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涤生《荀子集释》平议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摘要：《荀子集释》虽然是一本出版于1979年的书，但却时常活跃在研究者的征引之列，其学术价值显然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获得了荀子研究者的认可。鸟瞰后世注释《荀子》之作，此书当在《荀子》注释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格局、体例、方法三大层面进行衡定，该书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其一，在研究格局上，广采众家，由博返约。其二，在撰著体例上，题解精妙，案语多当。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训诂为主，兼及义理。这三大层面所彰显出的特色决定了此书是一部融训诂、思辨于一身，兼普及、研究于一体的有着鲜明特色的《荀子》注释类著作。可以逆料的是，当代《荀子》注释类著述与相关研究亦当沿此三大层面进行，才能获得突破性进展。评析、衡定李涤生《荀子集释》的学术价值，对当代《荀子》注释类著述以及荀子研究均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李涤生；《荀子集释》；学术价值；论衡

一、引言：《荀子》文本的性质及后世注释鸟瞰

《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大部分为荀子亲著。荀子开学者撰书先河，对后世著述起到了激发与推动作用。如《吕氏春秋》一书的面世便与《荀子》的激发密不可分。《史记·吕不韦列传》云：“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②]“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的直接结果就是《荀子》等书在世间普及，而这间接推动了《吕氏春秋》的编撰。荀子生活于战国末年，长期讲学于稷下，网罗众家思想，标举儒家大纛，为一批判熔铸型哲学家，终成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以今人眼光观之，《荀子》一书突破了以往语录体之旧藩篱，确乎为论文体的早期文本之一，类似于学术专著。

先秦典籍如《周易》《论语》《孟子》等均历经汉儒训释、宋儒发挥、清儒注疏，历代学人辗转相训，由此形成了一条不间断的诠释史脉络，今人才得以顺畅理解这些古老的先秦文本。《荀子》一书则由于作者地位不显，在思想史上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之故，导致在经汉代刘向整理之后至唐代杨倞作注之前的漫长历史中鲜有学者关注，更遑论注疏与研究了。

《荀子》奥义艰辞颇多，又多存先秦古义，实具有极高的思想史价值。作为一部先秦之书，《荀子》去古既远，直至西汉刘向校书时才有了第一次整理。刘向将当时所能见到的荀子书三百二十二篇，除去复重者二百九十篇，定著为三十二篇，分为十二卷，可谓《荀子》成书第一功臣。在后来的历史中，《荀子》未有注者，直到唐代杨倞有感于“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③]，在刘向整理的基础上，撰成《荀子注》，将旧十二卷分为二十卷，并进行了篇目移易，使《荀子》可读，树立后世注释《荀子》典范，堪称平地起风雷之举，可谓《荀子》注释第一功臣。随着中唐学术思想史上的孟升荀降趋势的到来，至宋代竟成声讨荀子之势，故宋元之时无有为《荀子》作注者，实为学术史上一大冤案，亦为学术史上一大不幸。

有明一代，陆粲曾注《荀子》，校定章句，训释文辞，惜今已不存。明末清初傅山撰《荀子评注》，重新接续注释之脉。清代中期以后，郝懿行、王念孙、俞樾等人注释、校正《荀子》，大大推动了《荀子》训诂学的发展。随后王先谦《荀子集解》一书付梓杀青，成为迄今为止集大成式的《荀子》权威注本，是书汇集杨倞注及清代注荀之作，间有作者读荀新见，可谓《荀子》注释又一功臣。唐、明、清三代与先秦在时间上相隔久远，加之并未能形成代际训释传承之势，使得《荀子》文本中不少字句尚不能通读无碍，殊为憾事。近代诸贤校理《荀子》亦有不小成绩[④]。不少学人在王先谦《荀子集解》的基础上，继续补正、注释《荀子》，如钟泰《荀注订补》（1936年）、梁启雄《荀子柬释》（1936年）等。另有一些训诂学者沿着清代学术道路前行，继续训释古典，《荀子》成其训诂研究视野中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白话译解类《荀子》则随着白话文运动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叶玉麟的《白话译解<荀子>》[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再有白话译解版《荀子》出现。究其原因，大约是《荀子》不少疑难词句尚未得到解决，所以学界将精力倾注到训释类工作中去了，并未全力介入白话译解领域。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由于“评法批儒”运动的需要，荀子因被视为法家代表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出现了大量的《荀子》注释本、节选本。这些本子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部分地失去了学术之客观性。若去除掉那些鲜明的阶级斗争话语，不少注本仍可视为一时佳作。这些作品在客观上推动了《荀子》注释工作，为接下来的白话全译做好了铺垫。

