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僖公九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廿四日癸亥

          耶稣2024年8月27日

[春秋]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

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甲子（戌），晋侯佹（诡）诸卒。

冬，晋里奚克杀（弑）其君之子奚齐。

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

春季，《春秋》唯一的记录是“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呼应了去年《左传》讲述宋桓公安排后事的记录。三月丁丑日，宋桓公去世。

宋桓公去世后，即位的就是太子兹父，史称宋襄公。

《榖梁传》对这条记录没多关注，《公羊传》解释了一句：

何以不书葬？为襄公讳也。

《春秋》为何此后没有记录宋桓公的葬礼？因为要替宋襄公避讳。

避讳什么？这里没有多说。但是按照惯例，应该是宋襄公做了什么不符合礼仪的事情——这个疑惑，我们暂且记住。

夏季，《春秋》也只有一条记录，“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是王室代表，杜预注释说就是后面《左传》提到的宰孔。宋子是此时未正式即位的宋国新君宋襄公。葵丘，杜预注释说“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即今天的河南民权县一带。

《公羊传》只是简单解释了一下宰周公的身份：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为政者也。

宰周公是谁？是周天子的行政官员。

《榖梁传》则解释了“宰周公”和“宋子”两人的称谓含义：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称子何也？未葬之辞也。礼，柩在堂上，孤无外事。今背殡而出会，以宋子为无哀矣。

周公是天子的太宰，可以通达四海。宋国的国君为何《春秋》这里称“子”？是表示宋国的先君还未安葬。按照礼制，灵柩尚停放在堂上，新君是不能从事外交活动的。如今宋襄公离开未下葬的灵柩出国会盟诸侯，《春秋》认为宋襄公没有哀痛之意。

正常情况下对宋国国君的称呼是“宋公”，这里称“宋子”，在《番外篇》里我们也特意指出来了这条记录。“今背殡而出会，以宋子为无哀矣”，似乎也能解释前面《公羊传》解读宋桓公去世记录说的“何以不书葬？为襄公讳也”的那个疑问。

但是《左传》的观点，与《榖梁传》不同：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第一段话解释“宋子”。鲁僖公九年，宋桓公去世，尚未下葬，但宋襄公就与诸侯会盟，因此《春秋》这里称他为“宋子”。凡是在丧期，周王称“小童”，公侯称“子”——并不认为《春秋》用“宋子”就是贬斥宋襄公，这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标准称谓。

第二段解释了一下葵丘之盟的背景，就是诸侯重温旧好，修复友好关系，这是符合礼制的。“且修好”，显然是针对此次参会的郑文公而言。

第三段讲述了葵丘之盟上一个小故事。宰孔说的“有事于文武”，即祭祀周文王和周武王。伯舅，是周天子对异姓诸侯的尊称。这段意思说，周襄王派宰孔赐给齐桓公胙肉，说：“天子祭祀了文王和武王，派我来赐给伯舅胙肉。”齐桓公准备下阶跪拜接受，宰孔说：“您稍等一下，还有后面的命令。天子让我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功劳于王室，赐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回答说：“天子的威严就在我眼前咫尺之间，小白怎敢妄自贪受天子之命而不下拜？我若违背礼仪，就会让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阶拜谢？”于是下阶，拜谢；然后登上堂，接受了胙肉。

从这段记录看，齐桓公在“尊王”这点上，确实还是值得佩服的，至少面子文章是做的很足。周襄王之所以额外对齐桓公礼遇，显然跟齐桓公大力支持他顺利上位分不开，所以表示一下恩宠作为回馈。

不过这件事在《国语·齐语》里的记录，细节上与《左传》稍微有点差异。《国语·齐语》里有一篇《葵丘之会天子致胙于桓公》的记录，按其说法，齐桓公能这么尊崇周王坚持依礼而行，其实是管仲劝谏的结果。而正是由于周王室对齐桓公给予的“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这些殊荣，意味着周王室从法理上对齐桓公超然诸侯之上地位的认可——这也是葵丘之会对齐桓公而言，最重要的成果，这次会盟标志着齐桓公霸业达到了顶峰。

进入秋季，《春秋》记录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秋，七月，乙酉，伯姬卒。”鲁国一位排行老大的女子去世了。

《左传》未关注此事。《榖梁传》则解释了一下：

内女也，未适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许嫁，笄（jī）而字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

