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类文献寻踪

作者：郭沂（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儒学何以反本开新》

可想而知，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余人，因而当时一定存在大  量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论撰”是否意味着孔子死后， 门人们共同辑录了一部记载孔子佚语佚事的全集呢?非也。孔子死后，儒家  学派即分化，时称“儒分为八”,并且相互攻讦。他们怎么会坐在一起“相与  辑而论撰”呢?故所谓“相与辑而论撰”是小范围的，顶多是各儒家派系之内 的事情。今本《论语》只有一万余字，所录显然只是当时孔子言行的一小部分。如前所述，它仅出自孔门德行、文学两科高足。

《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录的性质与《论语》一样，故我们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种种迹象表明，《论语》类文献的确是存在的。

首先，《论衡·正说篇》载：“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可见，作为孔门弟子笔记的 《论语》有许多种，很难详知其总篇数，以至于汉代专门研究《论语》的人也 “不知《论语》本几何篇”。王充对这些人虽不无嘲讽，但他本人也只能提出 一个约数——“数十百篇”。从汉代出现的各种《论语》看，每种只有二十篇 左右，其合并本也不过三十篇，因而王充所说的《论语》应兼含《论语》类文献，所谓“数十百篇”当指若干种《论语》类文献的总篇数。

其次，先秦两汉的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孔子言行，其中只有少部分见于今本《论语》。以《孟子》为例，根据顾炎武的统计：“《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  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那些占绝大部分的不见于《论语》的“孔  子之言”数据从何而来呢?我认为主要来自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各种《论语》类文献。

另外，还有关于《逸论语》的记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用了两条《逸论语》的资料。“理”字下解云：“《逸论语》曰：‘玉粲之琏兮，其理猛也’”;“莹”字下解云：“《逸论语》曰：‘如玉之莹。’”另外，《说文解字》中  另有“孔子曰”十条，皆不见于今本《论语》,也可能出自《逸论语》。据朱彝  尊考证，除《说文解字》外，《逸论语》还见于《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  览》等书(见《经义考》)。《逸论语》之所以出现，大概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有  别种《论语》类文献存在，当发现有些资料相传为此类文献而不见于《论语》 时，他们就把这些资料称为《逸论语》。其实，这些资料大多是其他各种《论  语》类文献的篇章，不一定就是《论语》亡佚的篇章。至于王应麟、朱彝尊等  人因《逸论语》多言玉事，从而怀疑《齐论语》的《问王篇》为《问玉篇》之误，并认为《逸论语》为《齐论语》所佚，皆出于臆测，不足为信。

有些《论语》类文献直到汉初还在单独流传。《汉书·艺文志》除列《论语》各种传本及其说解九种和《议奏》十八篇外，又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这些当然都是《汉书·艺文志》明确著录的《论语》类文献。

《汉书·艺文志》载“《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 所记也。”《隋书·经籍志》也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 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我认为，被称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记》中，也含有《论语》类文献。

各种《论语》类文献的下落如何呢?它们并没有完全从历史上消失。在 西汉及以前的古籍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 文看，绝非对私家著作的征引，而是某部书的某些部分。在我看来，它们其 实就是各种《论语》类文献的佚文。不仅如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量失传两千余年的《论语》类文献重见天日，与传世典籍所载交相辉映，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孔子乃至早期儒学的史料。

现存西汉以前古籍中《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大致可以分为九类：

1.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

今本《易传》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象》《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古《说卦》佚文),《乾文言》的第一节(古《文言》佚 文)。它们形成于西周初年《易经》成书后至孔子出生前这大约五百年时间 里。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存于今本《系辞》中。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为《续乾文言》,包括《乾文言》的第二、 三、四节；另一篇姑名之为《乾坤大义》,包括《乾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  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为孔子《易》说，其中第二部分显然是《论语》类文献。将以上文献编辑在一起，成为现在我们见到的样子，乃汉人所为。至于  帛书《易传》,大致包括孔子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和孔子《易序》佚文两部分，其性质当然与今本《易传》的第二、三部分相当。

2. 《孝经》

在十三经中，《孝经》的篇幅最短，内容也最浅显。但是，历史上有关它 的争议，却丝毫不比其他诸经逊色。这些争论涉及此书的真伪、编者、成书时代、命名、今古文之争以及流传，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考察的结果是：《孝经》确为孔子和曾子的对话，与 《论语》性质相同，反映了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并非伪书；《孝经》在曾子去 世之前就已成书，早于《论语》,其编者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孝经》在成 书时就已命名，意即孝为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准则、道理、行为等，或孝的准 则、道理、行为等；《孝经》与《左传》等书文字的雷同，皆事出有因，不可据以推断《孝经》晚出；和多数先秦古籍一样，《孝经》亦经由汉人整理，时有今古文两本；现存的通行本《孝经》和古文《孝经》皆非伪书。

