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章太炎“评孔”态度之转变——从“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

作者：窦建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船山学刊》2024年第3期

摘要：章太炎评孔态度发生从“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的转变，是以1906年11月《建立宗教论》的发表为标志的。此前，章太炎极力诋孔，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抨击康有为等神化孔子且宣扬孔教、为革命提供必要性论证、为传播其思想清理障碍。待其“真如”哲学初步成熟之时，章太炎便转向以褒孔为主，意图借此宣扬其新哲学即“真如”哲学与孔学“精髓”以服务于革命。具体言之，章太炎转向褒孔为主有以下原因：他认为孔学之精髓是史学，史学作为国粹可激动种性；基于古文经学、“真如”哲学立场来相对客观地评说孔子、孔学，符合其本愿；孔学的核心精神即“依自不依他”与其新哲学高度契合，可为传播新哲学、增进国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扬孔学亦有助于团结崇信孔学的革命力量。

关键词：章太炎； 孔子； 评孔

自儒学于汉武帝时跃升为官方正学后，如何评价孔子，就成了一个事关中华政教之根本的重大问题。清亡以前的两千余年中，代表道统、学统之孔子，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有崇高地位。然而，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甲午战争的失败，更使得有识之士抛却了单纯从器物层面革新中国的想法，开始从政治、文化层面对中华政教体制进行反思。而作为学统、道统之代表，孔子不可避免地成了被评判的重要对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世人对孔子之评价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旧有的孔子圣人形象逐步崩解，传统经学时代随之结束，新子学时代到来。而章太炎则是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谓开风气之先。因此，彻底理清章太炎评孔一事的来龙去脉，对从整体上把握章氏孔子观及其历史影响，对研究清末民初士人群体如何借重建孔子形象来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章太炎评孔问题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但由于未能对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学界之研究仍存在一个重要欠缺：对章氏在1900年7月至1914年初之间的评孔态度认识有误。事实上，静态的“褒贬兼具”或“以贬为主”，并不能精确概括章氏在此时段内的评孔态度。由于政治形势和章氏自身学术、政治思想之变化，在此时段，章氏对孔子之评价发生了从“以贬为主，以褒为辅”到“以褒为主，以贬为辅”的转变。同时，符合章氏评孔态度之变化实际的分段及定性应为：1900年7月以前，“尊孔”；1900年7月至1906年11月，“以贬为主”；1906年11月至1914年初，“以褒为主”；1914年初至1936年6月，“尊孔”。其中，维新变法阶段及1914年初以后章氏的评孔态度及其形成原因、章氏评孔之历史影响和重大意义等皆已大体被学界所揭示。本文所论主要涉及上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间评孔态度之转变。在展开具体分析前尚需说明：此处所言之褒是指章氏基于其古文经学、“真如”哲学及弘扬国粹之立场，对孔子所做的正面评价；所言之贬是指章氏主要基于其政治、学术诉求，对孔子所做的负面评价。此外，笔者对章氏在此阶段所撰写的、涉及评孔问题的主要文献，进行了简略梳理：《訄书》重订本之《订孔》(1902年5月）、《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1906年7月）、《诸子学略说》(1906年9月）、《革命之道德》(1906年10月）、《建立宗教论》(1906年11月）、《人无我论》(1907年1月）、《答铁铮》(1907年）、《原经》(1909年11月）、《原道》(1910年6月）、《辨性》(1910年6月）、《驳建立孔教议》(1913年初）。接下来，笔者将结合上述文献解析章太炎在1900年7月至1914年初之间评孔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一、“以贬为主”：1900年7月至1906年11月章太炎的孔子观