所谓“笄而字之”的笄，本意是用来固定头发的发簪，女子年满十五岁，订了婚，就用笄来簪发。字，是取字，取正式的字是古代成人礼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段解读意思说，这位伯姬是鲁国的姑娘，还未嫁人就去世了，正常情况下是不记录去世的，为何这里记录了她去世？因为已经许过婚了，给她取了字了，所以她去世了就按照成人的丧礼治丧。

《公羊传》的说法基本一致：

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

但是，这位伯姬到底是谁的女儿，留下一个疑问。如果说她跟鲁僖公平辈，则伯姬的父亲就应该是鲁庄公。那么此时至少超过十五岁了，也就是说最迟最迟这位伯姬应该是在鲁庄公二十九年出生的，这时候鲁庄公已经四十二岁了，才有第一个女儿，可能性似乎不大。如果这位伯姬不是鲁庄公的女儿，那就是鲁僖公的女儿一辈。如果是鲁僖公的女儿，考虑到此时鲁僖公才即位九年，女儿要满十五岁，那此时鲁僖公应该在三十往上的年龄，也就是说即位的时候都二十多岁了，那么鲁僖公就不应该是鲁闵公的弟弟了，应该至少比鲁闵公大十几岁才对。在鲁僖公元年，讨论鲁僖公与鲁闵公谁大谁小时，我们提到《史记·鲁周公世家》有“季友闻之，自陈与愍公（即鲁闵公）弟申如邾，请鲁求内之”的说法，则说鲁僖公是“湣公弟”显然不对了，杜预认为鲁僖公是鲁闵公的庶兄，反而显得比较合理了。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在去年鲁僖公八年，解读“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的时候，我们提到，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那是鲁僖公婚礼的记录，去年结婚怎么可能今年就有这么大的女儿？这个其实也能解释的通，虽然鲁僖公正式婚礼是去年才举行的，但并不妨碍此前他就与别的女子有夫妻之实生下子女，类似的例子看看他父亲鲁庄公的经历就理解了，鲁庄公也是与孟任结合生下子般在前，多少年之后才正式迎娶了哀姜。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伯姬也许是子般的女儿，这样的话年纪上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推测，因为没有明确的相关记录，所以对于这位伯姬的身份甚至鲁僖公与鲁闵公孰大孰小，都只能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去谨慎的推断。

秋季《春秋》的第二条记录，是葵丘之会达成的成果，“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榖梁传》的关注点在《春秋》这里明确记录了会盟的日期：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齐桓公参与盟会的记录，正常都不记载具体日期，为何这里明确记载了日期？是表示赞美齐桓公。为了给与会的诸侯宣布天子的禁令（注：见，使之见于……的意思），所以完备的记录了（年月日）。这次葵丘之会，把牺牲品陈列好但没杀掉，宣读了盟约的文书并将其放置在祭祀的牺牲品上，专一声明天子的禁令，说：“上游的不要阻塞河水，遇到别的国家有饥荒不能屯粮不卖，不能改换嫡子，不能让妾取代正妻，不能让妇人干预国政！”

感觉基本上还是重申阳谷之会的共识。

《公羊传》的关注点也是在《春秋》这里明确记录了会盟的日期，但得出的结论与《榖梁传》不同：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贯泽之会，桓公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犹曰莫若我也。

齐桓公参与盟会的记录，正常都不记载具体日期，为何这里明确记载了日期？是因为认为他遇到了危机。危机是什么呢？当初贯泽之会的时候，齐桓公心忧天下，为中原诸侯的安危而担心，所以即使他没有主动号召，江国人、黄国人也自觉来参会。这次葵丘之会，齐桓公骄横矜持，之后有九个国家背叛了这次会盟。骄横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盛气凌人的样子。矜持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你们）都不如我。

《左传》则交代了与此次会议有关的两件事：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

第一段记录讲述了葵丘会盟达成的声明，齐桓公与会盟诸侯约定：“凡此次参与会盟的，在这次会盟之后，言归于好。”——显然，这是为了让郑文公安心，也是为了团结与会的诸侯，既往不咎，大家共同往前看。

第二段讲述晋献公欲与会而中途返回。宰孔在会盟之后先回去了，在路上遇到了晋献公，就对晋献公说：“您可以不必去参加这次会盟了。齐侯不重视修德而忙于向四方进攻，因此向北攻伐山戎，向南伐楚，向西而举行了这次会盟。是否还要向东攻伐暂且不知道，应该不会向西攻打别的国家了吧。我看晋国的忧患恐怕在内乱。您还是致力于平息内部祸乱，不要擅自远行。”晋献公于是就回去了。

