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然作者简介:王顺然,男,西元一九八九年生,山东荣成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学、现代新儒学。 |
极高明而道中庸
——读郭齐勇先生《四书通识》
作者:王顺然(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初五日乙亥
耶稣2024年7月10日
《四书通识》,郭齐勇著
中华书局,2024年1月
自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主要教材后,《四书》(《论》《孟》《学》《庸》)无疑是塑造中国人文化心灵的、最重要的传世文献。现代人意欲了解传统文化,最早接触的往往也是《四书》。因而在传统典籍中,四书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为参与近四十年中国哲学构建的旗帜性人物,郭齐勇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著《四书通识》,是“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的重磅著作。
一
这是一本“能读懂”的《四书通识》。
虽然市面流行的《四书》读本不少,但想找到一部既平实规范、又对新手友好的《四书》读本并不容易。我们这里讲郭著《四书通识》是“能读懂”的《四书》,代表着该书能够满足读者多方面的要求,在这里讲两点:
其一,“能读懂”的《四书》,基础在文字的疏通。虽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历代最权威的《四书》解读,但此书并不方便接引现代人进入传统的文化世界。一来是它的文字对现代人而言还有些晦涩,二来它所用的释读方式也不方便读“懂”。比如说,从孟子“不虑而知者”的解释中,我们还理不清“良知”的意思,那么在释读中引一段“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这大概率只会让读者更糊涂、在更多概念里兜圈子。而郭著《四书通识》在释读过程中,选择用现代人最平实的话和学界最规范的解释来讲《四书》,这有效地避免了以上两种问题。比如,在解释《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一句时,郭先生讲:
里仁,里是居住,这里讲处于何处,里仁即处在仁的境界之中。择,选择。处(chǔ),处世之道。知,同“智”,明智,智慧。我们居住在哪里呢?居住在仁里面。老汉口有居仁门、居仁里。择,古人讲择业、择友、择邻。自我选择、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选择仁,哪能叫智慧的选择?
这段解释,郭先生把“选择”“仁”“美”“知”等概念在择业、择友、择邻等这种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展开为一种生动的心灵历程,并把选择“仁”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带给了读者。
其二,“能读懂”的《四书》,能浸润读者的自我生命。现代人读《四书》,首要目的还是汲取其中的智慧、浸润自我的生命,但简单的文通字顺并不能带来生命的共振,如果不带着问题来读,常常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那怎么在《四书》中寻找“智慧”呢?我们举例来讲,《论语》记孔子批评宰我“不仁”,宰我竟然能心安理得地在“三年之丧”中“食夫稻、衣夫锦”。故事情节很容易明白,但“通丧”的礼制毕竟和现代人相隔很远,这里讲“仁”“不仁”于我们又有何用?那郭先生就讲:
“仁”有草根性。笔者做小孩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笔者的双亲时时省吃俭用,顾念一大家人,唯独克扣自己,真诚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邻居有难或逃荒讨饭的来了,祖父母、父母亲都会解囊相助。
听到这段话就和我们自己的生活近了,现代人也常说“将心比心”,但很少会意识到“将心比心”就是“仁”。“处仁”是一个选择,是对“爱”的一种推扩,简单地说,这其中推扩的方式就是“将心比心”。越是平实的文字,越能直接打动人。不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复杂内涵,按郭先生的讲法,就是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更加真诚关照他人,这就是“仁”。儒家讲“仁”,从来没说不要好好照顾自己,但仁爱的推扩,却带来了个体生命世界的丰富与扩充,这就是“知”、是“智”。成“仁”的生命世界并不排斥“利”,福报是运命的随附。我们看此处就是以自我的生命去叩问经典,这其中的对话、思考,就是启发智慧的场域。用郭先生的话来讲,这是“以生命对生命,以心灵对心灵,以真诚对真诚”。
二
这是一本能反映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四书通识》。
在关切现代世界、关切现代生活的目光中,“中国哲学”不断回溯传统、回溯经典,不断兴起新的“问题意识”。可以说,“问题”的不断提出与回应,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形成。郭齐勇先生一直注重将不同的“问题意识”融入对“中国哲学”的解读,这一立场也体现在《四书通识》的写作中。
比如,讲《论语》就讲到“公私观”“正义论”,讲《孟子》就讲到“仁政”“民贵君轻”,讲《大学》就讲到“内圣外王”“治平天下”,这是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中讲“四书”,这还包括书中“《中庸》的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节。又如,讲《孟子》也讲“心性论”“仁义内在”,讲《大学》也讲“德本财末”“以义为利”,这是在讲中国特质的伦理学。当然,在《论》《孟》《学》《庸》的原意解释中,郭先生也介绍了中国哲学的“道论”“形上学”。这些“问题”是中国哲学在发展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标识,“四书”文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虽不能称为全面,却也是在解答相关问题时不能绕开的内容。带着“中国哲学”进入“四书”,是现代人能够恰适地理解传统的重要途径。
当然,讲“中国哲学”永远是为往圣继绝学、为未来留问题。比如,在疏解《大学》“格物致知”时,郭先生通过梳理、比照朱熹与阳明对此的不同理解,展开了作为中国哲学的“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问题。简单来讲,朱王在“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是朱熹重积累、讲“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彻悟,自然贯通,无不了解”,而阳明重本心良知、讲“克服私意、恢复天理,保证良知得以充塞于内、发用于外”。郭先生通过对照朱王的差异,将中国哲学中“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这一问题抛出来。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代表着一种开放性、发展性,它们并不需要确定的答案,而是在探索与追问中体现价值。
三
这是一本保留着“诚敬”“涵养”工夫的《四书通识》。
“哲学”毕竟不是传统之学,在打破隔膜、进入经典之后,我们也需要得到“四书”的熏习。比如,郭先生在讲孔子的“忧乐圆融与生命的意境”时,说到: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这不是在讲“概念”,也不是在讲“问题”,这是在讲“体会”。这种“体会”也不是直接的观感,而是生命契合的“感通”“感应”。在这个层面上,不是“读得多”就明白得多,也不是“行得多”就感受得多,能够将这些文段真切地贯通起来,这其中的浸润便是真实的。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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