当然，这丝毫没有轻视他们的原儒结论，以及回归原典的诚意，而只是提醒我们在考察、研究他们的原儒与回归原典的学术与理论的论断时，应当高度关注他们各自所带有的极强的哲学解释学的意味，从他们极其不同的结论中获得新的启示，即儒和经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日生日成而日新的，儒有源而其源绝非单一，往往是源中有流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汇流而成新源”阶段性之特征，既表现出“源分而流一”（方以智语）的总体趋势，又展现为源中有流、汇流而成新源的动态交互过程。仅就先秦孔子创立的儒家而言，孔子是源亦是流，作为七十子之儒家、儒学的宗师而言，孔子是源；而作为中国上古巫史传统、政治文化传统，特别是周公所建立的周文传统而言，孔子是“集大成”之流。而先秦孔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儒学传统，其对于汉代儒家，汉代经学而言，则是源。而汉代儒家、经学又是孔子及其弟子创立的儒学之流。然而正如蒙文通所言，汉代儒家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精华之集中体现，则我们大体上可以说，汉代经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历史时期或阶段之流，其源又并非是单纯或单一的孔子儒学。墨家、黄老道家、法家、阴阳、名家等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家与经学，从而以多源的方式形成了汉代的儒家与儒学。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儒的历史与现实正是在这种解释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而指向“回归原典”的思想还原行动，在原则上均表现为梁任公所说的“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创新方式与过程。因此，回归原典的学术与思想的诉求，实际上是借助于对经典的再阐释而表现出一种思想的创新现象。

如实地说，对于康有为、章太炎、熊十力三位思想巨人与学术大家，我本人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读过他们的相关著作、文章，以及一些研究性的文字，因此对于燕强君在本书中所做的相关论断，我并没有直接的评价资格与能力。好在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该著作出版之后，其所论的是非得失，自有学界的评价与衡定，因此，在此篇短小的序文中权且避实就虚，暂不对此著的学术成就予以评论，以免误导读者。我想在下面略微介绍一下我们在经子关系与子学研究方面的因缘与合作经历，同时也藉此机会表达我对燕强君未来学术研究之期许。

武汉大学国学学院成立之后，在学科建设方面开始招收硕、博士研究生，承蒙当时郭齐勇院长的信任，让我在子学方面招收博士研究生。燕强君是我在武汉大学国学院子学方向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在他入学后的谈话，以及后面多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谈话中，我经常会给他提出一些较高的要求，即希望他在子学研究方面能够尽快地站起来。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是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压力。好在他不仅受住了压力，如期毕业，而且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曾多次与我展开学术合作，颇能发挥他在文献研读方面甚为广博之长，让我们在子学研究和经子关系研究两个方面的学术合作，不断地有所斩获，联名发表过多篇有关子学和经子关系方面的学术论文。这在我培养的诸多博士生当中，应该是比较少见的。现在，我欣然地看到他能从经子关系的特定视域，考察近现代三位大思想家、同时也是大学者的原儒思想与回归原典的学术和理论诉求，独自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斐然成章，实在可喜可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是否深化了康有为、章太炎、熊十力的学术与思想的研究，我不去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明确且肯定的，即对于我们正在合作的“经子关系研究”的课题而言，将提供非常有价值且厚重的中期学术成果，也让我本人对晚清、近代学术与思想中有关经子关系的主要论述，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书中提供的三位大思想家的“原儒”学术研究成果与致思路线，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乾嘉时代以考据学形式出现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新认识，本序文开头两段文字，正是在浏览了此书稿之后而获得的新看法。而书中涉及蒙文通的一段研究文字，对于我正在撰写的《蒙文通的经子关系思想探论》一文，亦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新材料与新视角。

大家都知道，《论语》中记载了子夏论诗时对于孔子的启发，子贡论诗得到孔子肯定的两则故事。而在清代乾嘉时期，戴震在论古韵的分部问题时，最终接受弟子段玉裁关于支、脂、之三韵分部的学术论断。韩愈《师说》一文中所说的“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理论概括等，均表明师生之间在学术问题上并非是单向的授受关系，而经常有相互启发之处。故孔子所说的“教学相长”原理，其实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需要当今的教育者戒除虚骄之心，反身而诚，成己成物，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与研究生一道成长。当代中国日趋平民化的高等教育，让更多普通家庭的子弟能够进入科学研究活动，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然而，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教育，如何能从我们古代圣贤的教育、研究活动中吸取有益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与学生平等交流，切磋琢磨，我想，为人师者应当有更多的思考。

非常有幸，在燕强君此著公开出版之际，我能先睹校样为快，且获得良多启发，感谢燕强君的信任，也希望他在今后的学术研究过程中，继续以经子关系为视域，进一步通观晚清与现代学人、思想家的经学、子学与史学思想，从中国学术内在的脉络去系统地考察中国文化与精神的自我更新的动力，并在经子互动、开放的思想与学术视域里，更进一步地去探索当代中国经典系统的建构问题。

是为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吴根友

壬寅重阳之日初稿，后二日定稿

【后记】

文|黄燕强

经者，常也。经书是否为常道，知识是确定性的，抑或非确定性的，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念，乃建立在前现代的宇宙观基础上，虔诚地相信天行有常，宇称守恒。然现代量子力学揭示了物理世界存在太多盖然性的和非线性的反常规现象，这一再地强化着人们的信念：表面上有序的、稳定的宇宙和自然界，实质上则是一种混沌的非平衡态。犹如上帝掷骰子，没有确定的、规则的运行轨迹，甚至连始点都不可预知，又如何想象终点的位置。历史过程也是如此，时空的不确定性宣告了历史决定论无非是理想主义而已。盖过去、现在和未来均处在混沌的、非对称的系统中，其连续性表现为非周期运动，彼此交叉、纠缠着而缺乏完美的对称性，故由过去难以推演现在，又如何能够确定未来呢？所以，未来不是一个定数，这或许并非确定的真理，但却是生活给予我的启示。