这一时期，对《荀子》作通篇注释且荦荦大者，有王忠林《新译荀子读本》（1972年）、章诗同《荀子简注》（1974年）、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1975年）、李涤生《荀子集释》（1979年）、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1979年）[⑥]、龙宇纯《荀子论集》（1987年）等。经过学者较长时间的努力，《荀子》中一些疑难文本得到了部分解决，大量白话译本重新开始出现。随后的杨柳桥《荀子诂译》（1985年）、杨任之《白话荀子》（1991年）、蒋南华等人《荀子全译》（1995年）、张觉《荀子译注》（1995年）等著作的出版，掀起了一个白话全译《荀子》的高潮。其后《荀子》注释类比较重要的著作主要有骆瑞鹤《荀子补正》（1997年）、董治安郑杰文合著的《荀子汇校汇注》（1997年）、王天海《荀子校释》（2005年）、萧旭《荀子校补》（2016年）[⑦]、董治安与郑杰文、魏代富等合著的《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2018年）等。

台湾学者鲍国顺曾有《荀子注释书评介》[⑧]一文，将王先谦《荀子集解》、梁启雄《荀子简释》[⑨]、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李涤生《荀子集释》（以下简称《集释》）四书进行了比较式研究。因其以一篇文章的体量将四书同评，故每书仅略作评介，惜未能深入。四部书中，除《集释》外的三书在海峡两岸均有出版，只有《集释》虽影响力较大但尚未在大陆出版，故将其置诸《荀子》注释史之中衡定其学术贡献与价值，拣择其可资鉴之处，对当代《荀子》诠释与荀子研究的新开展当有启示意义。

二、研究格局：古今与中外相结合，广采众家，由博返约

《集释》由台湾学生书局初版于1979年，至今已印刷多次，尚未改版，亦未在大陆出版。作者李涤生先生雅好《荀子》，《集释》是其研习荀子多年后推出的一部力作。全书有牟宗三先生序、作者自序、凡例、荀子三十二篇全文、题解、集释与为数不少的案语。此外，书后有两个附录，分别是施之勉所作《荀子年表》与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按牟宗三的说法，对于《荀子》一书的注释，李先生“一字未安，辄不能寐；一字得解，怡然心喜。”[⑩]据自序，作者从1955年开启治荀之路，至1979年本书出版，研治荀子达二十余年。以二十年通一经的工夫完成的这部著作自然分量不轻。牟先生极力推介道：“吾讲荀子，必先阅王先谦《荀子集解》。今而后，则必先阅涤生先生书。”[11]可见，牟先生将《集释》与《荀子集解》相提并论而略有表彰《集释》后来居上之意。

《集释》一书为补《荀子集解》之不逮而作。李涤生先生看到了《荀子集解》之弊：“惟集解所采众说，征引繁博，一字订正，动辄百言，初学之士，望而兴叹。今所采撷，皆略其征引，而取其结论。”[12]一则征引太多，训释浩博，而说法抵牾之处便自不能免，读之如坠五里云雾，莫知所从。《荀子集解》仅有博采众家的汇聚之功而未有博而返约的取舍之力。二则清儒考订未能尽善尽美，甚至失误多有。其失有四：有无当于荀旨者，有不误而为误者，有纠误反为误者，有衍夺窜讹者。简言之，《集释》翦除以往注家之繁芜，仅征引可取之说，尽量给出读者一个个清晰可信的注解。

能否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是检验一部“集释”类书的试金石。此类著作之成功必然需下一番博观而约取的功夫。第一步，占有大量而丰富的相关资料，即博观古今中外相关著述，汇聚有用的资料库。第二步，对搜集来的相关资料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加工，剪裁制作，由博返约，敢于取舍。如果没有广博的资料作支撑，恐怕难以为读者提供一本集合众家、方便观览的书，也难以达到让读者择善而从之目的。

《集释》萃集之注打捞古今注解与中外注释，可谓将古今与中外相结合。《集释》后起，较之王先谦《荀子集解》所见材料更广，所能够吸纳、取舍的观点自然也就更多。除唐杨倞之注外，还将清人之注网罗殆尽，择善而从，又博采近人乃至日人学者之注。