《訄书》重订本之《订孔》《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以下简称《演说录》）和《诸子学略说》，集中体现了章太炎在1900年7月至1906年11月间对孔子之基本态度，即“以贬为主，以褒为辅”。其中，《订孔》的出现，标志着放弃改良、走向革命的章太炎对孔子之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批判康有为神化孔子、设立孔教会并认孔子为教主和为百世立法之素王，章太炎在《订孔》里一改往日对孔子的尊崇态度，转而走向贬孔。观彼时改良派言论，便可知此言不虚。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康有为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 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中写道：“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及刘歆起，伪作古文经书，托于周公。于是以六经为非孔子所作，但为述者。唐世遂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于是仅以孔子为纯德懿行之圣人，而不知为教主矣。近人遂妄称孔子为哲学、政治、教育家，妄言诞称，皆缘是起。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1]97-98正因康有为将孔子奉为教主，章太炎才会借贬孔来影射康有为等改良派。

在《订孔》里，章太炎借远藤隆吉之口指出，正是因孔子声望、地位极其崇高，后世国人才自认不及、谨守教诲，不敢推陈出新。其言下之意便是，唯有打破孔子之独尊地位、降低其声望，而不是奉其为教主，国人方可自信其能，从而尽展其才、踊跃创新。同时，章太炎认为，孔子的声望被高估了，因此，盲目尊孔是不合理的。他指出：“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2]324第一，六经并非仅有孔子通晓，道、墨两家也熟知六经。只因老子、墨子不屑于去删定六经，才使得孔子借此获得了很大声望。第二，孔子的学术水平并不是很高明。《论语》表意不清，学理幽晦，《三朝记》等则存在颇多自相矛盾之处。第三，孔子比孟子更精通历史，但在德性上却不如。与孟、荀相较，孔子在才能上更胜一筹，然而在道术上却比不上孟、荀。孔子的声名之所以会超过孟、荀，是因为世人更看重才能。第四，东周之时，《连山》等先王经典业已失传，墨子无力支撑局面。老子也失其所守，这使得官吏无法可依。此外，荀子虽强过孔子，却未被重用。正因墨、荀等功业未就，孔子才得享盛名。

章太炎还将孔子降格为与刘歆等同的“良史”，即优秀的史学家。当然，他觉得，与其他诸子相比，在左丘明辅助下删定《春秋》的史学家孔子，仍然如北斗般崇高，值得众人敬仰。最后他指出，以孔子为首的儒者，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并践行了老子之术，此术即彷徨于压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名义上是为了实现大道，实则为权力服务。不过，孔子等儒者虽效仿、践行此术，但并不能将此“奸诈”之术的创设归罪于孔子。可儒家毕竟效仿、践行了此术，所以应当被批判。联系康有为之举可以推知，章氏此言亦有影射康有为等改良派之用意。

总之，在《订孔》里，为论证革命尤其是思想革命之必要性，亦为影射康有为等，章太炎以还原孔子真面的名义，对孔子颇多诋毁。这一对孔子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了1906年11月前。需注意的是，从1903年夏到1906年夏，他曾因苏报案被关押在狱中，批孔之事亦随之中断。及至出狱时，其思想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革命路径的思考也更为清晰，批判康有为等改良派之最终目的也更为明确。这突出体现在《演说录》里。因此，在《演说录》《诸子学略说》中，其批判孔子、孔教除了为影射康有为等人外，还有两重宗旨，即为宣传其“真如”哲学和讲明并弘扬孔学之精髓清理障碍。

发表《演说录》前，章氏思想有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尊荀走向了“转俗成真”[2]246。他说：“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2]245正因在狱中受到了唯识学、华严宗的感召和启发，他才逐步于第三次旅日期间构建并完善了主张“以自识为宗”“依自不依他”的“真如”哲学。当然，在发表此文时，其“真如”哲学远未成熟。

但恰是于此，他首次明确提出，要借助“宗教”与“国粹”来提振世风、培养国人民族主义精神，以成就感情，促进革命事业。要推动革命，“第一要在感情……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2]137。此处所言之宗教是指其“真如”哲学，而非孔教；所言之国粹，是指广义的历史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等；所言之道德，是指自尊无惧、忘却私利、敢于为国家民族牺牲性命的革命道德。他认为，唯有“真如”哲学才能增进国民之道德，为革命事业服务。