我出生在一个美丽、宁静的乡村，那里的农民自然淳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怡然自乐地过着桃源般的生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默念追思，稻香、蛙声、牧笛是我童年的记忆。我时常想起，那些年月和小伙伴们在围楼捉迷藏时，久久地躲在稻草中、谷堆里，既害怕黑暗将自己吞噬，又不希望被发现了身影，那份又惊又喜的心情，至今仿佛仍能听见那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的声音。我也常怀念，那些卷起裤管就跳进小溪、池塘抓泥鳅，到河里拾螺、游泳的日子。这些是我童年全部的乐趣。我曾经天真地以为，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孩童大都如此，嬉笑玩耍，游戏度日。后来，读朱熹、王阳明的传记，朱子八岁以指画卦象而问天问日，阳明十一岁便树立“学圣贤”的人生理想，这岂止令我称奇，简直使我惊叹而不能语。

对于朱、王，人们会宽慰于心，盖高山只能仰止，小子又何敢自我期许。可是，当我了解渐多，看到古今鸿儒硕学几乎都幼承家学，或少年便得名师启蒙，凡儒经道藏，皆熟然于胸，体悟有道，我唯有惭愧汗颜。联想到我的中小学经历，似乎依稀记得，我也曾跟着老师朗诵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文句，也曾耳闻过孔孟和老庄，可我并不明晓其中的微言大义，不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又承载着何等的文化价值。大学以前，我甚至数不出“五经四书”的所指；大学的时候，我还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统称曰“文学”。现在，我会解嘲说，假如按照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的界定，我那幼稚的理解，或许不算太过荒谬。

我本科的专业是英语，然自拿到教科书那一天起，转专业的念头就开始在我脑海盘旋了整整一学期。尽管最终还是选择了念ABCD，但不意味着我要放弃，“从文”的理想萦绕在心，指引我去寻找经典来阅读。也就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开始阅读先秦诸子典籍，然后春秋战国、孔孟老庄的概念才渐渐变得清晰，且激发了我的兴趣，促使我考取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进入华师一年后，韩维志教授的发蒙启益，使我意识到之前对“文学”概念的误解，似乎我所钟爱者不在此也。于是，我的阅读范围从文学作品转向了历史著述，而先秦两汉史尤其令我倾心，这大概是受了《古史辨》的影响。后来决定考博，我所心仪的专业原为秦汉史，然武大历史学院的博士招考规定，不接收跨专业的考生；叹息之余，听闻新近成立的国学院，乃尝试报名参考，并幸运地被录取。

回顾过往的生活，我深深地感受到，未来真不是我所能预想和设计的。我从没有想过，童年时那么的调皮贪玩，中小学时叛逆得逃课打架，竟然还会在学校读这么多年书。有时跟师友开玩笑说，我是二十岁以后才认识了孔子，没想到现在却与传统文化结缘，而欲托身寄命于兹。坦诚地说，当下的我和我当下的学业都不是我预先规划和能决定的。我常常会惊奇，一个人的生活轨迹竟然如此地出乎意料，又有什么是确定不易的呢？也许我把个人的生活遭际放大为普遍的历史意识，这是非理性的主观主义。但我真心怀疑，所有的历史决定论能否完美地证明必然的因果大法之存在？抑或是盖然的、不确定的运动，才是这个世界不变的常态呢？

不过，我必须承认，在我那不确定的生活历程里，有些人、有些事在有意与无意间，支持和帮助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吴根友教授给我继续读书的机会，感谢老师的栽培、提撕，指引我寻找未来的学思之路，本书探讨的经子关系命题，亦多年来受到老师的发蒙启益。同时，如果不是郭齐勇教授为往圣继绝学而创立国学学院，我也没有如此美好的环境来读书，郭老师敦厚儒者的人格魅力，永远是我高山景行的典范。还要挚谢高华平教授，在华师曾聆听高老师讲论先秦诸子，考博时老师欣然命笔为我写推荐书，博论的审稿和答辩又提出诸多宝贵修改意见。丁酉年老师于暨大创办哲学研究所，我幸而有机会返粤任教、亲近家乡。数年负笈于珞珈山，幸得李维武教授、储昭华教授、文碧方教授、丁四新教授、孙劲松教授、秦平教授、邓国宏博士、胡栋材博士、薛子燕博士等师友开示、提携和襄助，友直友谅友多闻，受益良多，何其幸也！同时，感谢陈志平教授慨允题赠拙著的书名，感谢责编冯媛女士耐心和认真的编校，他们为拙著的付梓添一增上缘。

最后，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件确定不易的事情，就是父母赐予我们生命，把我们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十多年来，我游学在外，不能于膝下尽孝，而父母默默地支持，他们那朴实、无私的爱，是我永生报答不尽的！这份内心深处的挚谢也要献给我的爱人和我们的女儿，她们给予了我一种相信未来是确定性的力量，这是一盏充满了希望的明灯，我将倍加呵护、珍惜。

路漫漫，且书巢；言不尽意，是为后记。

黄燕强

2022年2月10日于广州暨南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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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