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清代国家统一的文化建构

作者：任雪山（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十六日乙卯

          耶稣2024年8月19日

作为清代最大文派的桐城派，发展历程几乎与清代相始终，不仅文章冠绝有清一代，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程朱理学宗奉与清代思想文化认同。南宋以降，理学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及至清朝入关，就推行崇儒重道的政策，康雍两朝都强化理学的教化作用，大批理学家受到朝廷重用。桐城派代表人物基本都尊崇程朱，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己任。

方苞为清初理学名臣，推重宋儒，以程朱为天地之心，对于反对程朱者坚决批判，并称“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虽为过激之言，但卫道之心溢于言表。其所开创的“义法”理论，也与程朱思想紧密结合，义为道，法为文，义法即文道合一，亦即“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把道统与文统相合于古文。从此，义法成为桐城派最基本的理论范畴，世代宗奉。刘大櫆继承了方苞的理论，虽受道家影响，但主体仍崇儒尊朱。姚鼐及其弟子以程朱理学为治学根本，并与菲薄程朱的汉学家展开论争，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曾国藩绍述程朱，一宗宋儒，沟通汉宋，同时突出“经济”之学，把程朱理学付诸实用，赋予理学新的时代内容。清末的吴汝纶认为程朱之道重在涵养己身，但嫌其空谈性理。他倡导经世维新，赓续桐城文脉。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历程，主体思想宗奉程朱，并自觉把理学贯穿于诗文创作中，有效促进了程朱理学的推广与普及，推动了社会民众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统一，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钦定四书文》编纂与清代举业规范。明中叶以降，大批文士通过编选时文选本，左右文风，影响科举考试，分享官方的时文主导权，即后世所谓“文权在选家”。及至清初，朝廷极力扭转这种形势，陆续颁布“书坊禁例方略”和“刊行程墨”的文化政策。同时官方试图取代选家角色，主动选编乡、会试优秀墨卷，并颁发至各省官学，供士子研习。到雍正元年（1723），开放坊间私人刊刻官方选文。虽然顺治、康熙、雍正三帝努力掌握时文主导权，但选家在科举文选市场影响仍很大。与此相对，“文权在考官”问题更为突出。随着科场弊案频发，朝廷开始着手规范举业。先是康熙帝谕令房官互相纠察，并重开带兵入考场监察之例。其后雍正帝令乡试考官需考试方能受职。至雍正十年，“清真雅正”的科举时文标准被正式提出。乾隆帝继续收拢举业主导权，敕命编纂《钦定四书文》。该书编纂完成后，颁布京师、各省及各地学馆，并准许坊间商贾翻刻售卖。乾隆四十四年（1779），该书成为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科举时文选本。无论雍正帝“清真雅正”的具体解释，还是乾隆帝《钦定四书文》的编纂任务，最终都落到桐城派鼻祖方苞身上。随着《钦定四书文》刊行，“清真雅正”传布天下，科举考试有了国家教材和统一标准，举业主导权收归国家。方苞与桐城派也以此享誉士林。

书院教育与清代文教发展。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文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院教育。桐城派人多栖身书院，书院教育造就了桐城派，桐城派又以书院为国育才，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立足书院，发展教育。桐城派成员逾千，遍布各地书院，担任山长或教员，通过学术示范和生徒传授，不仅扩展了桐城派版图，也推进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其中代表有：刘大櫆主讲问政书院，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梅曾亮主讲梅花书院，吴汝纶、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吕璜主讲秀峰书院等。其次，造就学官，献身教育。主管教育的学官，包括礼部尚书、礼部侍郎、乡会试考官、各省学政，以及地方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以礼部尚书、侍郎论，桐城派仅有祁寯藻出任礼部尚书，方苞、刘师恕、陈大受、周兴岱、鲍桂星、陈用光、姚元之、曾国藩等人为礼部侍郎，而担任学政与乡会试考官者人数众多，地方任教者更是星罗棋布。最后，直面西学，改革教育。鸦片战争后，受西学冲击，书院纷纷进行改革。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时，增设外文课程，延请外籍教师，招收外国留学生，勉助莲池学子出国留学。他晚年又赴日本考察学制，促进了中国近代学制改革与京师大学堂建立。

古文经世与清代国家治理。桐城派以文名世，但其文与现代散文不同，它不仅融通经史，而且经世致用。桐城派文集多录有奏议文体，奏议并非普通文章，而是政事之枢机，一旦被帝王采纳，即为朝廷的施政方略，影响国计民生。桐城派的经世实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以方苞为代表的清初实践。雍正乾隆间，方苞官居贰卿，大量奏议涉及税收、禁酒、荒政、治河、戍边、仪礼、人事等领域，不少被朝廷采纳，当时影响最大的是禁酒疏，引发朝野广泛讨论，实施后又不断修正。第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中晚期实践。在军政方面，曾国藩先平定洪杨之乱，后又赴山东剿捻，挽大清于危亡。在经济方面，开办洋务，在安庆设军械所，在上海办江南制造总局，又设译书馆，培养机械制造人才。同时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第三，以张謇为代表的清末民初实践。张謇经世实践涵盖实业、政治、教育等领域。实业方面，以经济为立国之本，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有效利用外资，与朝廷合作，兴办民族实业。政治方面，与时俱进，辛亥革命前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转向共和。教育方面，一生创办几百所学校，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姚莹治理台湾之实践，也彪炳史册。尤其是鸦片战争时期，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大败进犯英军，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维护了国家统一。

共同体建构与国家稳定统一。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但它并非单纯的文派，而是一个综合型的文化流派。

政治上，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大受、刘师恕、姚元之、邓廷桢、温葆深、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关心民瘼弊政，注重经国济世。外交上，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外交家，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艺术上，孕育出姚鼐、吴德旋、曾国藩、祁寯藻、张裕钊等人的书法碑帖艺术，与辞章交相辉映。教育上，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桐城派为国育才，桃李成蹊。

桐城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地域和时间限制，但都遵循着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文化共同体，呈现三大特征。

其一，理念认同是桐城派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其二，师事学缘是桐城派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本方式。其三，互利共生是桐城派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保障。从时间来看，桐城派共同体从清初延伸至清末；从空间来看，桐城派共同体从江南形成，辐射到莲池、湘乡、岭西、武夷、江右等全国各地；从思想来看，桐城派200余年一以贯之的理念是文以载道，义理与考据、辞章相融，古文与经世相合。桐城派虽以地域命名，实为全国性的共同体，其长期存在和发展，促进了清代国家共同体的形成。

综上所述，桐城派与国家命运相结合，宗奉程朱，立足教育，以文入世，匡辅政事，并功德言于一途，有效推动了清代国家的稳定统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苞与清代学术研究”（20BZW118）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