既然唯有“真如”哲学及国粹等方可成就感情，使人不惧生死、卓然独行、为革命献身，那康有为等所言的孔子、孔教，甚至是康有为等人，自然被他视作障碍，成了其所批判的主要对象。他指出，首先，孔子最是胆小、志气不足，虽想改变时局，却只是以帝师王佐为最高目标来培养弟子；其次，孔子、孔教最大的问题是使人耽于富贵利禄无法自拔，而追求私利恰恰会腐蚀革命者的心灵。因此，于革命而言，孔教断不可用。由此可见，章氏是站在康有为之对立面来思考宗教、哲学问题的，康有为神化孔子并提倡孔教以推进改良、立宪，章氏则主张破除迷信并建立“无神”“无我”“无生”之“真如”哲学以服务革命，并对孔子、孔教大加批判。

此外，正是在1906年，“光绪帝下诏抬升孔子祭祀的地位，与祭天同列，可见孔子之尊荣已达历史之极……加之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康有为准备在 1907 年元旦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3]103-104。同时，“梁启超抛出了新的尊孔论。这种新尊孔论鼓吹孔学‘优胜’于先秦诸子，并改变了他的老师康有为那种把孔丘神化为‘通天教主’的粗鄙宗教形式，力图给孔教披上资产阶级‘文明’和‘自由思想’的新装”[4]68。所以，章氏稍后又专门撰写了《诸子学略说》，披着学术之外衣，对孔子大加批判，并极力影射康有为等人。在此文中，他批评孔子时用词更为尖锐。甚至可以说，《诸子学略说》是章氏贬孔的巅峰之作。

先看贬孔部分。首先，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2]296，此处大意与前述《演说录》之语相似。其次，章氏认为，孔子是哗众取宠之辈，是不事劳作、摇唇鼓舌、搬弄是非、巧言谄媚之人，迷惑了君主，又诱使天下士人背离根本、佯装孝悌，汲汲于功名利禄。再次，他认为，孔子倡言中庸，提倡随时而行、应事而变，恰恰说明孔子是污邪诈伪、湛心利禄之人，是比乡愿更为可怕的国愿。此外，践行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思想，虽便于行事，但会使人不够坚定，容易被利禄所诱惑，还会使人思想混乱，缺乏立场，遇事模棱两可。总之，用孔子即儒家的教化方式，并不能培养出艰苦卓厉之人，即不能培养出革命者。

他再次提到，孔子的权术是从老子处学来的，热衷于当王佐的孔子，也算是继承了其师之志向。在《订孔》中，他曾言“本老氏之术，儒者效之，犹不若范蠡、张良为甚”[2]325，但在此处，他竟说孔子的权术比老子还要厉害。同时，在《订孔》里，他只提到老子丧其征藏，而在此处，他直接将孔子视作老子丧其征藏的罪魁祸首。此外，章太炎还认为，孔子因儒、道形式有异，并不想明言老子是其师。他还担心老子揭穿他，于是便暗示、胁迫老子离开中原，胆怯的老子只能顺从。毕竟老子也担心孔子加害于他。恰是因此，胸有不平的老子才会西出函谷，并在“无儒”之秦地，写下《道德经》来揭穿孔子。章氏还推测，若老子在东夏时已写出《老子》，便会有杀身之祸。他的依据是，孔子为了争名诛杀少正卯，那自然会为争名杀掉贤于自己的老师。而后，章氏总结道，从孔子对待老子之刻薄，就可看出孔心术不正。有学者曾指出，讲求无征不信的章太炎，之所以会编造此段故事，是为了影射康有为。

