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的心序：邵雍诗歌的物象

作者：罗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十六日乙卯

          耶稣2024年8月19日

“万物有情皆可状”，这是北宋邵雍哲学的理路，也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观物，是主观有意地观察事物，去寻求物理，寻求摄取主观所需，寻求理趣以愉悦并升华主体的精神。宋人关注自然与日常的书写，本就形成了宋诗独特的理趣。邵雍的观物之诗，则更频繁地取象于自然世界和常用简易之物，从这两重观照中分别推寻物理，最终把握大千世界之道，追求主体精神升华。

邵雍观物吟诗，既不离日常，又超然于物外，既追求心隐，又通达天理与人情，他也以“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的独特视角自得。他有不少题为《见物》《观物》《待物》《乐物》的诗歌，这些题名的使用，反映出他观照物象的不同境界，以及在这观照当中构筑的天人秩序。

观咏自然：法天地之序

“洛阳最得中和气，一草一木皆入看。”邵雍所关注吟咏的自然物，就像《六一诗话》中记载的“于是诸僧皆阁笔”故事，不出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在这部分诗歌里，邵雍用的大多是熟语，也很少凭借细致描绘或者想象发散去呈现景物。

邵雍凝视自然物，更多的是为了点缀心境，成就理趣。比如他咏鱼，“已绝登门望，曾无点额忧。因思濠上乐，旷达是庄周”，是从《庄子》中传下来的濠梁之趣，是自由、生机和隐遁的象征；花木则反衬出他对世俗功业的不在意，“客说河州事，经营杳未涯。讶予独无语，贪嗅杏香花”，从见物上升到了观物的层面。

邵雍作《触观物》言，“观时见物理，主敬得天真。心净星辰夜，情忻草木春”，他眼中的自然是充满生机、富于秩序的。他赞慕天道的生生不息，“百谷仰膏雨，极枯变极荣。安得此甘泽，聊且振群生”。在他笔下，雨水经常和造化生意联系在一起，“春雨细如丝，如丝霢霂时。如何一霶霈，万物尽熙熙”；春露秋霜的变化则是盛衰一理的体现，“为露万物悦，为霜万物伤。二物本一气，恩威何昭彰”。他也从枯荣变化、四序回环中观察并展现盛衰变易的秩序：牵牛花“谢既成番次，开仍有后先”，梁间燕子“物情谁道尔无知，秋去春来不失期”。物极必反，而又不超越这种秩序，所谓“泰到盛时须入蛊，否当极处却成随”，也呈现出他对《易》学的理解。

天地万类如此，人间的秩序也效法它、融入它而成。邵雍将自己安置在时序之中，“虽然春老难牵复，却有夏初能就移”，在天人之际恰得其分。他对日常之物的观照，最终被他上升到向内探寻的层面，与他个人对“乐”的追求合一。“日往月来，终则有始。半行天上，半下地底。照临之间，不忧则喜。予何人哉，欢喜不已。”此诗题为《欢喜吟》，邵雍也正是以生机与秩序的观察者自居，因通达并融入此理而乐。

摹写日常：究人世之序

日常的事物也广泛地存在于邵雍的诗歌书写中。这些日用之物出于人手，更多地承载了他关于社会治理的理念，但也成为构筑天人秩序的重要部分。

他乐于提及自己乘坐的“小车”，“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称赏这种简易中的安适自在，及与众生同乐的佛家心态，并且以此作为内省工夫的象征。此外，他又在《天道吟》中言，“隐几功夫大，挥戈事业卑。春秋赖乘兴，出用小车儿”。此处的“隐几功夫大”，既有《庄子·齐物论》中“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的坐忘遐想之义，又有《孟子·公孙丑》中“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的怀志自重之义。在此，邵雍将儒释道自然地融合在他的吟诗与理趣之中。

邵雍吟咏日常事物时，在构筑其天人秩序的思索中，融入其哲学思考。如他在《因何吟》中提及各种调味品的笔法，是仿效《天问》的无理之问：“梅因何而酸，盐因何而咸。茶因何而苦，荠因何而甘。”但若联系他的《问调鼎》，“请将调鼎问于君，调鼎功夫敢预闻。只有盐梅难尽善，岂无姜桂助为辛。和羹必欲须求美，众口如何便得均。慎勿轻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他对惯熟之事的探问便转化为了长存于日用饮食之中的秩序感。

盐梅之为物，在先秦就与“和”这个重要范畴联系在一起。“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从“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到“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从陶冶德行到秩序建构，都发挥了重要功能。

物我之间：成自得之乐

邵雍的《待物吟》言：“待物莫如诚，诚真天下行。物情无远近，天道自分明。”待物，就是在观物过程中，如何看待、对待事物，包括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姿态中，他自身的主体性就得到了加强。

在“待物”之时，邵雍同样将道德履践和天人秩序关联在一起。对于日常之物，他不会铺写奢侈，“君子亦保物，保故不保新。筇生蜀部石，貂走阴山尘。善扶巇崄路，能暖瘦羸身。行坐不可舍，常如睹斯人”，无论布裀还是貂裘，都被作为普通的用器对待，带来软暖，寄托情谊，进而上升到“保故不保新”的相处之道。

邵雍以隐士自居待物，在世间万物中寻求自我安顿与自得之乐，却格外强调自我的存在，随时都对身周事物保持一种清醒超越的观照。一方面，他置身园林，但并不沉溺景致，反而批评其间人为的痕迹，“更小亭栏花自好，尽荒台榭景才真”，“不用丹楹刻桷为，重重自有翠阴垂”。

当时的士大夫大多借园林景观的构筑寄托田园之志，追求“心隐”的状态，但园林本身却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邵雍则不受园林景观的局囿，他通过静观与内省，将日常的景物抽象化，化作遥远的池阁、江湖甚至桃源：“池平有类江湖上，林静或如山谷中”，“安乐窝前小曲江，新蒲细柳年年绿”。在这种精神系联中，他的“心隐”便更加超脱，如他在《思山吟》其二中所言，“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

另一方面，在“心隐”之际，邵雍又以“官守”自比。他的《林下局事吟》写道：“闲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承晓露看花，一事迎晚风观柳。一事对皓月吟诗，一事留佳宾饮酒。”官守是职责的象征，是同隐士身份相抵触的，邵雍却故意将二者相提并论，将对自然事物的关注与对内心境界的主宰合二为一，共同置于天地的秩序当中，使自身的隐士姿态在更高的观照中越发合理化。

邵雍对“物”的界定，也有一种自得其乐之感。他在《安乐窝中四长吟》中自得地写道：“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他最为得意的“四物”是诗、书、香、酒。香与酒，尤其是酒，是他诗中寻常之物，但诗和书就不同寻常，是他所作的《伊川击壤集》和《皇极经世书》。在此处，邵雍坦荡地将自己的著作和日常诸物一样平等地作为“物”来观照，在天地之间将个人情志与今古之思熔为一炉，可以说是他“观物”姿态的极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