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剑的孔子走进天安门：我的期望与隐忧
作者：杨凤岗（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博士，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8月2日



    我在对北美华人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曾经讨论到华人基督徒对于儒家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①]。不过，我对于中国大陆的儒家复兴情况原本没有特别关注。开始关注，是起因于一些年轻学者的挑战。2006年夏天，我到山东大学讲学，刚下飞机就被问起对于儒教的看法，当时颇感莫名其妙。稍后，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一个座谈会上，一个年轻学者颇带情绪地要求我表态：“你说，儒教是不是宗教？”在他眼里，如果一个基督徒说儒教不是宗教，一定是出于宗教的互相排斥，而学理自身的逻辑他是不愿接受的。我是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人，他这一问，迫使我开始关注相关社会现象，了解一下为什么说“儒教是宗教” 在当今中国突然成了个正面的说法？
    
    
    根据我的研究了解，中国官方语境里孔子形象的转变应该是发生在新世纪之初，此前对于孔子的评价基本都是负面的。文革时“批林批孔”就不用说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任继愈就一直坚持论证说，孔子的思想太糟糕了，简直就是个宗教。很多学者申辩说，儒学不是儒教，因为孔子思想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大约2002年开始 “和谐社会”的口号提出以后，便迅速涌现出一些文人，说儒教这么好，一定得是宗教，即使不是宗教，也得打造成宗教，以便填补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并借此提高民族凝聚力，这被有的人称作“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复兴运动。为了把儒教打造成宗教，便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曲阜等地公祭孔子，在各地修复孔庙文庙，大学校园立孔子塑像，成立国学院，儒学进大中小学课堂和中共党校课堂，并且在世界各国开设孔子学院，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复兴大潮在中国大陆一浪高过一浪，冲刷掉它在整个20世纪的衰败凋零。1905年清廷取消科举，儒家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总统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大搞祭天祭孔，不过皇帝梦没做成自己却一命呜呼。由于儒家与帝制这样的难解难分，致使新兴知识分子发起针锋相对的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声讨控诉，“打倒孔家店”，呼唤人性的自由和解放、男女平等。接下来几十年战乱纷飞、社会动荡，再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儒家遭到极为严重的摧残破坏。经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二十多年，儒家在国人心目当中才渐渐恢复元气。 
    
    
    一直以来，我认为儒家是个值得同情的弱势社会文化力量。然而，孔子佩剑塑像走进天安门，这一标志性事件彻底改变了儒家弱势地位的状况。2011年1月1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前竖起了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据相关报道说，雕像正对东长安街，孔子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一把宝剑。雕像作者介绍说，雕像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我在网上找出多幅照片仔细观赏，心中顿生疑惑：虽然隐喻九五之尊，我却发现这个老夫子雕像并非目视远方，实际上是双目低垂，颇有俯首听命的意味。我也看不出他的左侧佩剑，难道是深藏不露？抑或是另一个“左”侧？
    
    
    天安门旁边的这个孔子像立即引发种种议论，国内某刊记者发来采访问题，我认真作答，记者星夜赶稿，却在隔日收到谕令：“今天上午收到了中宣部的禁令，不让再报导国博孔子像的事情。所以[访谈]也无法见报了。”这道御令让人猛醒：中国历朝历代的皇权统治者大多采纳外儒内法的统治术，从里到外控制臣民的思想、意念、欲望和行为。现在的天安门城楼上依然挂着毛泽东像，毛泽东当年倡导“批儒评法”、“批儒扬法”，可以说是个不加掩饰的法家，是传统的厉刑酷法的法家，而非现代宪政法制的法家。假如儒家与这样的左派法家相结合，不成了儒法结合的现代翻版吗？
    
    
    应该指出的是，儒学复兴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在海外华人中，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孔子的思想一直是有价值的，面对市场经济商业大潮对于伦理道德的冲击，草根社会发起读经运动和私塾学校，诵读传统的儒家经典，希望借此来重建一种伦理道德秩序。但是，民众的愿望是一回事，精英们如何操纵却是另一回事。有些政治文化精英提出复兴儒教，为的是抵抗宪政民主制度、社会平等理念等普适价值，我想，对于这样的精英儒教，很多希望重建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民众也是不会赞同的。
    
