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楠 著《“探故”与“察今”的互动——中国古代文论观念研究》出版暨后记

书名：《“探故”与“察今”的互动——中国古代文论观念研究》

作者：徐楠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古代文论综合研究著作。“探故”与“察今”，前者主要指通过考察原始语境，探究中国古代文论观念的含义、理路、前提、限度诸问题；后者主要指对当代研究者诠释能力的剖析、省思，二者的互动构成本书的研究框架。全书由导论与八章专题研究构成。导论部分阐述本研究的基本命意、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及意义。其下每章均针对一种文论观念展开探讨，包括“以意逆志”“本意索隐”“文如其人”“风骨”“兴寄”“境”“‘真’与‘正’”“‘本质主义’观念”等八个既是古代文学批评经常使用，又是现代研究常谈常新的文论观念，运用双视角，衡平今古，以求真正落实“理解之同情”。

【作者简介】

徐楠，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诗歌的教学与研究。

【目 录】

【后 记】

本书每个专题的写作动念，都来自我在中国古代文论教学与研究中产生的疑问。这些专题所涉文论观念，有过“中国古代文学”或“文艺学”专业研修经历的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它们是当下每部文论史著作都不会遗漏的常规内容。而也就是在“探故”与“察今”的互动中，我发现，很多有关它们的知识结论看上去确凿无疑，实际上依然存在颇多追问、拓展的余地。如果“重写文论史”依然是这个时代学人的雄心所在，那么，除开大格局的规划外，这种对每一个具体个案的严格重审，都是不可或缺的起点。

总体来看，本书的写作侧重于“发明”，而不是“发现”。不过我深知“发明”和“发现”往往是彼此相生，难以分离的。“发现”之于“发明”的意义，自然不需要多说。没有新文献的“发现”，“发明”就会既缺少用武之地，又可能失却自我修正的机会。对某个全新知识领域的开拓、探索，也完全可能影响每一个人“发明”的方式和深度。而我同样在意的是：没有“发明”的开显，“发现”就无非是为我们提供一些不会说话的语言遗留物而已。尤其是，“发现”毕竟远不只来自偶然的机遇或“避熟就生”的动机。从根本上讲，它离不开一双能够发现、善于发现的眼睛。缺乏在“发明”中培养的运思能力和问题意识，这双眼睛的视力怕是会逐渐减弱的。到底有多少深藏于地下的重要文献有待重现天日，非我辈所能预料；但是确乎有很多值得被“发现”的传世文献近在眼前，却被一次次地漏掉，原因只是在于：研究者并不认为它们是有意义的。在更积极的“发现”与“发明”之互动中捕捉问题、考察问题，也是笔者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

说到“发明”，笔者还会想到本书多次提及的“诠释循环”。“发明”所以能够光景长新，也总和这循环的积极运转密不可分。时贤早已敏锐地察知：“诠释循环”应当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可以说，实现某一古代文论观念和它所在文本语境间的“诠释循环”只是最基本的工作。在这之上，还应有这观念和其所在历史语境的诠释循环，乃至和超越文化、时空限制的世界性历史语境的诠释循环。实现这些意义上的“诠释循环”，也就意味着既立足于中国古代历史语境，又在跨越古今、中西界限的多维、灵活之视野中理解中国古代文论观念。这种视野在学科意义上远远超越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