3.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

大小戴《礼记》保存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先秦文献，过去很多学者由于这两部书的性质和成书过程认识不清，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是令人十分遗憾和惋惜的。在我看来，大小戴《礼记》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本《礼记》,包括《论语》类文献。第二类为其他《论语》类文献，如《孔子三朝》等。关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 沈钦韩纠正道：“今《大戴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辩》《用  兵》《少间》。”《史记索隐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亦引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纪，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 这就是说，《孔子三朝》七篇今存。第三类为七十子后学的文献。其中亦包   括一些《论语》类文献，如《缁衣》《表记》《坊记》之属。第四类为秦汉时的作品。

4.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中的有关文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罕见的战国竹简，包括80多种先秦古籍，总字数在3.5万左右，平均每篇才400多字。从已经公布的情况看，除《易经》为春秋以前的经典，《恒先》《彭祖》为道家作  品外，大部分文献的性质同古本《礼记》相似，其中包括大量《论语》类文献。如《孔子诗论》《缁衣》《民之父母》《子羔》《中弓》《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孔子见季桓子》《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 等。至于《武王践阵》,又见于《大戴礼记》,是一篇古史文献，亦当传自孔  子。当然，我们说这些文献的性质与古本《礼记》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古本《礼记》。

5.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阜阳木牍《儒家者言》

1973年，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四十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一部儒家佚籍，整理者根据文义将其编缀成篇并定名为《儒家者言》。该书所 载大抵为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言行，许多内容又见于《礼记》《大戴礼记》《晏 子春秋》《荀子》《吕氏春秋》《新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学者们认为，简文提及乐正子春，故其成书时代当晚于乐正子春，而 从其行文看，又当早于以上各书。今从文字等方面看，此书确为先秦古籍， 如“仲尼”的“仲”在简文中皆作“中”,而“中”正是“仲”的古文。所以，可以肯定它是先秦时期业已存在的《论语》类文献。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除了出土了大批竹简外，还发现了三件木牍，其中只有一号木牍完整。这块木牍共书写47个章题，记载了孔子及 其弟子的言行，与定县竹简《儒家者言》二十七章中第十四章内容相同，当属于同一种文献，故亦被命名为《儒家者言》。根据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 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晚为“十一年”等材料，确认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 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故木牍制作的时间下限不晚于此年。

6.定县竹简《哀公问五义》

《哀公问五义》是定县竹简中的另一篇，又见于今传的《荀子·哀公》《大 戴礼记》和《孔子家语》,内容为孔子和鲁哀公的对话，自然也是《论语》类文献。

7.《荀子》中的有关文献

《荀子》最初为刘向所校订，后来由唐人杨惊重新整理编次。此书内容并非全部为荀子的著作。梁启超说：“杨惊将《大略》《宥坐》《子道》《法 行》《哀公》《尧问》六篇降附于末，似有特识。《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篇虽间有精语，然皆断片。故此六篇宜认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

《大略》等六篇的性质与其他各篇确有不同，但是否就像梁氏说的那样为“汉儒所杂录”呢?从内容上看，这六篇大抵为孔子的言论，也有一些有关古 礼的记载。所以，其性质与古本《礼记》相同，或许可称之为“荀派《礼记》”。也就是说，其中的孔子言论，实乃《论语》类文献。

我们知道，孟、荀都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前者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后者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如果说仁学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  并易于任意发挥的话，那么礼学则主要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并难于改弦更张。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所以，荀子一定从孔门那里继承了不少具体的东西。当然，这些具体的东西既包括古礼，也包括孔子言论。既然如此，荀子将其保存在自己的著作里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这种推断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孔安国的《家语序》:“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 枝叶，唯孟轲、孙卿守其所习。当秦昭王时，孙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孙 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这就是说，荀子的确拥有大量记载孔子之语的文献。过去人们怀疑这篇《家语序》为伪作，理由是不充分的。退一步说，即使该《家语序》为他人假托，也不能说明上述说法毫无根据。

总之，《荀子》一书至少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为荀子本人的著作，另一部分为荀子所承孔子之语和一些有关古礼的记载。这很像《子思子》的成书的模式。

8.《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

孔安国的《家语序》较详细地介绍了《孔子家语》的成书与流传过程，从 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孔子家语》为结集《论语》所剩余的 材料形成的：“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之曰《孔子家语》。”如此看来，此书显然是《论语》类文献。其二，此书“多有古文”,“与《论语》《孝经》并时”,故为先秦古书。其三，此书成书时曾由七十二子加以润色，故“颇有浮说，烦而不要”。其四，尽管如此，书中“凡所论辨流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其五，本书汉初“乃散在人间，好事亦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其六，孔安国曾重新编辑整理本书：“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

据此看，《孔子家语》虽在成书时即由七十二弟子进行润色，汉初又被增损，但应仍不失“夫子本旨”。

《隋书·志第二十七·经籍一》载有“《孔丛》七卷”。注云：“陈胜博士孔鲋撰。”对于此书的形成，宋咸言之较详：“《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 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  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上下篇，为一卷。”

由此可见，《孔子家语》传自孔安国，《孔丛子》传自孔鲋、孔臧。故《隋  书·志第二十七·经籍一》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所以，不可贸然把《孔子家语》《孔丛子》归入伪书之类。

王先谦说：“《王制》疏：《家语》,先儒以为肃之所作，未足可信。’案 肃惟取婚姻、丧祭、郊帝、庙祧与郑不同者，孱入《家语》,以矫诬圣人，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谓肃所造也。”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中肯的。