据凡例，《集释》一书除附录中参考文献所列之外，清儒部分主要来自《荀子集解》，近贤部分主要来自《荀子约注》。其中，引自《荀子集解》者有杨倞、卢文弨、王念孙、刘台拱、郝懿行、俞樾、王先谦、汪中、陈奂、顾千里、郭嵩焘，另外还有孙诒让（《札迻》）。近代学者则有梁启超、梁启雄（《荀子约注》）、章太炎（《新方言》）、钟泰（《荀注订补》）、刘师培（《荀子斠补》《荀子补释》）、陶鸿庆（《读荀子札记》）、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王叔岷（《荀子斠理》）、龙宇纯（《荀子集解补正》）、赵海金（《荀子校释》）、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高亨、潘重规、刘念亲、阮廷卓等。日人学者有久保爱（《荀子增注》）、猪饲彦博（《荀子考》）、片山兼山[13]等。所称引除训诂学者外，尚有哲学史研究者，如胡适、牟宗三、吴康、冯友兰等。《集释》列入“中国哲学丛刊”出版，显示着此书哲学性的一面，或者说透显着该书与荀子哲学的关联性。

由《集释》立意深远、格局博达、视域广阔可知，今日荀子注释类作品要想取得突破前人的成果，在撰作之初宜将目光投向时下所能搜罗到的古今中外的荀子类材料。当然，既要广采众书，又要由博返约，而成一定之见，才能在全书立意、格局、视域上超越同类书籍。观后来的大多数注荀类著作，之所以一直难以望《集释》项背，最大原因便是未能打开研究格局，未能占有更丰富的研究资料，未能开启更广阔的研究视域。这种状况直到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14]、王天海《荀子校释》[15]和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16]才在材料搜集、研究格局方面超而越之。尤其注意的是，新的研究不是以材料全面为鹄的，而是在占有丰富材料基础上，作通盘考量、反复权衡分析，或为读者呈现一“最大公约数”，或体现撰者的明断洞见。如此才有可能突破前人，为后人贡献一部研治《荀子》值得依赖的权威版本。

三、撰著体例：题解与案语相结合，题解精妙，案语多当

撰著体例是指一部作品的写作格式、组织形式，包含诸如标题、目录、凡例、索引、题解、案语等丰富的内容。作者通过选择合适的体例进行写作，可以使著作或更有深度，或更具可读性，以实现当初撰作目的。好的体例可以使著作更加清晰、条理，利于内容的表达，更好地凸显著作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集释》运用了“题解”结合“案语”的体例，且能将作者研荀的独到见解贯注其中，为读者与后续研究者展现了用合适体例进行有内涵撰作的著作范例。

撰著体例是历史上众多作者长期接力摸索的结果。《荀子》题解，启自杨倞注，《集释》则发扬广大之。《集释》在每篇之前增加“题解”，进行一总体性的勾勒，评价点染出轮廓，以助益读者更好地理解篇章内容，也将作者对于此篇的大体认知吐露无遗。《集释》“题解”大多是篇前附以较长的说明文字以利读者把握此篇大意。早于《集释》的方孝博《荀子选》[17]所选十六篇《荀子》皆有题解，晚于《集释》的张觉《荀子译注》[18]亦有之。与《集释》同年出版的北大组《荀子新注》篇目下大多有较为完备的“说明”，仅后四篇《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无之。而此书2018年版的后继版本[19]摒弃了原来“评法批儒”式的激进论调，而代之以客观平正的学术基调，重新编撰“说明”，并将原来缺少的四篇“说明”补齐。“题解”这一体例渊源有自，且多书采用，是为适合的体例之一。

《集释》除《君子》篇引杨倞注以及《大略》篇引杨倞注与久保爱之说为“题解”外，其他三十篇“题解”皆为作者精心撰写。《集释》题解，长短不拘，多则长篇大论，少则三言两语。长者如《解蔽》《性恶》《正名》《劝学》诸篇之“题解”，短者如《修身》《不苟》《荣辱》，而最精彩得当者要属《天论》篇“题解”。除阐释篇目立意、篇中内容之外，还有大量作者的崇论闳议。李涤生先生深耕精研荀子多年，所撰“题解”决非空语浮言之可比，真所谓“提要钩玄，洞见真章”[20]。

《集释》撰著体例的另一成功之处就是案语的恰当运用。所加案语大多可圈可点，是作者精研荀子的心血凝聚。案语篇幅长短不一，但绝无空论。篇幅短小者，如在解释《儒效》篇“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时，所加案语是：“‘求’、‘为’、‘积’、‘尽’是治学的四个阶层。”[21]稍加点拨，便将荀子思想的逻辑性突显出来。另有篇幅较长者，似一小论文，令人读之有得。如论孟荀论性之差别甚妙[22]，对于厘清孟荀人性论大有提点之功。