最后，章氏再次重申，儒者热衷于追逐名利，所以会充当纵横家，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他还认为孔子是田常弑君一事的主谋，而孔子“沐浴请讨”，只是为了获取好的名声，所以，孔子是极端奸诈之人。并且，孔子和子贡正是游说行为的倡导者。

再看相对客观地评孔即褒孔部分。首先，他对孔子删定六经的性质，做了更为明确的界定，“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2]295。也即是说，六经就是史，删定六经的孔子，只是一个与司马迁和班固类似的史学家。其次，他提到孔子博学多能且以忠恕教人，即他认为孔子还是教育家。最后，他指出，孔子在破除鬼神迷信而使人们专注于人事、开启私学之风以教化平民等方面的功劳，是冠绝千古的。但是，章氏又转而强调，功劳只属过去，因孔子而起的热衷于富贵利禄和竞相前进的流弊，仍对现实有不小的影响。这亦是对康有为等人之影射。

总之，为了批判康有为等改良派，也为给宣扬革命和自身理论扫清障碍，他极力贬孔。在他的极力贬低、刻意塑造之下，《诸子学略说》中的孔子俨然成了一个名实不符、德行有亏、趋炎附势、搬弄是非、志向不高、缺乏胆略、污邪诈伪、与纵横家类似的国愿。这种无端指责早已超出了学术探讨之范围，而纯是出于政治之目的。恰是因此，章氏晚年时，对其早年贬孔之举颇感自责，对其言论产生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并承认是因对康有为孔教之说极为不满，才“激而诋孔”。

当然，章氏也对孔子的历史功绩有所肯定。但此种肯定，已与传统士人及今文家康有为对孔子的肯定大相径庭。在章氏的“肯定”下，孔子之神圣性已被完全解构，其与一般历史人物并无根本区别。换言之，已被降格为诸子之一的孔子，只是一个博习故事、博学多才、有不小学术贡献和一定政治功业的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作为重要历史人物，他的贡献则在于删定六经、破除鬼神迷信以使国人专注人事、开启私学之风以教化平民等。而且，由下文可知，章氏亦将孔子判定为哲学家。可见，现代之孔子形象已在章氏相对完整的理论建构下得以基本确立。

二、“以褒为主”：1906年11月至1914年初章太炎的孔子观

然而，若只停留在《诸子学略说》里，将“以贬为主，以褒为辅”认作章太炎在此时期所持之评孔态度，则与事实相背。在批孔顶峰期过后，从1906年11月起，一直到1914年初，章氏均在以“以褒为主，以贬为辅”的姿态来论说孔子。在前一时段为数不多的褒孔及论说孔学之精髓的言论，开始被基于“真如”哲学及古文经学立场的章氏充分展开、反复宣说，并加入了新的成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章氏在前一阶段批评孔子与孔教，归根到底是为了给推进革命和宣传自身理论扫清障碍。等到新思想初步成熟即《建立宗教论》发表之后，宣扬新哲学、阐明孔学精髓即史学之内涵与价值，自然成了章氏的工作重心。其中，宣扬其新哲学更是重中之重，而借贬孔以凸显“真如”哲学之功用、抨击康有为等，则是次要任务。具体而言，在通晓孔学的章氏看来，孔学的精髓是包含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的狭义的史学，同时，狭义的史学作为中华国粹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培养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怀，使民众既知主义之可贵，亦知民族之可爱；基于古文经学与“真如”哲学立场，来相对客观地评说孔子、孔学符合其本心；孔学之核心精神亦与“真如”哲学高度契合，可为传播新哲学、增进国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扬孔学亦有助于团结崇信孔学的革命力量。

