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汉代名学之渊薮

作者：张靖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廿六日乙丑

          耶稣2024年8月29日

“名”的议题在先秦一时盛极，却于秦汉之际日趋式微乃至中绝。然而，立足于“新名学”的视域，汉代仍然有名学，有别于受西学影响而局限于逻辑与语言的狭义名学。汉代名学侧重伦理的、政治的“名”，注重从“正名”到“正政”的致思进路。作为方法的“正名”也并不属意在是非的意义上追求名实相合，而落实于经典诠释与字义训诂。对此可以从作为汉代名学之渊薮的董仲舒出发略加考察。

“治国之端”：“名”的政治化

董仲舒的名学主张承先秦儒家之“正名”而为言。孔子回答子路之问，“为政”必先“正名”，董仲舒则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又“治国之端在正名”。比之于孔子仅仅提示出“正名”在为政过程中的优先性，董仲舒的说法进一步凸显了“名”对于治国、治天下的重要性。

董仲舒对“名”的来源以及圣人“制名”的主张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名”之意义的证成。在他看来，“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名”不仅是沟通天道与人事的中间环节，其标准亦来自于“天（地）”，而圣人的职责在于经由命名与制名的活动传达“名”所透露的“天意”，所谓“名则圣人所发天意”是也。《天道施》篇曰：“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此处所谓“生”，当指先有“物”而后有“形”（“象”），圣人则因其形而制其“名”。“名”的起源便可追溯到制名之初，合于伏羲仰观俯察而作卦、仓颉依类象形而作书的人文建构。如此，“名”便有了天道与人文的双重依据，代表着人不能轻易违逆的超验秩序。

基于“名”对于治国、治天下的本质重要性，董仲舒尤为看重“名号”的分判及其所代表的尊卑秩序。在《深察名号》篇中，董仲舒试图构建一个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政治序列——天子事天，诸侯“候奉”天子，大夫扶进人君，士者守事，民者从上。“五号自赞”，即五者各如其名，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名”成了构建尊卑名分、等级秩序的手段。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名”也有着对其所指称对象的制约与规定的作用。董仲舒论及“王号”与“君号”之“五科”，即为王或为君所应有的五种德性，倘若“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君）”，反之，缺此“五科”则“不全于王（君）”。“名”也就具有了限制君权乃至王权的力量。

不难发现，董仲舒对于“名”的关注几乎全然落在了伦理与政治的领域。虽然《春秋繁露》中亦有“名生于真”“名者，所以别物也”等关于“命物之名”的表述，但这既不构成董仲舒名学思想的主体，亦在具体讨论中从属于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对于人伦秩序的建构以及社会与政治整体的合义性，才是董仲舒论“名”的落脚点。

“《春秋》慎辞”：“名”的经学化

除却发挥孔子“正名”之旨，并将其落实于自天子以至于庶民的政治秩序建构，董仲舒勾连《春秋》与“正名”的努力同样值得留意。如《礼记·经解》之言：“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之于《春秋》，自谓“窃取其义”，“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究其实，即通过修《春秋》之辞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对于“辞”之重要性，董仲舒有十分明确的认识。《春秋繁露·精华》篇曰：“《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事物之条理与秩序、人伦之尊卑与贵贱，恰恰蕴含在《春秋》的“属辞”之中。《春秋》之中“五石六鹢”之辞被董仲舒视作圣人“于言无苟”并“谨于正名”的典范，《春秋》“为辞之术”与孔子“正名”之旨由此建立联系。当然，董仲舒对于“辞”的关注仍以实现“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的秩序建构为目的。

“正名”与《春秋》的关联还在更本原的意义上关乎字义的训释。如胡适所指出，《春秋》之中的“正名”有三层含义，即“正名字”“定名分”与“寓褒贬”。三者之中又以“正名字”为核心。易言之，只有用字准确、精当，才谈得上确立名分乃至体现褒贬进退之义。当然，在孔子“正名”的原初意识中绝无正字的含义，汉代注者却试图勾连二者。马融注“正名”为“正百事之名”，皇侃《论语义疏》引《论语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记》曰：‘百名已上，则书之于策。’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这一说法固然有臆想的成分，但亦可推知在汉人心目中“正名”与经义诠释乃至训诂之密切关联。

董仲舒与汉代名学发展的趋势

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提出“深察名号”的主张，体现出汉代儒术与政治互动的背景下对儒家“名”的思想在政治化与经学化方向上的发展。并且，董仲舒的“深察名号”论理应视为汉代名学思想之渊薮，之后儒家“名”之思想的发展多少皆受其影响。

一方面，董仲舒对于“名”之政治性及其重要性的论证为后来的“名教”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名”成了儒家落实价值理想、构建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例如，作为汉代名号论的另一部典范之作，《白虎通义》经由对“爵”“号”“谥”的论定规范天子以至于庶民，通过对三皇五帝之“正名”构建帝王谱系，关注到“名”之为“吐情自纪，尊事人者”，“号”之有“表功名德，号令臣下”的政治性功能，并完成了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名教”建构。以上种种，皆可视作对董仲舒名学主张的细化与发展。

另一方面，两汉经学尤重名物故训与字义训释，而以董仲舒“深察名号”的主张为其先声。《白虎通义》以减省章句、统一经说为目的，采取了“以礼名为纲”的编纂体例，并以正定名物度数为具体内容，体现出“正名”观念在经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许慎《说文解字》更是确立了由文字通达经义的基本方法，所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声训在汉代的发展亦相当可观，班固《白虎通义》、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著作中的声训之例可谓举不胜举。

除却上述以儒家为主轴的文本与思想，应劭作《风俗通义》，有“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之效，亦体现了为政必先辨正名物的旨意。三国时期，刘邵作《人物志》品评人物才性，其核心仍然是“循名责实”，故被《隋书·经籍志》归入“名家”。总之，汉代名学无论是落实于政治教化，还是下沉为字义故训，都体现出实用化的特质。自董仲舒乃至汉代名学观之，从经学、思想史与训诂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名”的问题皆有其合法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研究”（23CZX01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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