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生死之智慧

作者：张浩钇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初四日癸卯

          耶稣2024年8月7日

《中国人的生死观》，王中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第一版，49.00元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的新作《中国人的生死观》汇集了自先秦到近代众多思想家的生死哲学，追寻并考察了中国人的生死智慧。全书分四个主题展开：生命有限与重生养生、超越死亡的理想与追求生存的乐趣、道德价值的凸显与精神价值的追求、中西生死智慧的近代会通。

一、生命有限与重生养生

本书第一章重点讨论了先秦儒道的生死观。先秦儒家将人的生命具体展现为由生到死的必然过程，这里既包含对人之生命的关注与尊重，又内含“知命”进而超越生死的积极态度。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显然，孔子非常关注“生”的问题，其“仁者爱人”实质就是要求人在“生”的世界中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书指出孔子表达了肯定他者与“我”一样都有生存合法性的意识，因而他所主张的“忠恕之道”实际上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孟子与荀子同样重视人的生命。孟子以道德本性为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属性来强调人的价值。荀子强调“人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显然，孔孟荀都是通过强调道德价值来表达对人之生命的尊重。

儒家面对死亡，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以追求道德生命的价值，来超越生的有限，获得精神生命的不朽。本书认为，孔子真正关心的是“生”的世界，而不是死的世界（页2）。孔子表面对死亡表示存而不论的态度，但实际上对生命的尊重乃是建立在对死亡的认识上。孔孟都强调要“知天命”，认为“命”是一种非人所能控制的外在必然性。荀子也认为要“制天命而用之”。因而人的生命在儒家这里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的生命，儒家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通过行仁义之事，推忠恕之道来将个体生命与家国存亡相结合，以至于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最终超越生死获得精神的不朽。

本书对道家生死观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老庄的生死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生死智慧（页17）。老子突出了人生的超越性问题，生命的本源来源于形而上之“道”，人作为自然界的偶然存在，生命是有限的，因而老子重养生，同时又追求长生，力图超越生的有限性。在庄子这里，人的生命本源于“气”，生与死都是气化的表现。汉代的王充继承了庄子这一观点，认为生命的本源在于“气”，人禀“精气”而自然产生。但王充认为人的生死都是命定，因而又凸显出鲜明的命定主义色彩。庄子“齐同生死”，将生与死统一，随其自然变化，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境界，这是完全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生死。

本书指出儒道生死观的共同点都在于肯定生命的价值，都认为生死都是人生的必然，不同点在于对待“长生”及祭祀与鬼神的态度。在相同点上，儒道重视养生，强调要爱护身体，这一主张被董仲舒与《淮南子》所继承，他们以“天人感应”的观点认为人的形体与生命能与天地自然相互感应，进而强调重生养生。儒道在面对死亡时所表现的不同态度是值得留意的：儒家乐观豁达，以家国道义为上，以行仁义来实现精神不朽；道家则是不求功名，消极避世，“生”源于自然，“死”回归自然，所求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

二、超越死亡的理想与追求生存的乐趣

魏晋南北朝的生死观在儒、释、道、玄等多元文化的交融下呈现出力图超越死亡和追求生存乐趣的特点，彰显了自由的个性。本书指出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中对生死探究的高潮，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生死智慧（页81）。

王弼与郭象明显继承了老庄的生死观。王弼的“贵无论”强调“以无为本”，“无”即是生命的根源，而王弼力图超越死亡的路径就是要求清净寡欲，排除一切有害于“生”的事物，任其自然、重生养生，以回归到生命的本源即“无”，使有限的生命达到无限，完成对死亡的超越。郭象以“万物独化”强调了生死的偶然性与自发性，因而生死可以齐同，他是在齐同生死的基础上超越生死的界限，与无限的大化为一体。可以看到，玄学的生死观深受道家自然主义的影响。在魏晋玄学崇尚自然与批判名教的影响下，诸如阮籍与嵇康等贤士“放浪形骸”，回归自然，要求养生以追求长生，从而实现形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超越。