这一转变始于1906年11月《建立宗教论》的发表。《建立宗教论》是章氏写就的第一篇全面阐述其“真如”哲学思想的要论，它的出现，是其“真如”哲学思想初步成熟的标志。在此文里，章氏对其所理解的唯识三性进行了系统解说，并以此为标准，对东西方宗教、哲学诸家进行了全面衡量，阐明了强调“以自识为宗”“自贵其心”之“真如”哲学的基本内涵和优胜之处，以及为何要借此来增进国民道德、推动中华复兴。而孔子作为儒家之创始人，也在被衡量之列。同时，孔子及其思想也开始被章氏自觉地纳入其“真如”哲学体系，并被用来为其推广新哲学服务。但他也指出，单纯依靠孔学并不足以教化当时之国人。这是因为，崇信“真如”哲学的章氏，一方面可能确实认为孔学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借贬低孔学的教化作用来凸显“真如”哲学的价值。

在此文中，第一，章氏谈到，士人因其学问出自孔子，所以才对其加以礼拜，这是最为清净的一种崇拜，而佛教之崇拜亦是如此。可以说，章氏此语既捍卫了佛教，又间接指出了读书人礼拜孔子时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即不可神化孔子，也不可怀着求福之心来祭拜孔子。这显然是在针对康有为。第二，章氏指出，孔子之言论，教化生活在东周至曹魏之间的中国人尚且可以，若要拯救清末之民德，则必须依靠其所倡导的主张“无生”“平等”的“真如”哲学。但不论如何，章氏肯定孔子思想具有化民成俗之功效，并承认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孔子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章氏认为：“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则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熔之世也。于此有学者出，存其德音，去其神话，而以高尚之理想，经纬之以成学说。若中国之孔、老，希腊之琐格拉底、柏拉图辈，皆以哲学而为宗教之代起者。”[2]169即孔子作为哲学家，为中国人破除了旧宗教及鬼神信仰，并保留了其中的道德规范，且以高尚理想为指引，以人文理性为底色，将其学理化，使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从宗教转变为了哲学。这一说法也具有开创性意义。

总之，章氏一改激烈批孔之立场，转而以相对客观的学术态度来看待孔子及其思想，虽说其核心关切仍在宣扬其“真如”哲学上。在其看来，孔学虽不能适应当今世界之潮流，但仍有不可磨灭之贡献。

之后，在《人无我论》中，章氏阐释了“破除我执”思想。他指出，能证得无我，平等的大慈悲心才可出现在世间，进而带动世人提升德性。在文章里，他改造了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说，并认定孔子亦主张其所理解的“无我”，开启了“以佛释孔，会通孔佛”之尝试。章氏道：“此方古志，本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儒者优柔，故孔子专以循礼解之。推其本意，实未止此。《传》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是则克己云者，谓能杀己云尔……夫使执此形体以为我，礼云仁云，皆依我起，我既消灭，而何礼与仁之云云。故知其所谓我者，亦即阿赖耶识。彼虽不了此识，而未尝不知识所幻变之我。其意固云：仁者我之实性，形体虽亡，而我不亡，故仁得依之而起。”[2]175-176简言之，“克己复礼为仁”是指仁是我之实性，形体虽已死亡，但我即阿赖耶识则不亡，因此仁才得以依我而生起。章氏为佐证其说，将“克己复礼为仁”阐释为“以求证实性而死”[2]176，还以倡导“无我”之孔子也很难不惊觉和注意到彼此有殊，来证明破除“依他起之我”最为困难。“然而惊觉审谛，彼此有殊，虽仲尼、墨翟辈倡说无我，于此犹与常人不异。则知依他起之我，其难破为最甚矣。”[2]178当然，章氏所言之“无我”，与孔子之“无我”即不固执于我见有很大差别。