9.《新序》《说苑》《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中的有关文献

《新序》《说苑》《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等汉代传记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

关于《新序》《说苑》,班固说：刘向“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 凡五十篇奏之”(《汉书卷三十六·列传第六·楚元王传》)。关于《尚书大传》,《崇文总目》说：“汉济南伏胜撰，后汉大司农郑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诸儒，故博引异言，授援经而申证云”;莫友芝《部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附录》说：“旧本题汉伏胜撰，郑玄注。据其元序，文乃胜之遗说， 张生、欧阳生等录之也。”关于《韩诗外传》,《四库提要》说：“其书杂引古 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 入。”

从这些书的性质看，其所载孔子言行，皆汉人杂记所读所闻，多可与《荀子》《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书中的《论语》类文献相参见。

不过，各书的史料价值并非等同。刘向本人就对《新序》《说苑》的史料  价值有所区分：“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 一一条别篇目， 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 (刘向《说苑序奏》)这就是说，《说苑》中的史料远不如《新序》可靠。《尚书大传》传自伏胜，当大醇小疵。今观《韩诗外传》,基本与《说苑》类似。

以上是现存《论语》类文献的大体情况。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史料彼此互见。对此，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不是甲抄自乙，就是乙抄自甲。其实，孔子言行“当时弟子各有所记”,自然难免互有重复，后来各派都有自己的传承 系统，就理所当然地将这种重复的现象也保留了下来。所以，各种《论语》类文献之所以彼此互见，并不一定就是因为某书抄自某书。

这些《论语》类文献多称“子曰”。自从欧阳修说《易传》之“‘子曰’者， 讲师之言也”以来，学者盲从者不乏其人，以为“子曰”不独孔子之语，其他诸子、学者之语亦可称“子曰”。其实，早在欧阳修之前，邢易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详加辨析。何晏《论语集解》云：“马曰：‘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邢易疏曰：

云“子者，男子之通称”者，经传凡敌者相谓皆言吾子，或直言子， 称师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称也。云“谓孔子”者，嫌为他师， 故辨之。《公羊传》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 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然则书传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圣德著闻，师范来世，不须言其氏， 人尽知之故也。若其他传受师说，后人称其先师之言，则以子冠氏上， 所以明其为师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类是也。若非己师，而称他有德者，则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类是也。

今质诸典籍，邢氏之说不诬。“子曰”专指孔子语，确为古书通例，其他诸子、学者必称其姓氏。

事实上，欧阳修的论断，用《易传》本身便可攻破。《系辞下传》载：“子 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这明明是孔子对颜渊的评论，与《论语》所载孔子对颜渊“回也其庶乎”(《论 语·先进》)、“不贰过”(《论语·雍也》)的评价并无二致，怎么可以说是 “讲师之言”呢?这段文字又见于帛书《要》。《要》称之“夫子曰”,其下便记载了“夫子”与子贡的对话。此“夫子”显然为孔子。

也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这些文献里“子曰”的“子”确指孔子，但认为这些 话只是假托于孔子名下，并不代表孔子思想。仔细推究起来，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其一，《韩非子·显学》云：“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我以为，韩非子在这里只是强调孔、墨后学对孔、墨的思想各有不同的取舍，并  不是说孔、墨后学制造了假的孔、墨文献。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墨子》中 “(卷二)《尚贤》上中下、(卷三)《尚同》上中下、(卷四)《兼爱》上中下、(卷五)《非攻》上中下、(卷六)《节用》上中《节葬》下、(卷七)《天志》上  中下、(卷八)《明鬼》下《非乐》上、(卷九)《非命》上中下……这十个题目  二十三篇，是墨学的大纲目，《墨子》书的中坚，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样， 可以证明是门弟子所记，非墨子自著。每题各有三篇，文义大同小异，盖墨  家分为三派，各记所闻”。这就是说，墨子三派所记大同小异，皆为可靠的墨子文献，非假托也，对孔子后学各记所闻的文献亦应作如是观。

其二，《淮南子·修务训》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 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上文说人们为了增强自己著作的权威性， 便假托于神农、黄帝等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但西汉建国离孔子逝世只 有二百余年，且孔子弟子众多、影响甚巨，以至于秦始皇时的七十位博士全部为齐鲁儒生，因此，有关孔子的主要言论事迹当为儒者甚至一般人所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将某部书或某部书的某些部分假托于孔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三，《论衡·正说篇》云：“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 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在西汉时期假造古文献是有可能犯死罪的，人们一般不会冒杀头之祸去  制造假的孔子文献。当然，从上文看，将自己的著作托之于神农、黄帝不会被追究，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且无著述可考。

其四，以孔子弟子之众、影响之巨，早期文献中存有大量孔子言论事迹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可因此而怀疑其可靠性。

当然，正因为孔子的言论、事迹广为流传，所以对这些言论、事迹进行演绎以至以讹传讹或将片言只语假托于孔子的事情在所难免。但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个别的，与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类文献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各种《论语》类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是没有可能被这些假托之语渗透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