此外尚有一些案语，不仅可启发读者深思，而且推进了学术研究。如《礼论》篇“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一段案语云：“此说与性恶论，似颇有出入。”[23]在《礼论》篇另一处“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一段案语云：“此数语与性恶说，颇有出入。”[24]此二处案语指出了《礼论》内容与荀子性恶说不协，是为作者深刻洞见。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勘破荀子人性论非能以性恶论一语概括之。另一方面，则可由此深思不相协的原因以及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现象。由是，可生发出荀子人性论相关研究课题。荀子人性论可能并非字面所显示的“性恶论”，而是有更深层的蕴谓。当今学界荀子性恶、性朴等论争，正是为解决此一问题而进行的学术探索。

对于一本注释类荀子书来说，选择何种撰著体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该书质量的高低。撰著体例是形式要件方面的规定性，虽看似一形式却与内容密不可分，甚至决定着内容。诚然，内容的最终呈现要受到学术史积累与作者视野的共同影响。实事求是地讲，后续荀子注释类书要想在撰著体例上取得突破，将面临很大挑战。因为体例主要是由历史提供的可能选项，并不能随意造作。所以，未来的此类研究仍需要在题解、案语的内容书写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荀子》持续而深入的思想研究，则不可能写出超越前人的作品。

四、研究方法：训诂与义理相结合，训诂为主，兼及义理

谈到经典文献的研究方法，训诂与义理二者的关系向来是学界争论的永恒焦点，是学者需要谨慎处理的棘手难题。《荀子》一书作为先秦之书，兼具训诂与义理的双重意义。其训诂学意义在于，《荀子》一书保存先秦之旧，有不少先秦独有，甚至是荀子特有的字词，而这对于董理、校释其他先秦文本有着重要参照价值。其义理意义在于，荀子处于先秦与秦的分水岭上，正是思想史转折时期，加之荀子本人思想博大而深邃，是先秦诸子之集大成者，具有特殊的思想价值。要研究《荀子》，在研究方法方面当于训诂与义理间进行抉择。

《集释》牟宗三“序”有言：“读古典必先通章句，不可望文生义，随意驰骋遐想。”[25]唐君毅亦曾道：“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核为义理之原，今则当补之以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义理亦考核之原矣。”[26]两位以精研义理之学著称的先生均注重义理与训诂间的紧密结合。稍有不同的是，牟先生指出的是处理二者的时间先后关系时，当以训诂为先，义理随之。而唐先生则指出了处理二者间的互证权重关系时，当以义理为重，训诂为轻。但不能否认的是，训诂与义理二者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如何协调二者关系而恰当运用之，才是学者需要精心考量的问题。

相较而言，王先谦《荀子集解》明显不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读物，而主要是作为荀子研究者或训诂学者的案头书。反观《集释》，则既可作为初学入门书，亦可视为研荀参考书，既兼顾普通读者，又惠及荀子研究者。当然这与作者的写作初心、功力与学识有关，更与作者选择的训诂为主、兼及义理的方法有关。《集释》牟宗三序明言：“涤生先生此书于义理则多引而不发，盖亦重在通句意，立基础，不欲人随意遐想也。”[27]实际情况是，侧重训诂的《集释》一书并未废黜义理。《荀子集解》因过分执著于训诂考据，遂有义理不明不透之弊。前车可鉴，所以《集释》注重“既明其章句，复通晓其义理”[28]，采用的是训诂为主，兼及义理，将文字注释与义理疏通相结合的方法。如此一来，自然在处理复杂的文字与思想问题时游刃有余。

从义理疏通来看，《集释》的段落划分与解析非常明了，段意总结与概括格外精当，段落、篇章间的疏通与勾连特别到位。总体来看，每小节节末有节旨，每段段末有段旨，基本做到了段段有总结，句句有贯通，字字有交待，让初学者能了解文本大意，让研究者略知所归。

《正论》篇解释“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句时，《集释》批曰：“故荀子此文是斥墨家节葬之说。”[29]《富国》篇解释“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时，加以批注云：“此段言利民爱民是为政的根本，王霸安危皆系于此。下一段即暗承此义而详加论列。”[30]此类疏通文义之解释不胜枚举，不仅有利于读者阅读、理解，对荀子研究有重要启发。