总之，比在《建立宗教论》中更进一步，在《人无我论》里，章太炎将孔学塑造成了与其“真如”哲学之内在精神高度契合的学说。这无疑表明了彼时其对孔子、孔学之认可。

而在《答铁铮》一文里，除点出孔学与“真如”哲学之精神相契合外，章氏还对孔子之功绩做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并指出了孔子所传之史学的优长之处。当然，他仍认为孔子与孔学存在一定问题。概而言之，此文中章太炎的孔子观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太炎认为，孔子及其后学皆具“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2]180之精神。而“自贵其心”恰是章氏所创之“真如”哲学的核心思想。换言之，孔学与“真如”哲学在关键处可以互通。此外，章氏并未像前期一样，认为孔之思想于革命无有助力，而是指出，主张以孔学之一种即阳明学救世的人，若想达成目的，就必须同时修习佛法或刘宗周之学。章太炎这样讲，也是出于推进革命之客观需要，毕竟彼时的多数国人仍崇信孔学。因此，认可孔学之作用并将其与“真如”哲学相会通，颇有助于提升“真如”哲学之影响力，团结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

第二，章氏从其古文经学之立场出发，认为孔子本人所传学术之中，应被重视的只有历史。而推崇孔学之人，应当摒弃孔学中教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学问，只需取用、学习史学即可。同时，六经本就是孔子所传的记载历史的经典，《史记》《汉书》等皆继承了孔子所传的史学。如果拘泥于《公羊传》的取义之说，只以三世、三统等大言空言煽动他人而摒弃历史，便会大大违背孔子之教诲。他言此，明显有针对康有为及其同党的意味。此外，章氏还指出，孔子所传史学在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怀上具有极大价值，它可以使民众既知主义之可贵，又知民族之可爱。

第三，章氏对孔子破除鬼神迷信这一功绩，做了细致解说。在他看来，孔子正是“依自不依他”精神的首倡者和杰出代表。而且，恰因孔子使国人养成此精神，佛教才得以在中国传播并发扬光大，所以孔子居功至伟。他甚至说，世上若无孔子，佛教便不会盛行。章氏还对其评孔言论做了回顾，并认为孔子本就是多面的，因此他在此处对孔子大加褒扬并不奇怪。同时，他指出孔子虽未明确破除鬼神，但他的学说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相似，而泛神恰是无神的委婉说法。他还认为，孔子所言之天并非指鬼神，所说的“如在”，则是指鬼神本来便不在。并且，自孔子暗破鬼神、公孟明破鬼神之后，中国士人已不再为鬼神所迷。

而在《原经》一文中，章氏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对康有为等今文家的主张进行了针对性批判，并心怀温情与敬意，相对客观且集中地评述了孔子思想及其历史功绩。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等所提出的素王孔子“端门受命”，作《春秋》以“为汉制法”甚而是“为百世制法”之说进行了集中批判。他认为，如果孔子真想为汉制法，直接“作一通书”[2]285即可，而不需借助“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2]285的《春秋》。况且，“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2]285他们只是“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2]287，且“为汉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2]287。在章氏看来，孔子删定《春秋》只是“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劝善”[2]285而已，并无制法之意图。近世康有为等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在为百世立法，这很是荒谬。他指出，“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2]287，圣人只能因时损益，而不能为百世预制法度。他还以司马迁、班固为例，说明董仲舒对《春秋》的评价并不特殊。即不光是《春秋》有义例，许多史书亦有。

其次，章氏阐释了孔子所传之《春秋》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以及孔子的巨大历史贡献。第一，孔子删定《春秋》，纠正了前人记载历史时阔略无次、不循凡例的毛病，使得“东周之事，粲然著明”[2]286。这为后代史学家提供了典范，“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讫于今兹”[2]286。第二，孔子“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2]286，才让“民无携志，国有与立”[2]286。即孔子删定《春秋》等，并将其广布于天下，方使得中华民众能继承前王之志，使得中国能在保持其国性的情况下长久存续。换言之，孔子之所以“奇伟尊严”[2]287，值得世人景仰，是因为其让中国避免了亡国灭种的灾难。若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2]287。而孔子所传《春秋》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其“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2]287。也恰是因此，章太炎感慨道：“《春秋》之绩，其什佰于禹耶！”[2]287。第三，章太炎强调：“《春秋》之况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帱持，岂虚誉哉？何取神怪之说、不征之辞，云为百世制法乎？”[2]287也即是说，删定《春秋》的孔子功劳本就十分巨大，人们根本没必要采纳神怪之说、无证据之言辞来凸显孔子之功绩，将其塑造成为百世制法之素王。