从这段记录看，齐桓公此时年事已高，做事有点忘了初心，以至于宰孔不再看好他。晋献公本来应该也是计划与会的，估计是有点担心齐国会西略，威胁到晋国，所以想借机搞好与齐国之间的关系，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来晚了，在他往葵丘的路上，遇到了与会而返的宰孔，二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记录。宰孔对晋国的情况显然也是很清楚的，指出当前晋国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内部。晋献公听取了宰孔的建议折道返回了——《左传》的这段里，宰孔对齐桓公的评价，倒是与《公羊传》的观点基本一致。

《国语·晋语》里，有一篇《宰周公论齐侯好示》，讲述的就是宰孔与晋献公相遇后，几句话成功截胡晋献公将其劝退。不过有趣的是紧跟着的故事就是《宰周公论晋侯将死》，从文字推测似乎是晋献公一走，这位宰孔就对自己的御者说：“晋侯将死矣！”而且还给出了一通理论解释。联想到前一秒刚劝退晋献公，这场面，有点让人犯晕啊。

《史记·齐太公世家》对这次葵丘之会也有记录，不过《史记·齐太公世家》里提到这次会议时，明确说此时齐桓公已经有骄横之气了，而且诸侯联盟也明显出现了裂痕——与《左传》和《公羊传》此处的说法一致。

晋献公虽然半途而返未能参与葵丘之盟，但他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本来应该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重大外事活动。他在回去不久就去世——成功应验了《国语》里宰孔预判的“晋侯将死矣！”晋献公去世后晋国迎来了动荡不安的一段岁月——晋献公之死，就是这年秋天《春秋》记录的第三件事，“甲子（戌），晋侯佹（诡）诸卒。”三传引述《春秋》时，有两处小差异。一是对晋献公的名写法不同，《左传》是“佹诸”，《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诡诸”。二是对其去世的日期记载不同，《左传》和《榖梁传》都是“甲子”，《公羊传》则是“甲戌”。如果按照《春秋》的记录顺序，先记录九月戊辰葵丘会盟，后记录甲子晋献公去世，则似乎戊辰日在甲子之前。但是稍微一推算就可以看出如果是这样的顺序，则不可能都是在九月，除非是甲子在前，戊辰在后。杜预认为是由于盟誓之后鲁国才收到晋国发来的晋献公去世的讣告，而讣告上的去世日期是甲子。杨伯峻先生则认为这里的甲子是夏历九月，对应到周历就是十一月，鲁国的史官只记录日期而没有注明这点——这两种观点里我更认可杜预的说法。但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晋献公是甲戌日去世的话，则这一天应该跟戊辰日可以在一个月内出现且就在戊辰之后。

晋献公的去世，三传都未多关注和解读。晋献公去世之前，宰孔已经说了，晋国的危机在于内乱的苗头已经显现。晋献公去世，导火索点燃，内乱立刻爆发。《春秋》冬季唯一的记录就是晋国内乱。“冬，晋里奚克杀（弑）其君之子奚齐。”三传引述《春秋》时，所用的动词略有差异，《左传》和《榖梁传》是“杀”，《公羊传》是“弑”。

奚齐，前面提到过，就是骊姬的儿子。此前骊姬为了让儿子成为晋献公的继承人，想尽办法，并且一度与里克结成联盟，逼死申生，逼走了重耳和夷吾，扫清了奚齐的上位障碍。此时晋献公去世，奚齐已经灵前即位，所欠缺的，只是来年正月初一的大典而已。但谁也没料到里克忽然发难翻脸，杀掉了奚齐。《公羊传》对此条记录解读说: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齐”何？杀未踰年君之号也。

奚齐实际上已经是国君了，但未跨年。为何这里《春秋》记录说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齐”？是因为里克弑杀了还未举行即位大典的国君（新君还未开始纪元）。

《榖梁传》解释如下：

“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国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杀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为何这里《春秋》记录说里克弑杀了“其君之子奚齐”？是因为表示晋国人不认可奚齐是国君之子（注：即合法继承人）。为何国人不认可奚齐国君之子的身份？因为不认可他逼死世子申生而立这种行径。

《左传》则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九月，晋献公卒，里克、㔻（pī）郑欲纳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及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

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从之。齐隰（xí）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对曰：“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

第一段讲述了内乱爆发的原因。㔻郑，是晋国的大夫。文公，即后来的晋文公重耳。三公子，即申生、重耳、夷吾三人。这段意思说，九月，晋献公去世，里克、㔻郑等人想迎回重耳即位，因此带领三位公子的党羽作乱。