应当承认，在义理疏通上，《集释》存在较为鲜明的个人立场，其中的某些观点亦值得商榷。如认为荀子反对科学云云，即是显例。荀子“是以理智主义的态度，对迷信思想之否定，而彰显‘天人之分’一义的。其目的并不是积极的建立其科学思想。言科学则必究心于物之所以生，而后才能致力于物之所以成，荀子却说‘君子……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君道篇）这种态度，适是反科学的。因为荀子的理路虽近乎科学，但他用以解决的问题则是人文的（人伦问题）。故不能向纯知识的科学方面发展，而建立纯科学的学问。”[31]

此论事关荀子与科学间的关系，大有可商榷之处。[32]一则，以理智主义态度否定迷信思想本身即是科学主义的一部分，属于清扫地基的工程。二则，荀子所处年代决定了其当然不会以建立某门具体科学为目的，但这并不妨碍其思想存有科学主义的方法与因子，并成为重要的科学思想史来源。三则，荀子此语所举的话语主体是“君子”，而此处君子仅指统治者的意思。君子固然是社会人群中的政治管理者，但并不包纳所有人，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以一小部分君子所当持态度而否定其他人所当持的态度，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因为荀子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讲“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其意在于说明统治者不需要知天，而相关的官员（如日官、星官、太史等）则属于应当知天之列。此等立场过于明显的表述往往易引发对《集释》一书性质的如下质疑：这到底是一本注释《荀子》的书还是一本阐释荀子思想的书？当然瑕不掩瑜，有自己立场与观点的书，才可能是本好书。从纷繁芜杂之中阐古义，在先秦字句之中觅思想，于经典古籍之中寻科学，本身已经证明了作者确乎有卓越识见。

从文字注释来看，《集释》较好地处理了《荀子集解》一众清儒训诂、近代学者观点和日本儒者注释三者间的关系，去伪存真以融贯三者，尽量得出一最接近文本真相的结论。在三者关系处理上，《集释》基本以杨倞及清儒训诂为主，以近代学者观点为辅，兼采日本儒者注释。而在具体解释时，《集释》注重贯通儒家早期经典，如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管子》《韩非子》《庄子》等典籍或以解荀，或以证荀。既重外证、他证、旁证，也重文本内证，将《荀子》书内重出之句、意同之句皆能通贯而诠释之，同篇之中若相发明之句亦勾而连之、合以观之，故其所得解释可信。

《集释》持论相对平正，较之王先谦《荀子集解》，收录不在多，而在公允判断之后的易晓明通。暂举一例以明之。如《劝学》篇“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句，作者不是以字或句解，而是进行了长达一页多的义理疏解，将《荀子》书“类”概念的具体用法进行梳理，总结分疏得细密而恰当。[33]此等不局限于字句、通全书而贯之的写法确能公允判断，也更易晓明通。

《集释》对于不能解决的训诂问题，如实言之，不去另立新解或妄加解释。如注释《大略》篇“蓝苴路作，似知而非”句时明言“上四字不知其确解。”[34]再如注释《解蔽》篇“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句即云“此文不得其解。”[35]对于不能解者，不强作解释，阙如以待后来者的实事求是态度值得肯定和提倡。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处理是所有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难题。在这个方面，《集释》为后来的《荀子》研究者作了很好的学术示范。全书贯彻的训诂为主，兼及义理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在研究与著述之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训诂与义理间的先后次序，如何甄别并选用合宜的方法。训诂学所期待的抵达文本原义是包括《荀子》在内所有经典研究的基础。唯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可靠的义理建构。否则，随意驱驰古文，必然会陷入四无依傍的窘境。妄作应景文章，必然会落入贻笑大方的深渊。

结语

综上所述，《集释》因其在研究格局、撰著体例、研究方法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完全可以成为从事此项工作学人的重要参考蓝本，在具体阐释、注解方法、注解体例诸方面均能获取有益借鉴和丰富启示。《集释》不失为一部视域广阔、兼顾训诂与义理，又不乏精彩之处的《荀子》注释类著述，完全可以成为后人开展《荀子》研究的一面镜子。