最后，章太炎展开严密论证并指出，康有为等所提出的“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站不住脚。

此外，在《辨性》里，章太炎再次会通孔佛，指出“克己复礼”与佛陀所讲的“忍辱”，皆是在讲“自胜”即战胜自我的道理。“上礼者，固以自为。惟孔子亦曰‘克己复礼’，浮屠有‘忍辱’，皆自胜也。”[2]221

由此可知，1906年11月起，章太炎一直秉持着“以褒为主，以贬为辅”的评孔态度。而且，与学界认知有异，此态度一直延续到了1914年初。如章氏在1913年初所撰写的《驳建立孔教议》里，在大力褒扬孔子破除鬼神及“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2]237等历史贡献的同时，仍对孔子有所批判。此文中的多数观点虽可追溯到维新时期，但若认为“此文实际是章氏对辛亥前孔子观的一次总结”[5]139，则有失偏颇。而且，此文也并非像李昱等所认为的那样，是章太炎评孔态度从“以贬为主”转向“尊孔”的标志。

三、章太炎评孔之特点、影响与意义

实际上，章太炎对孔子之态度从“以褒为主”转向“尊孔”是在1914年初。1914年2月21日至6月16日，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龙泉寺，在困厄之中他重读《论语》，并“以庄、佛证孔”，深切感受到了孔子之伟大。由此，其对孔子之态度又从“以褒为主”演变为“尊孔”。正如他在《菿汉微言》里所讲，“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在于生生，生道济生，而生终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之谈。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2]245-246换言之，章太炎在首次体味《周易》之爻象、重读《论语》并“以庄证孔”的过程中，对文王因对无穷之“生生”生起忧患而创作《周易》、对《论语》之义理及其伟大性、对孔子所言之耳顺和绝四的内涵等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由此，章太炎意识到，孔子并非仅仅是一个功济生民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位阶卓绝的重要存在。他甚至认为，“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冥会华梵，皆大乘菩萨也”[6]37，也即孔子与文王、老、庄一样皆是圣人，只不过章氏所言之圣人，与古代儒家及康有为等人所言之圣人颇不相同。但正是基于此一转变，加之其对孔学、国家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才会在其生命后期，推崇“修己治人”之学，并将“尊孔读经”作为其最重要的事业。

综上所述，出于政治与学术上的双重考量，以《建立宗教论》的发表为转折点，章氏评孔之态度确乎发生过从“以贬为主，以褒为辅”到“以褒为主，以贬为辅”的变化。在前一阶段，章氏极力诋孔，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抨击康有为等人神化孔子且宣扬孔教以捍卫清朝统治、为民族革命提供必要性论证、为传播其思想清理障碍。其褒孔则主要是基于学术上的考量，章氏明白，孔子作为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其历史功绩难于抹杀。待其“真如”哲学初步形成即《建立宗教论》发表之时，他便开始以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孔子，努力阐发其学术的内在价值，并转向以赞扬孔子为主，意图借此宣扬“真如”哲学、史学等以服务于革命。具体而言，章太炎认为，第一，孔学的精髓是史学，史学作为中华国粹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激动种性，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第二，作为通晓孔学的古文经学家，基于古文经学与“真如”哲学立场来相对客观地评说孔子、孔学，本就符合其本愿；第三，孔学之内涵与“真如”哲学高度契合，可为传播“真如”哲学、增进国民道德提供助力；第四，宣扬孔学亦有助于团结崇信孔学的革命力量。而其贬孔则一方面是出于抨击康有为等人之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凸显“真如”哲学之功效。毕竟，对“转俗成真”后的章氏而言，能使人忘却私利、敢于牺牲的“真如”哲学，才是其所崇信的。当然，也不排除其确实认为孔学不足以改变世风，增进民众道德。总之，在后一阶段，章太炎对待孔子之态度较为理性、温和，在评说孔子时，已可做到政治与学术并重。