里克、㔻郑能“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说明三人虽然或死或亡，但影响力依然在，晋国内部还是有很多拥戴他们的人。这里明确说两人是“欲纳文公”，说明在重耳和夷吾两兄弟之间，里克、㔻郑支持的是重耳。

第二段讲述里克弑杀奚齐卓子以及荀息之死。晋献公临终前对荀息说“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是托孤之语。是，即我们今天说的“这”；“藐诸孤”，即弱小的孤儿——指的就是奚齐；“辱在大夫”，是辛苦委屈您受累的意思。整句话意思说，我死之后，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托付给您了。“里克杀奚齐于次”的次指丧次，即守丧的草庐。君子评价荀息时说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出自《诗经·大雅·抑》。玷，是白玉上的瑕疵。诗句大致意思说，白玉圭上有了瑕疵，尚可通过打磨消除；但一旦承诺过的话，就不能食言。

第二段意思说，当初晋献公让荀息作奚齐的老师。晋献公病重，召来荀息说：“我把这个弱小的孤儿托付给大夫您了，您将怎么办？”荀息跪拜着回答说：“臣将竭尽股肱之力，加上一片忠贞之心，辅助他。如果一切顺利，是您在天之灵的庇佑；如果不成功，我以死报答。”晋献公说：“何谓忠贞？”荀息回答说：“为了国家的利益，知道的就一定都去做，这就是忠。送走先君，侍奉新君，使两者对我都没有猜忌疑虑，这就是贞。”等到里克要杀奚齐，先告之荀息说：“三位公子的仇怨就要爆发，秦国人和晋国人会辅助他们，您准备怎么办呢？”荀息说：“我将以死报答国君。”里克说：“这样做没什么益处。”荀息说：“我向先君立过誓，不可能存有二心。难道我还能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而又说出新的诺言吗？即使死而无益，又有什么好躲避的？再说如果人们要做善事，谁会不如我呢？我自己不会心存二心，怎么能要求别人和我一样呢？”冬季十月，里克在丧棚杀掉了奚齐。《春秋》记录说“杀其君之子”，就是表示晋献公还未下葬。荀息准备自杀殉葬，人们劝他说：“不如立卓子，您辅佐他。”于是荀息又拥立了公子卓，安葬了晋献公。十一月，里克在朝堂之上杀掉了公子卓，荀息以死殉葬。君子说：“《诗经》说‘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说的就是荀息这样的人。”

里克连续两次弑杀当时名义上的国君奚齐和卓子，逼得荀息自杀，却没有引来晋国内部大规模的抗议和反对，说明一方面里克此时势力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也表明奚齐和卓子的拥立，确实支持者有限。荀息虽然因此遭到连累身死，但他的后代荀林父却在晋文公时代成为晋国的重臣，并将荀氏家族发扬光大。

第三段讲述齐桓公对于晋国内乱的应对。高粱，杜预注释说“晋地，在平阳县西南。”大致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这段意思说，齐桓公帅诸侯联军准备攻打晋国，军队到达高梁之后回师了，这次本来是要讨伐晋国内乱的。命令没有下达到鲁国，所以《春秋》未记录此事。

诸侯联军之所以在这里回师了，说明晋国的内乱表面上得以平息了，能平息，意味着必然有一位君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位君主，就是此前逃奔梁国的夷吾。

第四段讲述夷吾得立的过程。隰朋，是齐国的大夫。晋惠公，就是夷吾。秦伯即秦穆公。公孙枝，是秦国的大夫，字子桑，这个人后面还会出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出自《诗经·大雅·抑》，大致意思说用不着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和智慧，顺乎天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出自《诗经·大雅·皇矣》，大致意思说，一个人如果能不犯错又不伤害别人，那就很少有不被当典范。