本书认为陶渊明的生死观更倾向于存在主义。在陶渊明这里，生死都具有必然性，因而死亡是不可以被超越的，但是可以通过享受当下的快乐来从容面对死亡，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可以说，陶渊明的生死观是田园式的，他能够以冷静、旷达的态度，将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崇尚自然、享受生活的快乐与自由。陶渊明的生死观融合了儒释道，为魏晋时期人们解决生死困惑提供了理想的路径。

三、道德价值的凸显与精神价值的追求

本书认为宋明生死观的最大特征在于时代良知同归于精神生命，也就是说是以复兴传统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从宋儒的“重生恶死”到明儒对“良知”的探寻，表现出融合佛道又回归于儒的逻辑进路，进而继承了传统儒家对道德价值的凸显与对精神价值的追求。

宋儒关注日常生活，重在强调“生”的价值，并将道德责任感注入生命而寻求精神价值的不朽，这里很明显是对先秦儒家“重生贵生”精神的继承。张载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而强调人的生死都是气化的表现，因此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就是为了说明人的道德价值是内在于天命之性，人要努力追求生命的价值，以向天命之性回归，所以本书以“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道出了张载生死哲学的最高智慧。

二程与朱熹也基本沿袭了先秦儒家的生死观。二程以“人之道”代替“鬼神之道”，朱熹则以“气聚则为人，散则为鬼”来论证死亡的必然性，他们的修养工夫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便是要“立志”，秉承传统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上的精神，以成就自身德性来获得生命的“不朽”。可以说，宋儒接续了传统儒家的生死观，是以道德的完满来评判生命是否具有价值，这也是宋儒面对佛教的挑战而做出的回应。

王阳明重视道德实践，以“知行合一”展开治学与体验相统一的修身工夫，进而超越对生死的恐惧，体认本体之心。而良知作为心体，知善知恶，其本身就具有道德属性，从更高的层面上说，良知是与宇宙万物相统一的存在，而王阳明强调通过体认心之体，说明个体小我能够通过道德实践接近宇宙大我，实现生命的永恒。

王夫之认为人的生死是气的聚散，因而人应该顺应于气化，“尽其才，养其性”，与天地为一，也就是说人在必要时应该舍去形体来追求道德价值。

总之，宋明理学的生死观基本上继承了传统儒家，强调道德价值，追求精神价值，正如本书所言：“不管是理、是气还是心，其终极理想都是道德价值，都是人格和善，神圣的殿堂上都供奉着普遍的永恒性生命——精神价值。”（页83）

四、中西生死智慧的近代会通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中国近代重要思想家的生死观，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并与西方生死观会通，体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

谭嗣同基于儒家立场，主张“以知生求知死”，明显是对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继承，同时又以“不生不灭论”表达了对生死超越的信念，这里是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他还融合了基督教的“博爱”和墨家的“兼爱”，强调“爱”和“仁”。王中江先生指出，谭嗣同具有为了大众的自由、平等、爱，随时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历史使命感（页99）。梁启超以融合佛教、基督教和生物进化论的思想而提出“精神不死”，强调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丰富的价值，即摆脱欲望而追求精神价值。谭、梁二人都把中国传统生死哲学与西方先进学说相融合，对于冲破封建纲常秩序，解放自由个性来说具有时代性意义。

为应对现代性的精神危机，现代新儒家的重点在于阐释生命哲学的内涵。梁漱溟通过构建超越性的本体即宇宙生命来证明人的生命具有奋发向上的特性，他吸收佛教的生死观，主张生死“相似相续，非断非常”，打破了生死之间的界限。冯友兰接续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观点，认为由生而知死，其“人生四境界说”对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做出了层次的划分。本书指出，冯友兰复兴了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因而有发达的人生哲学（页126）。

综上所述，王中江教授《中国人的生死观》一书以追寻中国人的生死智慧为问题意识，向我们详尽地展现了从先秦儒道、魏晋玄学，到宋明清时期，再到近现代思想史上代表性人物的生死观，呈现出中国哲学中丰富的生死智慧——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道家的“养生长生”与佛教的“人生即苦”。更重要的是，对于面对现代生存危机或困境的人们，如何建立属于自我的生死观，化解对死亡的恐惧，本书提供了具有价值的解决路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