当然，无论是处于“以贬为主”阶段还是“以褒为主”阶段，章太炎对孔子的部分正面评价基本未有变化，只是其在这两个阶段所占之比重不同。第一，章氏始终将孔子视为具有非凡历史影响的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第二，在章氏看来，孔子之贡献在于删定六经且设立了历史学的基本规范、破除鬼神迷信以弘扬人文精神、专注人事以促进政治革新、肇始私学之风以教化平民并推动社会变革等。而且，此种评价也频频见于其尊孔时期。可见，在章氏一生之中，其对孔子之评价亦有一贯性。此种态度之形成，与其古文经学立场有着深刻关联。

由此出发，纵观章太炎一生可知，其评孔之态度经历了从早年的“尊孔”到“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再到“尊孔”的多次变化。当然，其早年与晚年尊孔之内涵、原因已大有不同。毕竟，早年之章氏主要是从古文经学立场出发来尊孔的，而晚年之章氏，则是基于“真如”哲学及古文经学等立场来尊孔，即其在晚年对孔子之评价已掺入了浓厚的佛学因素。而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变历程中来审视，便可发现章氏之经历可谓时代之缩影。近代的诸多哲人如胡适等，皆经历过如上的心路历程，即对孔子先尊崇，后贬低，晚年又重归尊崇。

但有所不同的是，章太炎可谓开近代批孔风气之先，是真正意义上的引领时代之人。由上文可知，早在20世纪初，他就发出了石破天惊之语，以极为激烈的言辞批评作为圣人的孔子，打着还原孔子真面的旗号，解构了孔子的神圣性，将孔子降格为诸子之一，并率先以完整的理论表述构造出了孔子的现代形象，即有一定政治功业的政治家、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我们所熟知的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五四”一代学人，皆受到了章氏的深刻影响。更进一步来讲，章氏对孔子神圣性的解构和对其现代形象的塑造，事实上标志着传统经学时代的终结和新诸子学时代的到来，也预示了中国哲学时代的到来。比如，章太炎“按刘歆《七略》，把周秦诸子分为十家九流，其《原道》《原名》……《齐物论释》等，逐一对各家考镜源流，辩析剔抉，融会贯通，评观得失，‘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给了胡适以颇大启发”[7]124，促使其创作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在该书的《再版自序》中写道：“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8]序章氏对时代之影响可见一斑。

而其于1906年11月至1914年初转向以褒孔为主，并在其“真如”哲学框架下重新厘定孔子的地位、贡献、学术精髓及其历史影响，进而在晚年“以佛释孔，会通孔佛”并走向“尊孔读经”，又凸显出他试图借复兴孔学来应对古今中西之争、重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努力。这在当时崇尚西学、流行批判传统的大环境中，显得比较保守、特别，但其意义却是相当重大的。毕竟，重新回归中华本位，以“我”为主来吸收西学、应对时局，本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彼时西强东弱的局面如此明显，民族危机如此深重，救亡图存的任务如此紧迫，大多数人根本来不及对此多加思考。如今，面对着“第二个结合”的历史任务，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的我们，更应积极地从近代学人身上汲取智慧，不断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4册.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姜义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章太炎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王磊.“自贵其心”与政治、学术之分途：章太炎评价孔子问题新探.湖湘论坛，2014(5).
 
[4]唐文权.章太炎在《民报》时期的思想演变.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
 
[5]贾泉林.章太炎：学术与政治互动形成的孔子观.孔子研究，2016(4).
 
[6]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7册.虞云国，马勇，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7]翁美琪.经学的衰落与诸子学向中哲史的嬗变：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转型.社会科学战线，1997(5).
 
[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