第四段意思说，晋国的郤芮让夷吾给秦国送上厚重的礼物，请求秦国帮助他回到晋国为君，说：“国家都被别人占有了，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如果回到晋国得到人民的拥护，土地有什么可惜的？”夷吾听从了他的建议（去跟秦国协商此事）。齐国的隰朋帅军队与秦国会师，拥立了晋惠公。秦穆公对郤芮说：“公子依靠什么（能为晋君）？”郤芮回答说：“臣听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党羽，如果有党羽必然有仇家。夷吾从小就不贪玩，即使能跟人争斗但不至于睚眦必报，长大了也没有改变这些品性，其他我就不知道了。”秦穆公对公孙枝说：“夷吾能安定晋国吗？”公孙枝回答说：“臣听说，只有行为合乎礼法才能安定国家。《诗经》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说的就是当初周文王。又说：‘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就是说没有偏好也没有厌恶，不猜忌也不好胜。如今他的话里，多的是猜忌和好胜，恐怕很难！”秦穆公说：“为人猜忌就会导致多怨，又怎么能取得最终胜利呢？但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郤芮让夷吾用土地来贿赂秦国，所谓“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不过是为这一行为辩解之词而已。土地是立国之本，如果连土地都不珍惜，这样的国君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从郤芮对夷吾的评价来看，他觉得夷吾是个仁厚的人。但是仁厚的人未必就是适合做国君。秦穆公和公孙枝的对话，其实对晋惠公的未来已经做了结论。

但是，《左传》前面明确说了里克、㔻郑是“欲纳文公”的，为何在弑杀奚齐和卓子之后，却最终是夷吾得利？这里有必要参考一下《史记·晋世家》和《国语·晋语》的相关记载。《史记·晋世家》说里克在事变之后确实派人去想要迎回重耳立为君，但重耳婉拒了，说：“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在这种情况下，里克无奈才又派人去迎立了夷吾。在《国语·晋语》里有一段《里克杀奚齐而秦立惠公》的记录，详细讲述了在里克先后杀掉奚齐和卓子之后，晋国内部两派势力先后派人迎立重耳和夷吾的过程。里克、丕郑一派，派使者向重耳表达了迎立之意后，重耳其实动过心，但是被狐偃给劝阻了，狐偃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重耳最终婉拒了——这才给了夷吾顺利即位的机会。在重耳婉拒国君之位的同时，晋国内部以吕甥、郤称为首的另一派势力，也派出了使者去迎立夷吾。夷吾最重要的谋士冀芮（即郤芮）也支持夷吾回国，并给出了让夷吾贿赂晋国内部大夫和外部强秦，以获取支持的建议。于是夷吾派使者跟秦穆公去协商，以获取秦国支持。秦穆公一开始在重耳夷吾之间并未决定支持谁，于是派出公子挚为使者，分别去试探重耳和夷吾。重耳对公子挚依然表达了不愿回去即位的意愿，且表现的很符合礼制；而在梁国的夷吾则再次明确表达了希望秦国支持其回国的意愿，并送上厚礼，承诺事后以“河外列成五”——即黄河以东原属晋国的五座城——答谢秦国。公子挚回去向秦穆公复命，秦穆公表示倾向于重耳，因为重耳表现出来品德更高尚。但公子挚则劝说，为了秦国的利益，应该拥立夷吾——这倒不能简单认为是因为公子挚收受了夷吾的贿赂。从秦国利益出发，晋国的国君太厉害了显然对秦国未来不利，所以相比较更厉害的重耳，拥立一个能力人品相对差点的夷吾，确实是更好的选择。

重耳真正拒绝回国为君的原因，当然不是《史记·晋世家》里他说的那番话，实际上更主要原因在于重耳觉得这时候回去，他就得背上弑君的罪名，甚至此前晋献公在世时，怀疑他意图作乱的罪名也无法洗刷了。而且一旦被权臣拥立，后续与权臣之间如何相处也是很考验国君的能力，此时晋国的国君之位其实是火山口。

晋国国君之位这个烫手山芋重耳避之不及，夷吾却觉得是天上掉馅饼。在取得齐国和秦国的支持后，他成功入晋，即后来的晋惠公。随着夷吾回国即位为晋惠公，晋国内部的乱局暂时表面上得到了缓和——但是，此前已经说过，在晋国内部大臣之间，既有以郤芮、吕甥、郤称为首的支持夷吾的一派势力，也有依然暗中支持重耳的里克、丕郑、狐突等一派。重耳依然在外，意味着随时有回来夺取君位的可能性，而在晋国内部，支持重耳的这派势力并不会甘心就此收手，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安定，晋国的斗争，其实还在继续，我们回头继续看。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左传》在这里讲述了的里克弑杀卓子、荀息为之而死以及齐人秦人等拥立晋惠公，都是在来年才发生的事情。

最后一段是宋国的事。宋襄公即位之后，因为公子目夷仁厚，命他为左师掌管朝政，于是宋国政治清明和顺。因此鱼氏世代为宋国的左师——公子目夷，字子鱼，所以他的后人以鱼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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