平心而论，书无完书，白璧有瑕，在所难免。鲍国顺曾言：“只是此书迻述他人之说颇多，而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考察不便，则不免为小疵。”[36]管窥所见，《集释》亦不可避免地出现失校、失误、失引等状况[37]。当然，不能因《集释》有上述错误就否定其价值。这反而表明《集释》一书有待于进一步修缮与重订，若能进行一番较为彻底的校对与修订，当能更好地发挥其在《荀子》注释与研究领域内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易时移，学界呼唤注荀类著作不断推陈出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步入现代社会，无论《荀子》训释还是白话译解，仍然难以做到字字落实而不诬。就《荀子》版本来说，《宋本荀子》[38]、古逸丛本《荀子》[39]当然是经典版本，清代王先谦《集解》依然是集大成的版本，成为如今尚不可超越也无法超越的经典文本。但随着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后来注荀者的新观点需要整合，旧有版本的时代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为进一步推动《荀子》研究，发挥荀子无法取代的思想价值，时代呼唤有志之士在《荀子》注释中作出新的更大成绩，呼唤新的注荀本出现。

注释：
 
[②]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3046-3047页。
 
[③]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第43页。
 
[④] 要详细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荀子研究，可参阅《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一书和《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一文。具体信息如下：（1）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20-28页。该文亦收录于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256-272页。
 
[⑤] 叶玉麟：《白话译解<荀子>》，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
 
[⑥] 饶有趣味的是，李涤生《荀子集释》与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好似心有灵犀一般，于1979年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此二书对两岸荀子普及与研究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后北京大学注释组《荀子新注》在台湾里仁书局曾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名出版，而李涤生的《荀子集释》迄今未有大陆版。《荀子新注》由于所持之阶级斗争立场而将荀子目为法家之代表，作为批判儒家之助，不及《集释》所论客观，故以学术研究角度观之，略逊一筹。后该书重新修订，将其中若干过时与激进的观点进行了删改，成为一部主动适应时代变迁的“荀子新注”。具体可参阅：（1）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2）北京大学哲学系注：《荀子新注》，里仁书局，1983。（3）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中华书局，2018。
 
[⑦] 《荀子校补》一书是近年来《荀子》训诂研究领域内成系统、有分量、大部头著作。因该书出版地在中国台湾地区，大陆学人多不能见，而对其了解不多罢了。具体可参萧旭：《荀子校补》（全三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
 
[⑧] 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华正书局，1984，第191-206页。
 
[⑨] 梁启雄《荀子简释》一书，曾在台湾地区的华正书局、河洛出版社影印出版，而世界书局印行时更名为《荀子约注》。具体可参阅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华正书局，1984，第199页。
 
[⑩]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1979，第ⅰ页。
 
[11] 同上书，第ⅱ页。
 
[12] 同上书，第ⅲ页。
 
[13] 严灵峰著录日本学者片山兼山（1730-1782）《荀子》研究著作四种：《荀子杨注正误》《荀子考》六卷、《荀子一適》（或作《荀子一滴》）、《读荀子抹点》（或作《读荀子抹》）。参见张京华：《日本江户时代以来的<荀子>研究》，《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第19 版。
 
[14] 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 董治安、郑杰文汇撰：《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
 
[16]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凤凰出版社，2018。
 
[17] 方孝博选注：《荀子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8] 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9] 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中华书局，2018。
 
[20] 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第202页。
 
[21] 李涤生：《荀子集释》，第156页。
 
[22] 同上书，第559页。
 
[23] 同上书，第446页。
 
[24] 同上书，第440页。
 
[25] 同上书，第ⅱ页。
 
[26]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页。
 
[27] 李涤生：《荀子集释》，第ⅱ页。
 
[28] 同上书，第ⅳ页。
 
[29] 同上书，第406页。
 
[30] 同上书，第218页。
 
[31] 同上书，第379页。
 
[32] 姚海涛：《荀子对智性的阐扬及其与科学的关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33] 李涤生：《荀子集释》，第12-13页。
 
[34] 同上书，第633页。
 
[35] 同上书，第493页。
 
[36] 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第205页。
 
[37] 笔者曾通读《荀子集释》多遍，下了较大的功夫进行过详细核对校正。2020年初读之后发表《学生书局版<荀子集释>印象简谈并文字勘误》一文。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zg2MDU0OQ==&mid=2247527577&idx=3&sn=01842bb8d324a53dfeacd7c4f6784b67&source=41#wechat_redirect。2023年重读之后又发表《学生书局版<荀子集释>印象简谈并文字指瑕勘误（修订版）》一文。网址：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25296。此类“低级错误”的出现，与出版方的校对有关，当然与作者原稿恐怕也有关系。
 
[38] 荀况撰.杨倞注：《宋本荀子》（全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39] 黎庶昌编《荀子》（古逸丛书影印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