读者可以发现，在本书中，我所尝试的“诠释循环”并不仅限于导论中强调的概念、命题释义，而且在事实上已经触及上述范围，只不过相关探讨还远不能称得上是充分的。这里仅就古代文论观念与其所在历史语境的诠释循环问题说上几句。如何在明代“格调派”作者人生的现实处境中理解其“真正合一”观念？我在本书第七章中所举的李梦阳、王世贞言论，其写作之“本事”其实大都有据可查——最近，我的同仁在这方面已有令人钦佩的考辨成果。而我当年动笔时，显然对这一环节缺乏探索。再如，已有师友指出，我对身处遗民情境的王夫之何以如此论诗缺少“了解之同情”。虽说我一直认为，剖析某一批评者思维模式、学理自具有独立的价值，亦并非与“了解之同情”无关；但我也的确承认，自己与船山之性情、境遇尚缺乏深度共鸣，于是相关批评或许是冷静的、理性的，却也是有些缺乏温度的。这类问题的存在又一次提醒我：在明清文论研究中，梳理、探究、领会丰富的存世文献，完全可能令某一具体言论的历史语境不再模糊，为合理解释作者“不得不如此之苦心”提供有效支持。此外，“古代文艺活动”自然是“古代文论观念”所在历史语境中格外重要的一部分。“古代文论观念”既是它的组成要素，激发、推动、省思、总结它，也程度不同地规训、压制、遮蔽它。如果不能正视这种复杂关系、把它们之间的“诠释循环”合理地建立起来，古代文论观念研究就不仅可能在释义上出现疏失，还可能陷入另外一些误区，如：把古代文论观念等同于古代文艺精神，尤其是把古代某些精英的文论观念、权威意识形态的文论观念等同于古代文艺精神。不断地开显古代文艺精神的世界，而不只是“圣人”或“权威”批评话语的世界，始终是我对自己研究的另一个期待。

说到底，能让“诠释循环”走向合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心胸识见。而在当前的语境中说到这“心胸识见”，就让我不能不再次念及“中”“西”关系问题。20 世纪40年代末，贺麟先生写出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今天，我常会想起其中的一段话：

有的人，对于中国的文教有了宗教的信仰，而认为西方的文化有了危机，想发扬中国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恼；有的人，看见西方思想澎湃于中国，中国文化有被推翻被抛弃的危险，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产业的苦心，亟思发扬中国哲学，以免为新潮流所冲洗，荡然无存；有的人，表面上攻击西方思想，而不知不觉中却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些人，表面上虚怀接受西方思想，然而因不明西方思想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的西方思想，而仍然回复到旧的窠臼。

单就我个人而言，我沉醉于中华文化的魅力与生命力，也热爱这个世界上照亮、慰藉自己心灵的一切精神成果。不过我同样深知，“西方思想的根底”远远未曾被我探明。其实何止西方，我对“中国思想的根底”，就已经探明了吗？同样地，我对中西深厚复杂的“文艺精神”又有多少称得上探明“根底”的把握？所以贺先生对第四种人的描述，于我便是永恒的警示。不过，我也会同时想到牛顿那段家喻户晓的譬喻：

我不知道世人会怎么看我，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好像不过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男孩，到处寻找一块更光滑的鹅卵石或者一个更漂亮的贝壳。而与此同时，未被发现的真理的大海就躺在我的面前。（［美］格雷克《牛顿传》，樊诩静、吴诤译）

这番话在其原始语境中是不是别有深意，大约又是一个足以令史家去“索隐”的重要话题。而我只是从中读出伟大的谦逊，以及一种迷人的心灵境界———对世界无功利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当然，我也愿意把“寻找更漂亮的贝壳”断章取义地理解为“寻美”的隐喻。美感的生发也好，对美的渴求也好，都是自然而然，纯任天机的，正像开心的孩童期待和自己喜爱的贝壳相遇一般。人生在世，总是不知不觉便被各种规训打上烙印。求真、寻美的路上，谁能担保自己认定的“无功利”“自然而然”“天机”就的确如此呢？好在这不妨碍人自觉地呵护这些美好的品格，抵抗外在于它们、殚残它们的东西。按照庄学的说法，这有目的地行动着的人，已经是非“自然”的人了。但是，既然人不可能在经验世界中与“道”同体，那么，“呵护”“抵抗”就仍然有其意义。是否能够洞晓中西思想、文艺的“根底”，自己总归无法断言。而这“呵护”“抵抗”，终归可以时刻践履。而且我总觉得，失去这些值得呵护的美好品格后，那些崇高的“拯救”与“使命”，有时似乎也就显得有些苍白、有些滑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体八章，都是在过去已发表论文基础上修订、拓展而成。感谢赵伯陶老师、左东岭老师、孙羽津兄、马昕兄、叶晔兄、陈斐兄在当年部分论文撰写、修改过程中的宝贵意见，感谢徐正英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感谢责任编辑张世霖先生的细心编校。和以前一样，我仍然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你们的爱和无私奉献，是我前行的永恒动力。

作者

2024年3月

（本书《后记》，引用请以纸质书为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