    
    紧邻天安门广场竖立孔子雕像这一事件，我认为是个标志性事件，其隐含的意义不容低估，但隐喻是多重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或许表达了很多人的一种愿望，即告别革命、追求文化回归。在社会急遽变化的时代，个体人生意义、社会伦理秩序、民族身份认同，这些都困扰着很多人，在困扰中寻根溯源，是个普通人的正常现象，只要不陷入原教旨主义，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说是个好事情。这个地点的政治象征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以来，一代代年轻人在这里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组成“反宗教大同盟”，知识精英提出不同的宗教替代品：科学代宗教、美育代宗教、伦理代宗教、主义代宗教，结果是随后几十年主义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剧烈的社会政治试验。“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高喊着“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口号冲向四面八方，捣毁或封闭了所有宗教场所和孔庙文庙，包括曲阜的“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与此同时，他们却把对于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这样一次次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加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终于致使社会伦理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时候，告别革命，回归文化，这样的诉求是适应时代的需要的。
    
    
    在西方，孔子作为文化符号具有复杂多层的含义，但大多是正面的。孔子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圣哲，孔子雕像甚至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筑上，是作为屈指可数的人类圣哲之一而出现的正面形象。儒家文化对于个人品德修养、家庭伦理、社会责任、天下关怀、子女教育、勤奋有为等价值观念，也赢得很多人的肯定和赞赏。我的社会学研究发现，美国华人中信奉基督教的人数最多，其中大多数欣赏并自觉认同实践儒家的很多价值观念。近年甚至出现所谓“波士顿儒家”，其中多数是基督教神学家，他们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了解，非常欣赏，以至于到了自觉认同的地步。当然，由于他们及其先辈从来没有生活在明清那样的专制皇权统治之下，他们对于儒家的认识偏重学理，但缺少对儒家负面社会影响的切身体验。不过这个问题不大，他们是在古为今用，中为西用，引儒补西，体现了美国人海纳百川的胸怀。
    
    
    五四运动所批判的儒学封建性，在如今“复兴”的语境下是否依然需要警惕？“孔家店”曾经被封建王朝利用来蒙骗统治百姓，“四书五经”曾经被统治者借科举考试来灌输并驯化臣民，政治化了的儒教压抑了人的本性，窒息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这些在我看来是不容否定的。皇权政治强暴孔孟思想，生下了外儒内法的孽子，暴虐神州千年，但是不应该因此简单归咎于孔孟思想本身。祛除了皇权政治毒液的孔孟思想，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文化资源，而且应该作为我们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塑孔子形象，如何复兴儒家思想。这个孔子像9.5米高，寓意九五至尊。如果意欲再次定儒教为至尊国教，则不过是复辟皇权政治，是复活被强暴所生的儒法孽子。这是人们所不得不警惕的。
    
    
    有人总结中国历史，认为历朝历代通常都是打天下时批孔、守天下时尊孔，应该怎么看儒家学说与权力的结合？其实，中国历史朝代更迭多次，兴衰各有历史，儒家并未在汉朝以后一直享受独尊地位，汉唐盛世都是文化和信仰多元的时代。在我看来，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儒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中公民个体的文化和道德资源，也可以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文化和道德资源之一。但是，假如儒家成为独尊的文化信仰体系，与权力的结合，就只能是孽子再生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孔子曾是被“打倒”的对象，近年来“孔子”却一再成为国家推动的文化符号，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的人来说，反差尤其强烈。但是，无论愿不愿意接受，中国社会都已经进入多元文化时代，而且，儒家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元。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既坚持自己的文化习惯和信仰系统，又能与其他文化和信仰的人和平相处，这是需要学习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基要派基督徒和儒教倡导者，仍然秉持你死我活的信念，总想把在思想上持有“非我族类”的其他信仰的人消灭干净，至少也要把别的信仰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令其俯首称臣。这种斗争哲学在社会中依然顽固地广泛地存在着。我们真的需要告别革命，回归人的善良本性。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元的社会之一，由于有宪政民主体制的保障，人们能较好地尊重异己。中国人可以在美国建立佛教寺院、孔子学院，人们都能坦然接纳，不做过多的联想。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四分五裂，反而令美国人生发出更好的创造力，再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容纳各族的新民族（nation of nations），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注释


    [①] 杨凤岗著，默言译，《皈信·同化·叠合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英文原著：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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